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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忽视的是,它和较晚时期基督教观点以及其对外在事物漠不关心态度之间的联系;当斯多葛哲学将其智者置于一个完全而毫无所缺,像神那样的崇高存在的地位时,看起来似乎和基督教的谦逊不相容,但由于斯多葛哲学认为其智者的优点仅仅在于使自己按照宇宙规律行事,使自己适应世界的普遍理性,这种不相容就得到了补偿。斯多葛派主张把命运当作上帝的旨意而听之凭之,个人意志应当服从上帝意志,这种宣传方式令我们立刻想起基督的教诲来。

    斯多葛派还有一种观点也是为基督教铺平道路的。不仅在犹太人中,也是在希腊人和罗马人中,在世界大帝国建立起来以前,其古代的思想方式都是根据各民族的孤立情况而具有排它和局限于其本民族的特点。犹太人认为只有亚伯拉罕的后裔才是上帝的百姓,希腊人认为只有希腊人才是真正的人,或者说才有被称为人的完备资格,至于野蛮人,也像犹太人自以为高过异族人一样,具有同样的排它性。就连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样的哲学家,也还不能完全摆脱民族偏见,从人类都有理性官能的共同性推论出人类都基本相似并互相联系的首先是斯多葛学派。

    首先把所有的人都看作是一个伟大共和国公民的是斯多葛派,这个共和国的每一个州对于全国的关系就像一个城镇的各所房屋对于全城镇的关系一样,他们就像一个生活于共同的理性法令之下的家庭一样;世界主义思想,作为大亚历山大南征北战的最美好的成果之一,是首先从柱廊 [26] (the porch)产生的;不仅如此,首先说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句话的也是斯多葛派,因为他们认为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父亲即上帝。关于上帝的概念,斯多葛派以对于宇宙的泛神论见解为基础,在通俗的多神论与哲学的一神论之间作了调和;由于他们把宙斯看作是宇宙的普遍精神,为原始的存在,而其他神祇则是他的部分和表现,他们在描述逻各斯即“道”的概念的时候,把宇宙理性描述为自然的创造力,他们就为后来成为基督教义最重要基础的概念做好了准备。同时,由于他们为了从荷马和赫西俄德中的神祇及希腊神话历史中得出自然哲学的思想,他们对之作了寓言式的解释,这样,他们就给亚历山大的犹太人和后来的基督徒在他们研究旧约以及后来研究新约中,遇到他们不喜欢其字面意义的时候,指出了一条随他们高兴赋予以另一种意义的门路。

    一种以享乐为最高的美并剥夺神祇对于世界和人类事务的全部干预的理论,尽管看起来同帮助为基督教铺平道路的精神发展路线相差很远,然而,即使在伊壁鸠鲁学说中,也并非完全缺乏和基督教相似之点。首先,特别是在哲学里,两种极相对立的倾向,如果彻底执行起来,往往会发生联系,因而,伊壁鸠鲁派的最高的善和斯多葛派的最高的善也并非像乍看起来那样的悬殊。因为伊壁鸠鲁派所理解为最高之善的享乐并非指最高的肉欲的享乐,而是指需要抛弃许多昙花一现的享受,忍受许多容易发生的痛苦的那种持久的精神宁静而言;而伊壁鸠鲁派的精神宁静乃是和斯多葛派的不动心密切联系着的。的确,伊壁鸠鲁主义者的德行本身并不是他所追求的目标,也不是借以达到和它有分别的幸福的手段,但手段是必需的而且是充分的,既不可能离开幸福而设想德行,也不可能离开德行而设想幸福。尽管对于人生外在的美好事物伊壁鸠鲁派并不像斯多葛派那样过分拘谨,但他们仍然表示,人们的真实需要是很简单的,把生活保持在这些需要的范围以内是有好处的,反之,他们也表示,如果运用理性和冷静态度,痛苦和不幸都是可以克服的。在这方面,伊壁鸠鲁派通过他们的消极方法几乎可以达到斯多葛派运用积极方法所达到的同样地步,而对于后者,当斯多葛派的严肃变为苛刻和无情的时候,前者还可以起到一种相辅相成的作用。斯多葛派不懂得什么叫同情和宽容,伊壁鸠鲁派则劝勉他们要以怜悯和宽大为怀;伊壁鸠鲁派的原则是,赐予别人以好处比受人赐予更好,这和耶稣的教训“施比受更为有福”完全符合一致 [27] 。

