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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六之所以出逃，是想向外国君主乞求，最终得到他们的支持。外国君主反对革命，这是任何人都毫不怀疑的。革命所宣告的和推行的原则革新了有关权利、政府和社会的全部观念。但各国间的争夺使君主们无暇顾及法国的内乱，直到路易十六主动向他们求援，他们才开始予以重视。瓦伦事件给了法国君主制致命的打击，它对革命和欧洲的关系也具有决定性影响。
一、宣传
最使国王们感到放心不下的还是革命的国际影响。他们很早就对“俱乐部分子”的宣传横加指责，并怪罪法国政府的姑息和纵容。其实，正如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一样，革命思想的传播是自发地进行的。法国的事态发展自然也刺激了人们的好奇心。无论在德国还是在意大利，纯文学报刊的读者不断在减少。法国出版商对他们所能得到的这批新主顾决不肯轻易放弃。西班牙驻巴黎大使努内兹于1789年8月指出，有人将书刊译成西班牙文，准备运往加塔洛尼亚。人们耍尽种种花招逃脱警察的追查，即使宗教裁判所对书报走私也束手无策。成千上万的法国侨民是革命的义务宣传员，旅法的大批外国人为革命宣传出力更大。
成群的外国人拥向法国，这是空前的盛况。巴泽多夫的继承人岗普司铎带着他的学生威廉·洪堡于7月14日后从德绍来到法国。因随同库克作了环球旅行而名扬四海的乔治·福斯泰从美因兹前来参加联盟节。施特拉斯堡吸引着莱茵人和施瓦本人；波恩大学教授、嘉布遣会教士欧洛格·施奈德尔于1791年到该地定居。来自英国的有丹东的朋友霍尔克洛夫脱（1789年到达），布里索的朋友、贵格会教士皮戈，诗人沃兹华斯和威廉斯小姐（1790年到达），后者不久对罗兰夫人钦慕备至。甚至从俄国也来了作家卡拉姆津，以及由其家庭教师罗默陪同的斯特罗加诺夫大公的儿子。在这些客人中，竟有不少人公开参与法国人的内部纷争。这在风行世界主义的当时是不足为奇的。革命党人以为世界的振兴将以他们为榜样，因而热情欢迎一切愿意加入革命的新人。当然，并非所有的外国人都被革命所诱惑。格里姆男爵坚持反对革命；拉马克伯爵收买了米拉波；科尔夫男爵夫人和英国人克拉福特帮助了国王出逃；《信使报》社长马莱·杜潘最后转向反革命一边。外国人中间还有一些间谍，如英国间谍埃利沃脱和米尔纳，普鲁士间谍埃弗拉姆，荷兰间谍埃尔台男爵夫人。但是，大多数外国人对自由事业怀有真诚的热情，特别是沃兹华斯。他们分别参加了“1789年俱乐部”、“雅各宾俱乐部”、“社会俱乐部”和“科特利埃俱乐部”。有些人很快一举成名，如人所共知的马拉；克洛兹男爵于1790年6月19日带领一群世界主义者来到制宪议会，以“人类演说家”的名义要求荣幸地代表世界各国参加联盟节活动。通过他们同自己祖国的联系，或者通过他们回国后从事的活动和撰写的游记，这些“爱国分子”分散地、几乎不自觉地变成了革命的宣传员。
在外国人中表现突出和惹起较多麻烦的是那些政治避难者。由于1781年和1782年的动乱，一些纳沙特尔人和日内瓦人逃到了法国。1787年有荷兰的难民；1790年又有萨瓦、列日和布拉邦特的难民。这些因深受迫害、离乡背井而满怀怨愤的人把宣传当作发泄怨气和怒火的机会。他们往往因不了解法国的情况而把希望当作现实，并以自己的幻想来感染他们的法国朋友。瑞士的政治避难者于1790年就在巴黎成立了“海尔维第俱乐都”，卡斯台拉律师在瑞士各州进行了串联。当年夏季，伯尔尼和弗里堡正式提出了抗议。
