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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对欧洲或对革命说来，路易十六的出逃是本阶段的举足轻重的大事之一。革命知道各国君主全都反对革命，但由于国王们忙于他事，革命希望至少在一段时间里能和平地推进其事业。路易十六的主动出逃加速了冲突的爆发，而冲突的直接后果就是国王的垮台。
一、瓦伦事件及其在法国的后果
费逊为王室出逃已作了很长时间的准备，消息不免有所泄露，马拉等人又不断向人们提出这样的警告。6月20日晚，忧心忡忡的巴依派遣拉法叶特前往杜依勒里宫；就在国王全家逃出宫门时，拉法叶特却还认为宫廷的守卫十分严密。这究竟是疏忽或是合谋，恰恰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情况也最不清楚 (1) 。一辆华丽而笨重的轿式马车带着王室朝夏龙方向奔驰而去，准备经夏龙转赴蒙梅迪。留在斯特内恭候王室的布叶派出了几支小分队，在圣梅内乌德前方迎接。但是，马车迟到了五个小时。1789年以来在东部地区接连发生的骚动使居民处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惊惶状态。小分队的带队军官对国王的姗姗来迟感到迷惑不解，因而下令队伍撤退。当国王一行于深夜到达瓦伦的高岗时，因找不到约定等候的驿马，被迫停止前进。出逃计划便落空了。
国王没有设法躲藏，在认出国王的人中间，除德鲁埃一人外，再没有任何人愿意或敢于采取行动。正是圣梅内乌德驿站的这位站长的坚毅和果断才决定了国王的命运。他飞马赶上停下的轿式马车后，又冲到埃尔河的桥头设防把守。当路易十六终于到达桥头时，道路已被堵住，他便承认自己是国王。警钟声把农民聚集了起来。赶到现场的轻骑兵同农民携手合作。拉法叶特的使者在天亮时赶到，宣读了议会的命令：国王必须重返巴黎。国王处在愤怒群众的包围之中，路上的情景十分凄惨。丹比埃尔伯爵前来向国王问安，竟被农民杀死。6月25日，王室再次回到了受严密看守的杜依勒里宫。
在获悉王室出逃后，议会表现的镇定堪称典范，它宣布国王停止履行职务和否决权，直接向大臣发号施令，把法国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共和国。接着，它按原定日程继续开会。但是，这一事件震动了全国，直至穷乡僻壤。大家立刻想到，国王的出逃是外国入侵的预兆。边境沿线的要塞自动开始警戒；议会于21日决定从国民卫队中抽调一百六十九个营充当野战部队。贵族们转瞬即逝的欢乐加强了群众的惩罚反应：贵族和顽固派神甫往往被无故毒打，一些贵族乡墅也被付之一炬。从此，最可怕的敌人不正是路易十六吗？群众一鼓作气把他抓了回来，他已不再是国王，而是人质。
国王出逃的消息在巴黎激起了一场攻击国王和王后的风暴，有些攻击甚至是粗俗的谩骂。共和分子欣喜若狂。科特利埃俱乐部宣称：“我们已经自由，不再有国王。”他们希望带动整个民主派，于21日要求制宪议会宣布共和国的成立，或至少在选举前对政体不作任何决定。布里索、博纳维尔和孔多塞侯爵先后表示拥护共和制。外省的一些俱乐部也不同程度地明确表示了相同的立场。但国王的归来和议会的态度阻碍了共和运动的发展；何况，并非所有的民主派都能接受建立一个没有普选制的和由拉法叶特出任总统的共和国。罗伯斯庇尔就不赞成这种主张。不少人始终想让奥尔良公爵上台，马拉则坚持必须拥立一位独裁者。罗伯斯庇尔强调，应该把路易十六交付法庭审判，迅速选出立法议会，以抛开形迹可疑的制宪议会。