    希腊哲学家的这两个学派是互相对立和斗争的,通常这一派所主张的那一派就反对,这一派认为它能够维持的那一派则认为它能够驳倒,由此终于产生了一种对于一切真理是否能够被认知和证明的怀疑态度,哲学的怀疑主义和实践的怀疑主义就这样发展起来了。在这方面,人们从事哲学研究和群众的宗教信仰之间似乎比乍看起来还存在着更大的距离。但人类意识在哲学方面所寻求的最后支柱的倾圮,使之更容易接受一种想象的上帝的新的启示。当基督教兴起时甚至在希腊罗马世界的比较有教养的阶级中也可能觉察到的迷信的增长,以及被认为可能使人同神直接接触的神秘主义和新颖的礼拜仪式的采用,都是不仅旧的宗教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而且就连当时的哲学也不能满足这种要求的结果。由于这种需要得不到满足,在公元第三世纪就产生了所谓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就连在公元前一世纪,我们也已从以上所述新毕达哥拉斯主义对于犹太人的特拉布特艾森尼教派的影响中看到了这种倾向的先例。不管是在犹太人或异族人中,当时的时代精神都感觉到在和神联系方面需要有一种新的方法,在天与地之间需要有一种新的结合,作为满足这种需要的一系列尝试之一,基督教产生了,它所受到的重视,说明它有一种较之人为地设想出来的新毕达哥拉斯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思想体系或特拉布特派和艾森尼派的秘密联盟更为符合众望和更富独创性地满足这种需要的能力。

    和希腊人在为基督教铺平道路方面所做的相比,我们将对罗马人所给予的支援试图从两方面加以描述。第一点是,即使在基督诞生以前的一世纪中,罗马人已将当时所知道的全部古代世界包括在一个巨大的帝国统一体之中。在这方面亚历山大在罗马人以前已经作出了先例,但亚历山大的王国,除了没有把当时的真正西方包括在内以外,它也没有作为一个统一体继续存在下来,而是土崩瓦解地分成了几个部分,而且在这些部分之间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流血斗争。在世界规模的罗马帝国到来以前,世界主义思想,把人当作人看待而不是单纯地作为希腊人、犹太人等看待的思想,不可能深深地扎下根来,同样,还必须把各部落和民族的许多不同的神祇在这个伟大的人民思想交流中联合起来,才能使关于这些神祇的概念变成关于唯一至高上帝的概念,才能使各民族的许多宗教变成一个世界性宗教。和这种变化密切地联系着的是宗教的精神化。唯一的上帝不可能是一个物质的上帝,因为对于一个一切民族的上帝来说,这一或那一民族所习惯于用以敬拜其自己神祇的仪式再也不合适了。由于罗马帝国统治通过其对于教育和制度的同化以及其在各民族和国家之间建立起来的交通上的方便,使各地区更密切地联系起来,因而基督教一旦兴起,就能够迅速而不受阻碍地传播开来。这一传播只是在此以前所发生的一切在外表方面的进一步体现。至于这一统一的另一方面则是各个民族在其独立存在、按照各自的法律和古代传统生活时所享有的幸福与舒适遭受破坏,他们不得不忍受外国统治的压力,在罗马共和国后期,特别是内战时期所施行的许多不公正的待遇。人们今世生活的痛苦加剧了,对于反抗罗马压迫的一切自然援助终于失望了,他们的心灵就转向来世,盼望获得像犹太人所希望的弥赛亚那样神迹般的援助,而从精神方面来说基督教正像是这样的指望。

    另一点我们可以认为是罗马人为基督教铺平道路所作贡献的是罗马人民注重实际的性格。即使是像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那样晚近的希腊哲学流派,他们也是更喜欢致力于道德理论的探索,但在对单纯空论或一般经院哲学思维很少兴趣的罗马人看来,哲学完全是实际的和民众的事情。在民众的理解中,不同流派和体系间的对立已不复存在。其结果是,特别在罗马人中形成了以全世界都知晓的西塞罗为其最著名代表的折中主义,尽管他在人类进步史中的真实功勋和重要性在晚近已被忽视。虽然塞尼卡 [28] 是站在斯多葛派立场上,但他也不是没有折中主义思想,从这两个人的著作中我们发现有关于独一上帝、上帝意识深植于人们心中以及人的神圣本性、其堕落及恢复等思想,其思想和表达之纯洁令人惊异,它们和基督教教义的近似,尤其是塞尼卡,曾引起了他和保罗有过联系的传说;当时各方面的一切情况都说明,基督教的出现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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