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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所认为的，是以巨大代价换来的，但仅此而已。
然而，倘若1839年发行部门和存款部门处于分离状态，情况又会是怎样呢？
考虑到1839年1月英格兰银行的实际状况，并假定发行职能与存款职能相分离，把12 000 000镑的证券（不是9 000 000镑，这一数量显然太少了）分配给发行部门，则这两个部门的情况有如下述： [3]
发行部 证券 金块
公众手中的银行券 18 201 000英镑
银行营业部 3 135 000
21 336 000 12 000 000 [4]
9 336 000
银行营业部 证券 金块
存款 10 315 000英镑
其它 2 500 000 9 680 000 3 135 000
一旦出现对黄金的需求（银行营业部的储户很自然地会要求兑换黄金，而且事实上他们也兑换了黄金，一至三月对黄金的需求超过了1 000 000镑），董事们很自然地就会觉得有理由出售或允许同样数量的证券流出。如果他们同时不予受理亏绌垫款的贴现和预付，他们的债务将减少同样的数量。银行券将被从银行营业部提取出来拿到发行部门兑换黄金，而公众手中流通的数量没有任何变化。可以想象，这一过程会持续到余留的银行券全都从银行营业部转移到发行部为止，而对公众手中流通的数量不会产生丝毫影响。
然而，把证券强制减少到所设想到的程度，无疑会减轻黄金外流的压力，而且可能会制止黄金的外流；但是，由于造成外流的情况错综复杂，这里所假设的这种措施是否足以制止这种外流是颇为值得怀疑的。我确信，这种措施即便可以施行，也不足以制止黄金外流；而且我怀疑这种措施是否可行。尽管董事们在充分意识到采取预防措施的重要性时作出了种种努力，尽管贴现率上升并重新规定了票据期限，但证券不仅没有像我推测在分离制度下那样减少3 000 000镑，实际上反而增加了3 000 000镑，这部分是由于进行亏绌垫款造成的。这样，由于一方面可自由支配的资本缩减了3 000 000镑，另一方面又实际预付了3 000 000镑，便会出现6 000 000镑的差额。公众手中可利用资本数量的这种突然减少，必然会给公众造成严重的不便。正如市场上信贷大量增加那样，这肯定会扰乱信用状况。
但尽管造成了巨大不便，却应该加以忍受，英格兰银行则不能不履约。
我希望这种看法给人的印象是，发行部与银行营业部分离之后，银行营业部将没有时间判断黄金外流的性质和可能的程度，但必须一出现外流的苗头就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进行自我保护。因而，若银行营业部只拥有少量储备，即只拥有迄今人们认为必须分配给它的那些银行券和硬币，则变化将是，在像1839年那样的情况下（以及像在1835年和1836年那样的情况下），所采取的制止黄金外流的措施，不管多么迅速和有力，都不可能及时有效地制止银行营业部的暂停支付；而在两个部门联合在一起的制度下，却可以赢得时间，可以从发行部门得到黄金来支持存款部门，由此可能会大大减轻黄金外流的压力，并最终克服这种压力，而不会给公众造成什么不便。
但人们会再次提出这样的问题，即究竟有多大把握最终将消除压力并维持纸币的自由兑换？
关于这个问题，我只需提及我以前发表过的观点，这些观点已被包含在发钞银行委员会报告中的大量资料、论述通货问题的各种小册子中，尤其是被最近的经验所进一步证实和加强。
在1838年春天出版的一本著作中， [5] 我曾指出：“若最近14年即1824年以来事变频仍的经验可以作为判断的标准，则似乎有充分理由认为，鉴于人们经常向英格兰银行突然提出提款要求，所以应该把不少于10 000 000镑的数目视为该银行的安全储备。”两年后，即1840年2月，根据这点我冒味地提出了下列计划。在我看来，实施该计划，可以很好地管理纸币的发行，给公众带来极大的便利，而又丝毫不会威胁纸币的自由兑换。
