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第一瞥
刚走出船埠，不知有几十个车夫，就突然把我们围住。所谓我们，是同社的村田君、友住君、国际通信社的约翰斯和我四人，车夫二字给与日本人的印象，原不是龌龊的。那气象的良好，倒反使人见了起江户儿（即日本男儿————译者注）的抱负。可是，中国的车夫，即使说他就是龌龊自身，也绝不是夸张，并且望去全是可怪的人相。这许多车夫从前后左右一齐伸了各种各样的头大声地狂喊着什么，在初上岸来的日本妇人们，似乎要觉到不少的害怕。就是我，常被他们中的一个拉住外套的袖子时，也竟弄到要退却躲避到那长身的约翰斯君背后去。
上海城内
……打那巷子转弯，就见曾闻其名的湖心亭。名叫湖心亭，似乎是好地方，其实只是极破败荒废的茶馆。亭外的池中，浮着绿色的垢浊，几乎看不见水的颜色。池的周围，用石叠着奇怪的栏杆，我们刚走近这里，有一个着了浅葱色布服，拖着长辫子的长长的中国人悠然在池中小便。什么陈树藩将竖叛旗，什么白话诗的流行快已过时，什么日英同盟正在续缔，诸如此类的事情，在那人一定是全不成问题的。至少，在那人的态度及脸色上，有着可叫人作如此推想的长闲。阴昙的天色中，矗立在近旁的中国风的亭子，湛着病的绿色的池，向这池斜注着隆隆的一条小便————这不只是一幅可爱的忧郁的风景画，同时又是我们这老大国的辛辣可怕的象征。我把这中国人的样子注视了好一会。……
再走些过去，坐着一个盲目的老乞丐————原来，乞丐是浪漫的。浪漫主义是什么？原是议论很麻烦的问题。可是至少其中的一个特色，似乎总是憧憬着某种不可知的东西，如什么中世纪咧，幽灵咧，梦咧，女人的秘义咧之类的东西的。依这说来，乞丐比银行员来得浪漫，是当然的事了。至于中国的乞丐，那更不是寻常普通的所谓不可知。有的困在雨打的路上，有的披着破新闻纸，有的嗒嗒地舐着那腐烂得像石榴似的膝头————要之，浪漫得几乎可使人为之恐缩。读中国小说的时候，名士或神仙扮作乞丐的故事很多，那就是从中国的乞丐自然发达的浪漫主义了。日本的乞丐没有中国乞丐那样的超自然性与不净性，所以也没有中国那样的故事。……这盲目的老乞丐的样子，俨然好似赤脚仙人或铁拐李的化身。前面阶石上还用粉笔写叙着他悲惨的生平，字也似乎比我的好些，我想，必定另外有人替这样的乞丐作代书的。
通过了骨董街，到了一所大庙宇。这是在绘信片上也曾见到过的城隍庙。庙内有许多参拜者拥挤地叩着头，上香的，烧纸钱的，其数量在我想象之上。大约烟熏得太重了的缘故罢，梁上的匾额以及柱上的对联，都奇怪地带着油煤，或者庙中不染油煤的只是上面错落吊着的金色及银色的纸钱与那螺旋状的盘香，也未可知。只这一点，已和方才的乞丐一样，足令我想起以前曾读过的中国小说。至于看到左右排着的判官似的神像以及正面端坐着的城隍像，觉得和在什么《聊斋志异》《新齐谐》等书插图中所见过的完全无二。……在富于鬼狐之谈的中国小说里，自城隍起以至手下的判官鬼隶，都不甚空闲。怎么城隍替在庑下过夜的书生开了好运，怎么判官把村中著名的窃贼吓死————这样说来，似乎都是好事，但也有只要用狗肉供他，就连恶人也肯帮助的贼城隍，所以因糟蹋了人妻的缘故，被折了手或斩了头，把耻辱曝露的判官或鬼隶也颇不少。以前在书中读到这些时，似乎总有些不能承认……现在亲眼看见了城隍庙，觉得中国小说虽出于荒唐无稽，但其想象的因缘，一一可以点了头叫“原来如此”的。像那赤面的判官，难保他不作恶少的行径，像那美髯的城隍，也似乎会带了这全体侍卫，在夜空中升腾的。