制宪议会仍毫不动摇，对各种请愿置之不理。在它看来，宣布共和制就是挑起内战，为民主开辟道路，鼓励农民暴动和工人罢工，而资产阶级对今春发生的罢工还心有余悸。从出逃事件发生起，制宪议会的第一个本能反应就是指责“对国王的劫持”，借以制造一个神话，准备为国王开脱。议会的三巨头同拉法叶特实现了和解。21日晚，巴纳夫向雅各宾分子发布了“以宪法为指针、以议会为中心”的号令。接着，他又在议会指出，革命已经结束，再前进一步只会导致社会的倾覆。为了阻止业已召开的基层选民会议表达拥护共和制的愿望，议会下令推迟选举。国王回巴黎后，杜波尔和巴纳夫在幕后为国王出谋划策，巴纳夫同王后秘密通信。路易十六自己承认，他对法国的民心作了错误估计，并表示将接受宪法。7月15日和16日的议会法令决定对“劫持者”提起公诉，并宣布国王和王后无罪。
但是，15日晚，经科特利埃俱乐部发起，并取得社会俱乐部的支持，群众拥到了雅各宾俱乐部，后者同意参加一次新的请愿活动，要求议会撤换路易十六。第二天，布里索对请愿书作了最后修改，加上了“以合乎宪法的各种手段”的字样。当请愿书在马尔斯广场征集签名时，科特利埃俱乐部提出了抗议，反对增加以上的话，因为这只会为奥尔良伯爵所利用。人们征求雅各宾分子的意见，后者刚接到议会为国王开脱的法令，便放弃了请愿的计划。罗伯斯庇尔也赞成这个决定，但科特利埃分子仍坚持原议，于17日来到约定地点。他们在马尔斯广场的祖国神坛前，立时起草了新的请愿书。
群众赤手空拳地前往制宪议会请愿；在当时，即使发动起义，也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因为纯粹由资产者组成的国民卫队正积极准备镇压“恶棍”。但是，由于不久前失业的慈善工场工人加入了行动，秩序井然的请愿逐渐变成了吵吵嚷嚷的群众游行。游行队伍中不时发出威胁的言论，并出现了严重的事端：在祖国神坛下抓获的两名嫌疑分子于当天早晨被群众处死。巴依和拉法叶特在制宪议会的鼓动下决心杀一儆百。国民卫队冲进马尔斯广场，向群众开火，打死打伤多人。屠杀结束后，他们又大肆逮捕，使监狱一时有人满之患。民主派的许多出版物被迫停刊，科特利埃俱乐部也暂停活动。雅各宾俱乐部则因内部意见分歧而濒于瓦解。绝大多数议员后来前往福扬修道院另组新的俱乐部。唯有罗伯斯庇尔独支危局，挽救了雅各宾派的组织。爱国分子从此分成了两个部分。一方面是宪政派和有缴纳选举保证金能力的资产者，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准备同国王和“黑党”妥协；另方面是民主派，其中共和分子的势力将逐渐扩大，正是他们在马尔斯广场撒下了鲜血，也正是他们将主持三色旗的恐怖。
在控制了局势后，杜波尔、巴纳夫和拉默兄弟试图联合右派修改宪法。他们希望扩大国王权力，提高选举保证金，设立上议院，恢复贵族爵位，允许议员连选连任和兼任大臣。他们的图谋基本上遭到了失败，因为贵族仍顽固不化，部分爱国分子又不愿走那么远。那时，路易十六已被迫接受了宪法，并重新行使其职权。但是，人们对他的真实思想已不再有任何幻想。瓦伦事件已“撕破了面纱”。
二、皮尔尼茨宣言（1791年8月27日）
路易十六的被捕震动了整个欧洲，这在英国更触犯了人们的忠君思想。各国君主纷纷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普鲁士国王惊呼：“这是个多么可怕的先例！”西班牙首先作出反应，弗洛伊达·勃朗卡于7月1日照会法国进行威胁。对事态深感不安的蒙穆兰和努内兹大使试图缓和紧张的气氛。大使受到了申斥，并被召回国内。然而，卡洛斯四世并未坚持强硬立场，只于7月20日要求法国侨民对他宣誓尽忠，否则就驱逐出境。