“我提出的计划是，当贵金属的流入趋势再次达到最高点时，英格兰银行的贴现率应稳定地保持在高于市场利率的水平上，以此逐渐减少证券，而不通过其它投资增加证券。这样做的结果将确保英格兰银行的储备重新达到10 000 000镑的数目。一般地讲 ，为了保持那一数目，英格兰银行采取任何主动的 措施增加其证券是不妥当的。根据贵金属以前流入趋势的强度来判断，英格兰银行的储备数额达到 15 000 000镑 ，这并非没有可能，但根据以往的经验，储备数额是不可能超过15 000 000镑的。结果可能是，随着我国贸易的波动，特别是谷物贸易的波动，汇兑将向相反的方向变化；金块将流出，市场利率将上升到英格兰银行利率的水平，于是便会感受到大规模储备金块的好处，因为在5 000 000镑的限度内，可听任国际汇兑或者国内需求对金块的储备产生影响，英格兰银行无需采取任何积极的措施提高其贴现率或出售公债去抑制那种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实际流通的货币数量不会减少，即便减少，减少的数量相对于金块数量的减少而言也很小，因为提取存款会对货币市场造成轻微的压力，使市场贴现率上升到英格兰银行贴现率的水平，从而又使一定数量的英格兰银行券返回流通领域，返回的数量几乎与当初因提取金块而退出流通领域的银行券数量一样多。在我国的通货价值相对于其他国家的通货价值发生变化的大多数情况中，不管这种变化是起源于我们还是起源于其他国家，国际收支差额很可能要由输出相应数量的金块来清偿。然而，如果英格兰银行的储备在减少到10 000 000镑以后还继续外流，便有理由认为存在着更广泛和更为深刻的原因引致了对贵金属的需求，就会采取措施加以抑制，这些措施一方面不会在金融市场造成恐慌和混乱，另一方面也不会使英格兰银行的储备减少到过分危险的程度。
在15 000 000镑和5 000 000镑之间变化，要比最近在10 000 000镑和零之间变化，能更大地免除金融市场的震动。
英格兰银行通过调整其证券，一般说来可以保持高水平的金块数量，例如维持此处所说的足足10 000 000镑的水平，对于这一点，不容有丝毫的怀疑。而且我认为，这样的调节甚至比维持证券数量不变或维持金块与债务的比例不变更加容易和更加切实可行。同采取后两种方法相比，金融市场反而更不容易受干扰。英格兰银行或许有机会改变贴现率的最大幅度将不会超过1％；甚至作这么小的变动，机会也很少。这样的制度，限制性较少，也就是说，在这样调节金块的制度下，亦即在像当前英格兰银行把发行部门和存款部门合在一起的制度下，要比把这两个部门完全分离开来，限制性会少一些。” [6]
写出此处援引的这段文章，已过去了四年时间，但我并未感到要对这个建议作任何修改。英格兰银行的储备已达到了我所设想的最高限额；这将使旨在维持高额储备的所有调节计划更加切实可行。反对维持10 000 000镑巨额储备的主要理由是，这种储备不产生收益，反而会减少英格兰银行的利润；虽说这是实情，可英格兰银行的地位却会更加巩固；况且这一储备数额并不比任何稳健的银行家在看到英格兰银行负有数额如此巨大而又变化不定的债务后认为它应该持有的数额大。
除了这一自然很有分量的反对意见外，在《物价史》第198页上，我还借机谈到了另外一种反对意见。这种反对意见虽然在我看来实际上毫无分量，但表面上却似乎很有道理，也很流行，所以这里值得重复一下我当时发表的意见。
“针对这里提出的储备巨额金块的计划，人们会提出另一些反对意见，其中之一依据的是这样的推测：吸引额外的数额必然会导致和伴随着不应有的过度通货收缩，其结果是物价过大幅度地下跌。
这是一种为公众着想的意见，与基于利润方面的考虑反对巨额储备的意见不谋而合。1938年春，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们试图阻止金块的流入和摆脱他们似乎认为过多的金块时，这种意见可能对他们产生了很大影响。关于当时金块的流入，诺曼先生在前面提及的那本小册子中说道：
人们很可能会发现，英格兰银行的金块储备在去年春天的最低数额和下一个兑换期开始前的最高数额之间，从7 000 000镑增加到了8 000 000镑。金块的这种流入是很不自然的，在只流通金属货币的条件下绝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其结果，不论同这种错误相比是较大还是较小，都首先是伴随着物价过大幅度地、过长时间地下跌，最后伴随着一种反作用，导致金块再次错误地过多流入。（第91页）