……到庙前去游各种摊肆。鞋袜、玩具、甘蔗、贝扣、手巾、花生————此外还有许多不干不净的食物。人们的聚集，和日本的“缘日”相似。那面走着穿缀着紫水晶的领结定针的漂亮洋服的中国的时髦人，这面走着戴着银项圈的小脚三寸的旧式妇人。《金瓶梅》中的陈敬济，《品花宝鉴》中的奚十一————在这许多的人里面，这类的豪杰似乎也有，但是什么杜甫，什么岳飞，什么王阳明，什么诸葛亮，却似乎一个都找不出。换句话说，现在的所谓中国，已不是从前诗文中的中国，是在猥亵残酷贪欲的小说中所现着的中国了。那醉心于什么窑器的小亭，睡莲，以及刺绣花鸟的浅薄的欺诈的东方主义，在西洋也早已驱除净尽，日本也该把那除了文章轨范、唐诗选之外不复知有中国的汉学趣味，随便消灭了好。
戏台
在上海看戏的机会，只有二三次。……我所去过的剧场，一个是天蟾舞台。那是白色油漆的三层楼建筑，二楼与三楼，都是半圆形，周围用着黄铜栏杆，这大概是模仿时髦的西洋式的。从屋顶的天花板上煌煌地垂下三盏大电灯，下面满排着藤椅座位。其实，只要在中国，对藤椅子也不能不当心的，有一次，我和村田君坐在这藤椅子上，就被一向闻名过的臭虫在手上颈上咬了好几处。不过，若就剧场布置而论，大体上可以说是清爽，不致见了不快。
舞台的两旁，规规矩矩地各挂着一个大时钟（其实一个是停着的），钟下排着浓重色彩的香烟广告。台上楣间，在堆灰的蔷薇与亚坎塞斯（acanthus）的图案中，有四个大字，叫作“天声人语”。舞台或许比我国的有乐座的稍宽，也已用着西洋式的脚灯（foot light）的装置。幕是————咿呀，这幕并不是作一场一场的区别用的。全是为了更换背景，有时作了背景自体，还有把什么“苏州银行”“三炮台香烟”等广告幕来拉闭的事————似乎从中央分向左右拉的。这幕不扯开时，后面就预备着背景。背景总算是用着油画风的屋外屋内的景色，有新式的，也有旧式的。因为每种不过二三种，所以无论姜维走马，或是武松杀人，背景总是一样。舞台的左边，列着携胡琴、月琴、铜锣等乐器的中国乐师，其中常有几个是戴着打鸟帽的。
剧场坐位的等次，不论坐一等或是二等，只要自由进去就好。因为在中国的惯例，是先坐下了才付钱的，这似乎比较轻便。席既坐定，就有人来送热手巾、戏单、茶来。此外如有送西瓜子或水果来，只要说“不要，不要”就好。热手巾，自从看到邻座风貌堂堂的中国人把它大揩特揩地揩了面孔又擤出鼻涕来以后，也就暂时改为“不要”了。
中国戏剧的第一种特色，是乐器的嘈杂在想象以上。尤其武剧————有战争的戏剧，那是：几个壮汉，好像真正战斗着的样子，眼钉视着舞台的一角，一面背后拼命地敲着铜锣。到底不是“天声人语”。我在起初未曾听惯，除了用两手把耳掩住，总是坐不牢的。……可是有一点，在中国的剧场中，客席中无论谈笑，无论小儿号叫，也不觉得特别的不快。这是确很便利的地方。或者正是要使观客虽不静，于听戏上也无障害，所以用这样的锣鼓，也未可知。我在每一幕中，曾麻烦地向村田君问剧的梗概，戏子的姓名和唱句的意思，等等，而坐在左右前后的君子们，并不曾一露厌憎的颜色哩。