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利奥波德皇帝。瓦伦事件虽然使他十分丧气，但他没有犹豫：7月6日，他在帕多瓦致函各国宫廷，要求采取一致行动，以拯救路易十六全家和法国君主制；8月4日，他在西斯托瓦同土耳其谈判媾和。帝国议会再次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决定要皇帝采取行动，保护那些因法国革命而权益遭受损害的德意志王公。比硕夫斯威德看到利奥波德终于亲自出马，未经请示便赶到维也纳，于7月25日签署了原在米兰草拟的协议书。普鲁士国王于8月12日不顾许多大臣的反对，批准了协议书，并动身前往皮尔尼茨，随行的竟没有一名外交官，却有许多军官。
然而，利奥波德又改变了主意。各国君主给他的答复并不令人鼓舞。乔治三世指出，英国将保持中立，尽管他本人对路易十六深表关心。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四世和撒丁国王维克多–阿梅代三世等着奥地利先投入战争，以免本国首先挨打。只有叶卡特琳娜二世和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热烈支持一致行动。利奥波德完全明白，在同法军开战前，俄军将占领波兰，普鲁士对波兰的态度也使利奥波德感到担忧。弗里德里希–威廉于6月已通知波兰，1790年的盟约不能保证事后通过的宪法；8月9日，他又向奥地利指出，只要俄国保持沉默，他便不能就波兰宪法表明态度。
假如制宪议会废黜了路易十六，利奥波德或许会不顾一切地硬干；制宪议会表现的谨慎和温和使利奥波德有可能去考虑自己的利益。7月11日，巴纳夫、杜波尔、拉默和拉法叶特对奥皇驻布鲁塞尔代表梅尔西指出，议会即将讨论有关宣布国王无罪的报告；如果各国君主把事情闹僵，他们的臣民将从法国学到“废黜国王”的危险榜样。7月30日，巴纳夫等四人又请王后向利奥波德写了一封请求和解的信件，并派路易教士前往布鲁塞尔把梅尔西召来巴黎。
玛丽–安托瓦内特于当天就否定了她所采取的正式步骤。她在8月26日声称：“那个步骤仅是为了麻痹他们，使他们的阴谋不能得逞……我们除了向外国求援，再也没有任何别的出路，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争取外国前来援救我们，但应该由皇帝出面牵头。”利奥波德觉得，为路易十六和他自己的利益着想，还是接受福扬派的建议比较策略。他在8月20日宣布，只要路易十六接受了宪法，各国也将予以承认；因此，弗里德里希–威廉在皮尔尼茨也就不再鼓吹武装干涉。
在以上的条件下，聪明的策略应该是保持沉默，进行威胁只能导致福扬派的垮台，这恰恰正是亚多瓦伯爵所希望的事。利奥波德和科尼兹没有察觉这个陷阱。他们相反以为，发表宣言进行威胁将慑伏乱党和扩大宪政派的权威。两国君主于是决定发表8月27日的皮尔尼茨宣言。鉴于恢复法国秩序与欧洲的利益休戚相关，两国君主吁请各国国王与他们同心协力，“那时候和在此情况下”，他们将采取行动。由于至少英国始终拒绝参加一致行动，利奥波德仍保留了回旋余地。他还说，“那时候和在此情况下，我将有必胜的把握和信心。”他相信雅各宾派必定会感到害怕，因而听任法国王公把这项宣言解释成是最后通牒。
9月14日，路易十六接受了宪法，并重新就任王位。9月30日，制宪议会宣布解散。利奥波德为国王的决定感到欣慰，竭力让王后打消一切幻想。王后写道：“多么不幸，皇帝出卖了我们。”12月3日，国王亲自写信给普鲁士国王，要他出兵镇压法国的叛乱。弗里德里希–威廉答复说，他不能单独行动。利奥波德仍未放弃奥普同盟的计划，于11月重开谈判，准备最后签署协议。但对他说来，关键是要俄国作出维持波兰现状的保证。