秋天很快来到了，一些民主分子似乎也想到要展开宣传。社会俱乐部的讲演者以及博纳维尔的《铁嘴报》分别发出号召，要求各国人民通过自由实现世界和平。随后，庞卡尔·台依萨尔曾试图在伦敦建立该俱乐部的分部。社会俱乐部是由共济会组织“真理之友社”创立的；博纳维尔在共济会的另一组织“苏格兰圣约翰社”中颇有影响，该社出版的小册子由施特拉斯堡市长底特里希负责向德国散发。光明异端会于1787年曾试图在法国共济会中吸收会众，博纳维尔同他们建立了联系。在萨瓦方面，革命宣传看来利用了苏格兰共济会————该组织在旧制度末年就以里昂为中心，并演变为法国共济会的一个分支组织。大革命时代的著作家往往过分强调秘密会党的影响，却不能提供任何证据。这些团体可能对革命有所帮助，但也不应过分夸大，队伍比较整齐和能起一定政治作用的会党肯定不多。总而言之，在瓦伦事件前夕，宣传正逐渐成为战斗的工具。
二、革命思想的传播
革命宣传并不一帆风顺，事实证明它所遇到的障碍是根深蒂固的。人们由于看不到或轻视这些障碍，往往把浮夸和狂热的罪名加在革命者头上。确实，攻克巴士底狱曾激起了一些贵族和资产者的热情，这种热情甚至使法国人自己也上当受骗。“向自由朝圣”的各国使者向革命党人保证，革命的拥护者遍布全世界。他们当然有权这么说，但是，革命的拥护者在东欧显然人数不多，影响不大。诺维科夫、诗人拉季舍夫、哥里津大公等少数俄国人对革命泛泛地表示同情，他们所希望的仅是由中央政权来推动革命，也许他们还等着拉哈尔普一手教育成人的、叶卡特琳娜二世的孙子的上台。女沙皇把波兰贵族当作雅各宾分子看待，因为贵族们在拉捷维尔家里设立了一个俱乐部，并且以西欧为榜样制订了1791年5月3日宪法。可是，城市的权利要求呼声不高，在柯仑泰的努力下，贵族仅接纳了几名资产者参加议会有关贸易和市镇事务的讨论。至于农民，他们得到的不过是在理论上受法律保护而已。匈牙利的局势在1790年仍十分动荡。数百篇政论以“人民”的名义要求恢复代议制和接受马扎尔语为国语。但这里所说的人民仍然指贵族。费克蒂·德·加朗塔等一些贵族对伏尔泰和卢梭赞叹不已，他们在约瑟夫二世统治期间曾是反对派领袖，但在同利奥波德二世重归于好后，却要他放弃解放农民。诚然，在约瑟夫二世和法国人的双重影响下，巴提亚尼和哈日诺齐等作家如今在大叫大嚷地反对贵族。其中有些人，如出身旧官吏家庭的拉兹科维奇以及加入了光明异端会和在巴黎同孔多塞结为好友的博学教授马尔提诺维支，表现得尤其咄咄逼人。但他们在群众中没有任何影响。这些国家毕竟远离法国，革命宣传不易达到。老实说，革命党人对这些国家也并不重视，关键在于争取邻国的舆论。邻国的敌对是极其可怕的，因为这是外国入侵的温床。在这方面，首先需要争取的是德国和英国，恰巧就在这两个国家，革命思想的传播可能获得最大的成功。
法国革命在德国无疑激起了许多达官名人的好感。其中包括一些贵族和王公，例如哥达公爵和公爵夫人，但多数是作家、记者和教授。在当时最自由的知识中心美因兹，有瑞士史学家和埃塔尔大主教的秘书约翰·弥勒以及大学图书馆馆长福斯泰；在哥丁根，有施略策尔和诗人施托尔贝格；在不伦瑞克，有米拉波的朋友毛维雄少校；在汉堡，有克洛普什托克。表现最冷淡的恐怕要算魏玛的一批文人：首席牧师赫尔德、《德意志信使报》社长维兰特和让–保尔·李希特尔支持革命；歌德和席勒首鼠两端，不肯公开反对。在易北河彼岸的基尔，大学里也分成了两派，尼布尔表示不赞成革命。在普鲁士，许多人乐于向沃尔纳的权威提出挑战，他们同《智慧女神报》编辑阿尔申霍兹、德意志丛书出版社社长尼古拉和柏林歌剧院院长雷哈德一起盛赞革命。康德和费希特这两位伟大的哲学家没有改变他们对革命的信念。即使在维也纳，启蒙运动也蓬勃高涨。唯独受耶稣会教士控制的巴伐利亚长期抵制革命的宣传。