中国戏剧的第二种特色，是极端地不用器具。虽有背景，但不过是新近的发明。中国，戏剧原有的器具，唯有桌子与椅子而已。山岳、海洋、宫殿、道路————无论表示如何的光景，除这些配置外，永不见过有过一支直立的树木。只要戏子用力装那除去门闩的手势，观客就不得不作空间有门的想象。戏子意气扬扬地把那有流苏的鞭子一振，就要想象到戏子跨下嘶着桀骜的紫骝。日本人因为在自国惯见了所谓“能”（日本的古剧之一种————译者注）的东西，所以容易理解。只要把桌椅积叠了，说这是山，也会毫不抗拒地承认。只要戏子把片足一提，说是在跨门槛，也会作依样的想象。不但这样，并且有时于这离了写实主义约束的世界中，反会感到意外的美感。说到这里，我就记起小翠花的梅龙镇来。他扮了旅店之女，每逢跨门槛时，必在那褐色裤下勾起那小脚来，把鞋底给人看。像那小鞋底这类的东西，如果无架空的门槛，恐怕不会令人见了起那样可怜的心情罢。这不用器具的一层，因了上面的理由，毫不足使我受困。我所不快者，倒在什么盘、碗、烛盘等类的普通小器具的胡乱使用。方才所说过梅龙镇就是一例。据戏考，这戏的内容，并非当世的偶发事项，乃是明武宗微行，至梅龙镇见旅店女凤姐而悦之的故事。可是扮凤姐的所携的盘，却描着蔷薇而且有漂亮的金边。这类的品物，应陈列于近来的百货店。
中国戏剧的第三种特色，是打脸花样的繁多。据辻听花翁说，曹操一人的脸，可有六十几种的打法。脸打得已甚的，有赤，有蓝，有赭，都把皮肤完全遮蔽，一见全看不出这是化装。我在关于武松的剧中，当那蒋门神偷偷地出来的时候，虽听了村田君的说明，总以为只是假面。如果见了那种花脸，而能看出他不是带假面的，那么这人必已有几分是千里眼了。
中国戏剧的第四种特色，是颠扑的猛烈。特别地是扮下手的戏子的活动，与其说是戏子，不如称为卖武术的。他们有时从舞台的一隅，翻筋斗到对隅，或从中央叠积着的桌子上倒跌下来。大概是半裸了体着红裤的，所以看去尤像戏法师或走索者的伙伴了。
以上是旧剧的特色。至于新剧，既不打脸，也不翻筋斗了。那么真是彻底的新了吗？也不。如亦舞台所演的卖身投靠，也要观客见了那不点火的蜡烛，作点着火的想象————老实说，旧剧的象征主义，依然在舞台残存着。在上海以外，也曾观过两三次的新剧，总觉得对于旧剧，只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差别。至少像雨、雷电、昏夜等的光景，都要完全依赖观客自己的想象的。
最后关于戏子的事，所要想记的，是在台房里的绿牡丹。我去访他，是在舞台的台房。与其说是台房，不如说就是舞台的后背。台房就在舞台背后，墙壁碎破，且有大蒜臭气，那真是惨淡的处所。据村田君说，梅兰芳初到日本，最惊异的就是台房的华丽。如果和这台房相比，那么，帝国剧场的台房，真可算得了不得的华丽了。并且，中国的舞台背后，还有许多龌龊的戏子们打了脸彷徨行动，这在电光和纷飞着的灰尘中看去，真是一幅百鬼夜行的图画。在这些群鬼的行动的通路旁，乱放着箱子等类的东西，绿牡丹坐在箱子上，扮着苏三正在吃茶，假髻是脱了的，舞台上看去原是瘦面，接近了看时，却并不纤瘦，倒是一个肉感很盛的完全发育了的青年。身材比我，也确要高些。和我同往的村田君，把我介绍了以后，就和那伶俐的旦角互叙阔别的交谊。据说，村田君从绿牡丹尚为徒弟的时候，就是热心捧场的一人，绿牡丹几乎非他不能过日了的。我对他表示了“玉堂春很好”的意思，他也竟用了“阿里额托”的日本语来答我。既而————既而他作什么呢？我为了他，为了村田君，都不愿把这样的事向人公开，可是，如果不把这记载下来，那么我的介绍，就要失真，这对于读者是很抱歉的。所以只好用了直笔说————他就横过头去，翻了那红底平金的绣衣的袖子，把鼻涕擤了掠在地板上。