利奥波德相信，他对制宪议会的恐吓已挽救了路易十六，因而坚持用威吓手段来遏制乱党的胆大妄为。11月12日，他再次通告各国宫廷，敦促实现一致行动。皮尔尼茨宣言被分发各国；根据各国的意见，准备在来年春天开始战争。雅各宾派的表现完全超出了利奥波德的意料之外，他们不但不在威胁面前忍辱退让，反而主动向他挑战，从而把利奥波德的计划全部打乱。
人们往往责备雅各宾派的笨拙和愚蠢，这几乎已成了老生常谈。雅各宾派固然可以向外交家请教，后者也可以告诉他们办外交的诀窍，但是，他们毕竟正确地看到，革命正面临威胁；这个威胁实际上主要来自普鲁士，而在这方面，他们恰好犯了严重的错误。当然，波兰问题一旦解决，利奥波德也可能转过身来对付他们。由于对各国宫廷的秘密一无所知，法国人势必根据流亡者的解释去理解皮尔尼茨宣言，何况宣言的作者对流亡者的解释予以默认。最后，我们不能忘记，任何干涉威胁，即使其语句并非咄咄逼人，也是一种侮辱。为谨慎起见，法国人或许应该置之不理，但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忍受这样的侮辱。
三、立法议会和吉伦特政治（1791年10月——12月）
马尔斯广场事件发生后，福扬派似乎已控制了法国政局。共和制问题已不再提起，科洛·德布瓦公开出版持王党立场的《钱拉老头箴言录》。在1791年10月1日召开的立法议会中，真诚的宪政派人士占绝大多数。杜波尔、巴纳夫和拉默以为国王和王后对他们将言听计从。他们推举了几名大臣，特别是接替蒙穆兰和杜博塔伊出任外交和国防大臣的德莱萨尔和纳尔蓬。实际上，他们的影响并不很大：巴纳夫指责反革命派擅自招收王室卫队，主张吸收部分宪政派人士组成王室管理处，国王竟不予置理。他们同拉法叶特的关系也不好；在修改宪法的问题上，拉法叶特并不始终支持他们。另方面，他们也不支持拉法叶特，而让著名的民主派人士佩蒂昂当选了巴黎市长。尤其，他们并不出席立法议会，在议会中不占有多数。据统计，二百六十四名议员属于福扬派，一百三十六名议员参加雅各宾派和科特利埃俱乐部，余下占议会一半的宪政派议员归属不定。但是，瓦伦事件记忆犹新，皮尔尼茨宣言言犹在耳，大部分议员对国王抱有不可克服的怀疑。
群众情绪仍不安定。贵族和顽固派神甫蠢蠢欲动。他们在8月挑起了旺代暴乱后，又于1792年2月组织了洛泽尔暴动。1791年10月16日，他们在阿维尼翁杀害了莱斯古雅市长，爱国分子接着以格拉西埃街屠杀作报复。瓦伦事件后，贵族外逃的现象更趋严重，特别是军官。国王在政府中安插亲信，由贝尔特朗·德莫勒维尔担任海军大臣。人们对国王的奸细和三巨头统统表示怀疑，攻击他们策划组织所谓“奥地利委员会”，从而使温和派也乱了方寸。外国的干涉威胁使怀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拉法叶特怒火中烧。指券不断在贬值。圣多明各暴乱的消息传来使本土感到愕然：混血儿居然也同白人相对抗。太子港于11月被乱民洗劫一空。革命派终于被政府的动摇畏缩所激怒；当左翼议员提出以“有力措施”恢复秩序和信任时，温和派立即作了让步。
这部分左派中有一些新人物开始脱颖而出，直到1792年6月前，他们起着决定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巴黎选出的议员布里索和吉伦特省最著名的议员维尼奥。人们当时称他们是布里索派，后来拉马丁改称他们为吉伦特派。制宪议会规定议员不得连选连任，为这些第二代革命家当选议员开辟了道路。他们有些人原是律师或报刊作家，家境清寒，但曾受过很好的教育。随着他们进入政界，他们不仅更加野心勃勃，渴望出人头地，而且对沙龙社交生活的雅兴也日渐增加。他们同造船主、批发商和银行家等商业资产者过从甚密，而商业资产者所希望的是要镇压反革命和恢复指券的比价，即使挑起一场战争也在所不惜。如果战事发生，只要它不蔓延到海外，军需商将能大量赚钱，而港口的繁荣仍不受影响。马赛和南特，尤其波尔多，是当时资本主义的命脉所在，这些港口对法国革命中的党派斗争具有极大的影响。