为什么在只流通金属货币的情况下金块绝不会这样流入，或为什么应把这看作是不自然的，叫人实在搞不懂。在我国的对外贸易急剧扩大，其中出口通常大都借助于长期信用，进口大都借助于短期信用的情况下，在我国当前限制谷物贸易的情况下，一方面会突然作巨额国外支付，要求在过量出口的商品带来收益之前输出大量金块；另一方面，当对谷物和包括外国证券在内的其他进口商品的需求停止或减少时，以前过量出口的商品却会带来收益，在这种情况下，因为缺少其他手段，金块必然成为这种收益的很大一部分，这就是1815——1816年以及1820——1822年的情况，也是1826和1838年初金块流入的情况（不考虑谷物贸易）。如果各港口在今后两三年中禁止谷物进口 ，与此同时 ，由于有益的怀疑或其它原因 ，对国外证券的需求减少 ，那很可能会出现流入贵金属的强大趋势 。 [7] 叫人不好理解的是，为什么在只流通金属货币的情况下不会出现同样强大的流入贵金属的趋势。毫无疑问，英格兰银行可以像在1836和1838年那样，通过其存款的投资，创造对国外证券的新需求，以阻止金块的流入；但如果存款部门的职能同发行部门的职能相分离，存款部门也可能会这样做。
然而有人却把所谓不自然的物价下跌，归因于流通数额的缩减，认为流通数额的缩减导致了我提及的贵金属的流入。这种假说依据的是通货价格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流通数额的缩减，在这里提及的那种情况下，会使物价下跌，物价的下跌又会导致贵金属的流入；实际上，流通数额的缩减，或更确切地说，流通数额的减少，在这种情况下是物价下跌的结果，而物价下跌则是由受贸易状况以及一方面影响供给和生产成本另一方面又影响消费的独特环境造成的。至于贵金属价值的增加，可以被认为是永久保持额外的5 000 000镑作为英格兰银行储备的结果，但根据公认的计算标准，它在流通数额中所占的百分比极小，以致不会产生任何可以感觉到的 影响，因而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这里提出来供人考虑的上述看法，导致了这样一个结论：银行业务同发行业务的结合，在由管理良好的银行指导时，同把它们分离开来相比，很可能会给公众带来多得多的便利。
我认为，诺曼先生和劳埃德先生非常明智，没有提出什么具体计划来付诸实施其把银行业务同发行业务分离开来的看法。另一些鼓吹相同看法的作家则没有这么慎重；他们提出了许多建立一个单一发行机构的计划，而且大都主张由一政府银行履行此项职能。本文不拟详细考察其中任何一个计划；但我不得不指出，就我注意到的那些计划而言，大多是粗制滥造和毫无条理的，而其中的一些又是那样的异想天开，以致使人感到近乎滑稽可笑。我认为，这些计划无一不大大夸大了所设想的好处，而大大低估了伴随着如此巨大的变化给人们带来的不便。在所有这些计划中，那些主张分离的论点都完全误解了所要取代的现行体制的机制和实际运行情况。
* * *
[1] 令人遗憾的是，发钞银行委员会1840年花费大量时间讨论叫人争论不休的定义问题，用含义模糊不清的术语把他们自己和证人搞得晕头转向但却没有对伦敦西区的银行家和货币兑换商进行调查。其实不泄露这些银行家和货币兑换商的具体交易，只稍许了解一点他们的业各，便可以使人明白，银行券用在哪些方面，英格兰银行究竟有多大的能力直接影响流通数量。
[2] 虽然1839年10月以后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外流停止了，但此后几个月却未出现回流的趋势。结果，1840年10月15日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们很正确地宣布，把票据期限从95天改为65天。1841年1月3日取消了这一规定。
[3] 这是彭宁顿先生在寄交给我的一篇论文中所设想的1839年1月英格兰银行的状况，这篇论文载于拙作《物价史》第3卷第279页至283页，此后，又转载于1840年出版的《彭宁顿致柯克曼·芬利先生的信》第97页。由于我认为彭宁顿先生深刻而准确地了解通货原理和通货的运转情况，而且关于发行部和银行营业部分离开来之后会产生的结果，我的看法同他在这里提到的论文中发表的看法不谋而合，所以我又转载于此，读者可参阅附录（D），附有他对托伦斯上校写给我的信所作的评论。
[4] 第2版注：5月6日提交给议会的法案所建议的证券数量被确定为14 000 000镑，因此，正文中的推理在考虑到这2 000 000镑的差额，不过推理所得的结论并不会由此而受到严重影响。
[5] 《物价史》，第2卷，第330页。
[6] 《物价史》，第3卷，第187页。
[7] 由于这些原因，贵金属流入的趋势一直非常强烈，以致英格兰银行拥有的金块数量超过了我所认为的最高合理数额，现在已达到16 000 000镑。但有理由认为，这个数额中有大约1 000 000镑可能是退出流通领域、用银行券替代下来的不足值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