章炳麟氏
章炳麟氏的书斋里，不知因了什么趣味，有一个剥制的大鳄鱼爬着似的悬在壁上。那满是书籍的书斋，冷得真是所谓彻骨，四围都是砖壁，既无毡毯也无火炉。坐的不用说是那没有垫褥的四方的紫檀椅子。并且那时我所着的还是薄的哔叽的洋服。坐在那样的书斋里而不受感冒，至今想起，还以为是奇迹呢。
章太炎先生于鼠色的长袍上面穿着厚毛的黑色马褂，当然不冷，并且他所坐的是铺了皮褥的藤椅子。我因了他的雄辩，连烟也忘记抽了，一面对于他那温暖的悠然伸足的样子，又觉得健羡不置。
据风闻，章炳麟氏曾以王者之师自任，曾选黎元洪为弟子。实际上，他书案旁壁间，在那剥制的大鳄鱼下就挂着“东南朴学，章太炎先生，元洪”的横幅。可是，不客气地说，他的相貌，实不漂亮，皮肤差不多是黄色的，须髯稀少得可怜，那突兀峥嵘的额，看去几乎像生了瘤。只有那丝一般的细眼————在上品的无边眼镜背后，常是冷然微笑着的那细眼，确有些与众不同。为了这眼，袁世凯要把先生拘在囹圄里，同时又为了这眼，袁世凯虽曾把先生监禁，却终于未能加以杀害。
章炳麟氏的话题，彻头彻尾，是以现代中国为中心的政治及社会的问题。我是除了“不要”“等一等”等类向车夫说的熟语以外，什么中国语都听不懂的，替我尽通译之劳的是上海周报主笔西本省三君。
“现代的中国，不幸在政治上已经堕落。不正的公行，或比清末还要更甚。至于学问艺术方面，尤为沉滞。但中国的国民，向不趋极端的，既有了这特性，所以要使中国赤化殊不可能。不用说，一部分学生正欢迎着劳农主义，可是学生并非是国民，他们虽一时赤化，不久就会抛弃其主张罢。因为国民性————爱中庸的国民性，究比一时的感情要强。”
章炳麟氏振动着那长爪甲的手，滔滔地发他独特的议论，我只是寒冷。
“那么，要复兴中国，应采什么手段呢？这问题的解决法，具体的虽不能说，但断不能凭几上的学说产生。识时务者为俊杰，古人早已道破。不从一种主张演绎，从无数的事实加以归纳————这叫作识时务。知了时务以后，再定计划————所谓因时制宜者，结果无非此意而已……”
我倾着耳时时去看那挂在壁上的鳄鱼。终于与中国问题没交涉地想起这样的事来————那鳄鱼是必曾知道睡莲的香味，太阳光和暖水的。这样说来，我现在的寒冷，要算那鳄鱼最能知道的了。鳄鱼啊被剥制了的你，是幸福的。请悯怜我，悯怜这样活着的我！
郑孝胥氏
据传闻，郑孝胥氏是悠然乐于清贫的。某一个昙天上午，和村田君、波多君同坐了自动车到他们前，他的所谓清贫的住所，其上品远超出我所想象，是褐色油漆的三层楼建筑。庭中微黄的丛竹前，满放着绣球花。如果是这样的清贫，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也愿处。
五分钟以后，我们三人被引导入应接室，那里除画幅外差不多没有别的装饰，壁炉槛左右一对的花瓶中，插着小小的黄龙旗。郑苏戡先生不是中华民国的政治家，是大清帝国的遗臣。我看了这旗，记起某人批评过郑氏的“与他人之退而不隐者殆不可同日论”的一句来。
郑孝胥氏不久就在我们面前现出那高长的身材来。郑氏血色很好，不像老人，眼睛也青年似的炯炯有光。穿着黑色的马褂，蓝灰色的袍子，风采之好，真不愧为当年才子。他在清闲中尚有这样泼辣的态度，那么当那以康有为为中心的戏剧也似的戊戍政变中，作重要演员的时候，其才气的奋发，自可想象而知的了。