从其成员的社会出身和哲学信仰来看，吉伦特派似乎能接受政治民主，但他们的爱好和联系又决定了他们要求尊重财产和承认才能。布里索和维尼奥都不是无能之辈，但他们的性格比较软弱。布里索最初以卖文为生，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只是在“黑党之友”和《法兰西爱国者报》的帮助下才一举成名。他曾先后为奥尔良公爵、克拉维埃等投机商以及为拉法叶特效力。有人认为他不够清白正直，但他临死时仍两袖清风。他曾游历英国、瑞士和美国，自以为对宫廷和平民均有了解，并以吉伦特派的外交家自居。言谈诙谐和平易近人使人们觉得他和蔼可亲；交谊宽广和精力过人使他成为吉伦特派中的“忙人”。可惜他容易冲动，吉伦特之所以给人处事轻率和糊涂的印象，原因主要在他那里，虽然吉伦特派的政治浪漫主义同其大多数成员的年轻和阅历不深是完全合拍的。维尼奥的缺点更多地表现为软弱和犹豫。他诞生在利摩日的一个商人家庭里，经过长期的摸索和徘徊后，决定在波尔多开设律师事务所，并与葛瓦代、让索内、格朗日纳夫相结交。大革命发生后，他又与杜科、博瓦野–冯弗雷特等商人抱成集团，并成为该集团最好的演说家。他的一些演说往往采用充满激情的叠句形式，因而具有强烈的煽动性。他多次作为国民的代表慷慨陈词，申述吉伦特派的政策，要求革命作出关系自己生死存亡的决定。但是，讲究风雅的文人习性却使他在紧要关头行动迟缓。他在万多姆广场都登夫人（一位已故包税人的遗孀）家的豪华沙龙里和餐桌旁会商吉伦特派的大政方针；他们往往被自己的巧言令色所迷惑，因而忘记作出应有的决断。
为了说服立法议会，吉伦特派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向革命的敌人发动攻击。从10月20日起，布里索、维尼奥和伊斯纳尔把矛头指向亚多瓦伯爵，指向同国王一起出逃的普鲁旺斯伯爵以及全体流亡者。议会为此通过了10月31日和11月9日两项法令。他们还攻击顽固派神甫，这并非因为他们对《教士法》特别坚持：吉伦特派的大多数成员没有真正的宗教信念，与其说他们受到卢梭的影响，不如说他们继承了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的思想。葛瓦代后来在1792年3月26日严厉地批评了罗伯斯庇尔，指责他在向雅各宾各分部散发的一份通知中断言上帝保佑了革命。松都纳克斯大声疾呼：“不要虚伪的虔诚。”1791年11月3日，让索内含沙射影地批评了《教士法》，建议改行世俗的民事登记，并把世俗化推广至教育和济贫部门，但他仍主张保留信仰事业费。可是，杜戈在几天以前已提出了政教分离的要求。由于制宪议会在修改宪法过程中已把《教士法》同宪法分开，立法议会本可以将《教士法》撤销，但它不打算抛弃忠于革命的神甫。此外，宣誓忠于1790年11月27日的宪法已不再意味着同时忠于《教士法》，神甫们已不再有理由拒绝宣誓。尽管如此，没有一个顽固派神甫打算同意宣誓。冲突已转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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