宾主谈了一会中国问题，我也煞有介事地议论了许多海阔天空的题目，如新借款团成立以后日本对中国的舆论之类————这样说起来，似乎有些欠诚实，可是在那时却并不是随口妄谈，自以为诚实地抒述自己的所见的。不过在现在想来，似乎当时自己确曾有些神志异常了。不用说，这神志异常的原因，除了我自己浅薄的根性以外，现代中国，确要代负一半的责任。如果有人不信这话，那么只要叫他一到中国就好。到了中国，不到一月，包你就想谈政治的。这必定是现代中国的空气中孕着二十年来的政治问题的缘故。像我，虽经迂缓地巡游了江南，这热狂还不易灭除。也不曾受过任何人的委托，却只是系念着那比艺术下劣数等的政治上的事。
郑孝胥氏在政治上对于现代中国已绝望。以为中国要决行共和，就难免永久混乱。可是即使要行王政，也只有待英雄出现，把当面的难局解决了才能够。这英雄，在现代，又非能处置利害错综的国际关系的人不可。如此看来，所谓待英雄出现，实就是待奇迹出现了。
在这样的谈话中，我才取出纸烟衔在口里，郑氏就立起身来燃了火柴替我来点，我大惶恐，同时觉得对待客人之道，如果和邻国的君子相较，日本人似乎要算最拙劣的了。
领受过了红茶，郑氏引导我们到屋后的庭园去。整齐的草地，四周植着郑氏从日本取来的樱花和白皮松。一隅还有一座同样褐色油漆的三层楼，说是新近才建，归其令子居住的。我踱着草地，仰视着竹林上云缝里的青空，一壁重又私忖；如果这样，我也愿清贫。
正写这稿时，裱画店恰把画轴送到。这轴就是我第二次往访时郑氏所写赠我的七言绝句。“梦里何如史事强，吴兴题识逊元章。延平剑合夸神异，合浦珠还好秘藏。”————见了这样墨痕飞舞的文字，令人不能忘怀与郑氏相对的顷刻，原来我在某顷刻间，不但与前朝遗臣的名士相对，又实已亲接了中国近代诗宗《海藏楼诗集》著者的謦咳了。
南国的美人
在上海见过许多美人。不知是何因缘，地点都在小有天。这小有天是近年物故的清道人李瑞清所照顾的酒馆，壁间现还有着“道道非常道，天天小有天”的滑稽联语，那么当时的照顾，必是很出力的了。并且，听说这有名的文人，有着了不得的胃量，一顿能吃尽七十只螃蟹哩。
上海的菜馆，大概都不十分令人快意，室与室的分界，就是小有天，也用着无风流的板壁。至于桌上的器物，即在以漂亮出名的一品香也和日本的洋食店不差什么。此外如雅叙园、杏花楼乃至兴华川菜馆。对于味觉以外的感觉，与其说是满足，倒不如说是受打击。有一次，波多君请我到雅叙园吃饭，问堂倌便所所在，堂倌说就溺在洗物场的旁边。实际上已有一个满身油腻的厨夫，在那里替我示着先例。我这次真吃惊不小。
菜倒是比日本的好。如果假充了内行人说，我所到过的上海菜馆，还不及什么瑞记、厚德福等北京的菜馆。可是比之于东京的中国菜，那么小有天已的确是好了，并且价目极廉，只须日本的五分之一。
闲话休提，我之见美人，最多莫过于和《神州日报》社长余洵氏共席的时候。地点仍在小有天楼上。小有天地处热闹的三马路，栏外车马之声不绝，楼上不用说是充满了谈笑声与和歌的胡琴声的了。我在这喧闹中，啜着有玫瑰的茶，看着余洵氏在局票上挥那健笔，觉得此身不是在菜馆里，烦忙得倒像在邮便局的长椅上坐待着什么似的。
局票在红的洋纸上蜿蜒地印着“叫××速至三马路大舞台东首小有天菜馆×座侍酒勿延”的文字。雅叙园的局票，记得确曾在角上附印着“毋忘国耻”，表示排日的气焰的，小有天的幸而不是这样。余氏在局票中的一张里，写了我的姓名，又写了梅逢春三字。
“这就是那个林黛玉，行年已五十有八了。据说，最近二十年间政局的秘密，除了大总统的徐世昌，知道的就是她一个哩。现在替你叫了，请你见识见识。”
我们————余氏、波多君、村田君和我————入席以后，先来的美人叫作爱春。这是一个伶俐的有些像日本女学生的上品的圆面盘的妓女。穿的是白织花浅紫的上衣，青磁色的有花的裤子。发似日本的垂发，发根扎着青丝绳，长长地垂在背后。额上的前刘海，也和日本少女的前发似无两样。此外，胸际还有翡翠的蝶，耳际有金和珠的耳环，臂间有金手表，很觉光耀闪目。
我大敬服了，在使用那长长的象箸的时候，也不绝地看她。可是，像菜肴的连番上席一样，美人也陆续到来。到底不能一味属目在爱春一人身上。我于是把眼转向那后来名叫时鸿的妓女。
时鸿并不比爱春美，却是，面貌带着乡下风，颇有特色。发的装束，除了扎发线用着桃色以外，全和爱春没有两样。深紫缎地的衣上，镶着银蓝交杂的五分边。据余君说，这妓是江西产，装束不逐时流，犹存着古风。可是脂粉却比以天然真面自豪的爱春远来得浓艳。我注视着那手表，金刚钻的蝶，大粒珍珠的首饰，以及右手的两嵌宝戒指，很是敬服，觉得就是我们新桥的艺妓中，也难见有这样装饰华丽的人儿。
时鸿以后来的是————这样一一写去，我也不胜其烦了。以下只把其中的二人略加介绍罢。一个叫作洛娥的，正要嫁与贵州省长王文华，王氏忽遭暗杀，至今仍为妓女，是一个很命薄的佳人。黑色花缎的衣服，除了缀着芬芳的白兰花，什么装饰都不加。这不符年龄的素朴装束，加了那冷静的眼波，很与人以凄楚之感。一个还不过是十二三岁的少女，金手镯呀，珍珠的首饰呀，在她身上，令人只觉得是一种玩具。一嘲弄她，就显出世间一般处子特有的羞耻。
这许多美人各依认了局票上客人的姓氏，环侍在我们席旁，而我所叫的娇名曾压一世的林黛玉却还未现形影。未几，一个名叫秦楼的妓女，拿着已燃着的香烟，宛转地歌出叫作汾河湾的西皮调来。妓女唱曲的时候，一般有男子来和着胡琴的。这些拉胡琴的男子不知为了什么，就是在那拉胡琴的时候，总也是煞风景地戴着打鸟帽或中折帽。秦楼唱毕，时鸿接唱。她却不用胡琴，自己弹着琵琶唱出一种寂寞的歌调。她产自江西，原是浔阳江边的人，枫叶芦花瑟瑟的秋天，江州司马白乐天所为沾襟的琵琶曲，或者也就是这样的音声哩。
林黛玉的梅逢春加入座中，已在鱼翅羹狼籍以后了。她较之我所想象，远是个近于娼妇型的丰肥的女人，面貌在现在看去，也并不觉有什么特别的美，虽施着粉黛，但能令人想象她当年的丽色的只是那细眼中漾着的秋波。可是照她的年龄————说是五十有八，无论如何，总难相信。看去至多是四十岁的人。手的丰嫩宛如小孩，指端肉隆隆地裹着指甲。穿的是镶边的兰花黑缎的衣服。耳环、手镯以及胸前悬着的装饰，都是以金为底，中嵌翡翠或金刚钻，其中像戒指上的金刚钻，竟有雀卵般大。这样的人儿不应见之于这样大街市的酒楼上，应见之罪恶和豪奢错杂的场所。譬如像谷崎润一郎的小说天鹅绒的梦中，仿佛会有这样人物。
可是，无论如何年大，林黛玉毕竟是林黛玉。她的才气，即在那谈话的态度上，亦可想见。不但如此，她过了一会儿，合上胡琴和笛唱出秦腔的曲调，其随声音迸出的力，也确足压倒群妓的。
“如何，林黛玉？”她去了以后，余君问我。
“真是女杰。最可异的是她的不老。”
“据说她在年青时，曾服珍珠粉的。珍珠是不老的药呢。她如果不吸鸦片，应该还可不老一点。”
这时林黛玉的空位上，已坐了一个新来的妓女。那是一白色娇小像小姐似的美人。多宝模样的浅紫色缎的衣服，水晶的耳环，使她越显得可爱。问她名字，答说花宝玉。花宝玉————这三字的声音从她口中发出，宛似鸠叫。我递了一支香烟给她，同时忆起杜少陵“布谷催春种”的诗句来。
“芥川君，”余君一壁劝酒，一壁呼了我的名似乎难为情地说，“如何，中国的女子？你喜欢吗？”
“无论哪处的女子都欢喜。中国的女子也漂亮啊。”
“你以为好在那里？”
“我以为最好的是耳朵。”
真的，我对于中国人的耳朵，很表着敬意。日本女子在这点上到底敌不过中国人。日本人的耳朵太平，长朵，并且太厚。其中有许多全不像耳，似不知犯了什么因果，把木菌长在脸上。细考其故，原来这和深流之鱼变为盲目，是同一理由。日本人的耳朵，一向藏匿在涂油的发后。而中国女子的耳朵，不但露出在春风中，还加以宝石的耳环等类的装饰。因此，日本人的耳朵堕落到现在的程度，中国人的耳朵因了自然和人工的关系，就呈如此的美观了。即如眼前花宝玉的耳朵，恰和小贝壳似的长得玲珑可爱。西厢记中说莺莺“他钗軃玉横斜，髻偏云乱挽日高犹自不明眸，畅好是懒懒，半晌抬身，几回搔耳，一声长叹”，大概也必定是这样的耳朵了。从前李笠翁曾详细地说述中国女子之美（偶集卷之三，声容部），而于这耳朵却无一语道及。在这点上，伟大的十种曲的作者，也不得不把发现之功让给芥川龙之介的了。
把“耳朵说”抒述了以后，我和同伴三人啜了那加糖的粥，同游妓馆。妓馆大概在横弄两侧，由余君引导，他一壁走一壁读着门前名灯，既而到了一家，就径直进去。进门就是一间龌龊的房子，有几个秽浊的男子似乎在那里吃饭。这是妓女住的所在，如果无人预先说明，无论谁也不会相信。等到上了楼，紧凑的房间中，耀着明晃晃的电灯。排着紫檀的椅子，竖着大大的镜子，这才像个妓馆。青纸裱糊的壁上，悬着好几幅字画镜框。余君和我们吃着茶，说明种种嫖界里的规矩。过了一会儿，方才的花宝玉，从里间露出形影来。我们和二三个妓女嗑瓜子，吸香烟，一壁作着闲谈。过了一会，我觉得厌倦了，在室中闲步，瞥见隔室中电灯下那可爱的花宝玉正和一个胖娘姨同桌吃着晚饭。桌上只有一只盘子，并且只是一盘青菜。可是花宝玉却似乎吃得很有滋味。我不觉微笑起来。在小有天的花宝玉，也许确是南国的美人，但是，这个花宝玉————咬着菜根的花宝玉，却于任荡儿玩弄的美人以外，还有别种东西。我在这时，才在中国的女子里，感到女性的情味。
沪杭车中
坐在车里，车掌就来检票。车掌穿着橄榄色的洋服，戴着有金线条的黑帽子。比之于日本的车掌，似乎不敏捷些。不用说，这种见解，全是我们僻见的作祟，我们即使对于车掌的丰采，也容易用我们的定规来量度。约翰·勃尔（John Bull英国人的绰号————译者注）非故意持重，就以为不是绅士，安克尔·撒姆（Uncle Sam美国人的绰号————译者注）非有钱，就以为不是绅士，剧伯（Jap日本人的绰号————译者注）呢，至少在作纪行上，如果不落旅愁之泪，不流连于风景，不费尽游子的滥词，就以为不是绅士。我们无论在何时候，总不可被这样的僻见所缚。我当这悠悠的车掌在检票的当儿，就发表了这样的僻见论。自然，这气焰不是向中国的车掌吐放，乃是说给引导我的村田君听的……
车过嘉兴，偶然去看窗外，见临水的家屋丛中，高高地架着石桥，两岸白壁映在水下，很是清澈。南画里所常有的船有二三艘在水边系着。我隔了发了芽的柳枝望那景色时，才真地感到中国的情味。
&nb...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