革命宣传不是单纯的思想运动。汉堡的资产阶级于1790年7月14日举行了庆祝活动。一些报刊作家发表了言辞激烈的演讲；不久，有人控告光明异端会在准备起义。更严重的是，莱茵地区的群众正酝酿反抗。由于饥荒蔓延，城市陷于混乱，寡头统治面临着挑战。在阿尔萨斯的影响下，莱茵地区的农民开始拒绝缴纳贡赋，这种情况在帕拉丁地区和莱茵河沿岸地区尤其严重。动荡正逐渐深入德国内地：吕根岛、迈森市郊和萨克森选侯国都爆发了规模不等的土地暴动，汉堡于1791年出现了罢工。
如果比利时和瑞士的起义能为宣传助一臂之力，革命思想在德国的传播还将会更加容易些。巴黎一度曾对此寄予希望。列日主教国在1787年前局势始终平稳，随着法国消息的传来，逐渐变得动荡起来。那里的贵族比较软弱，而资产阶级却随着工业的发展变得十分强大。后来成为吉伦特派大臣的勒布伦当时在列日出版《欧洲总汇报》。在攻克巴士底狱和8月4日晚的消息传到后，群众在柏桑日、法布里和朗松内的领导下，于8月18日举行了起义。主教逃往特里尔避难，但骚乱不久又蔓延到了特里尔。工人和农民正自己解放自己，列日公国正走上自发响应法国革命的道路。这种情况固然是独一无二的，但继法国的榜样之后，列日的榜样鼓舞了比利时人反抗帝国皇帝的压迫。于1787年建立的中央集权的官僚统治激起了一场猛烈的政治风潮；至今默默无声地忍受约瑟夫二世统治的僧侣乘机起来造反。省三级会议对君命时有抗拒，布拉邦特的省三级会议于1789年6月18日被撤销。在布雷达避难的律师万代·诺脱向英国和普鲁士请求支援布拉邦特，英普两国为了使奥地利陷于困境，接受了这个请求。省三级会议完全听命于贵族，第三等级并不真正代表资产阶级。在布拉邦特，第三等级的议员由布鲁塞尔、安特卫普和卢万三大城市的行业公会所选出。但在当时，还有一个由冯克领导的改革派，这位布鲁塞尔的律师受到富裕资产阶级、部分低级僧侣和少数贵族的支持，他在列日地区组织了几支部队，由曾在法国和奥地利担任军官的汪德曼什指挥，正准备发动起义。万代·诺脱勉强接受了他们的帮助。冯克的队伍于11月偷袭了根特城；蒙斯和布鲁塞尔同时举行了起义。奥国军队于12月撤出了比利时各省。
不仅在莱茵地区，而且在瑞士德语区，阿尔萨斯的榜样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奥克什和未来的巴黎省主教戈培尔在巴塞尔大肆活动，迫使当地主教请求奥地利派军占领他被改良派逐出该城后仍保留的国土。在苏黎世，罗兰的朋友拉瓦代把新法国的拥护者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在日内瓦，“消极派”被迫同意于1789年2月和12月先后两次修改宪法。远在圣彼得堡的拉哈尔普煽动沃州和瓦莱州居民进行反抗。在联邦中左右一切的各大州感到尤其恐慌，因为它们发觉革命的火种有可能在自己身边点燃：饥荒导致了萨瓦州的骚乱，农民拒绝纳付取消领主权的赎金。萨瓦的医生杜班同许多人一起逃出瑞士，到巴黎去寻求支持。
英国的情形正相反，那里没有发生任何平民骚动。革命接触群众只能通过激进运动的介绍；革命对激进运动的复活虽然有所促进，但这需要足够的时间。统治阶级对法国人为建立立宪制所作的努力最初曾宽宏大量地表示赞同。福克斯及其朋友谢里丹、斯坦霍普、罗德戴尔和厄斯金均给予同情。边沁起草了一份司法改革计划，请米拉波交给了制宪议会。最热情欢迎革命的是那些非国教的新教徒。普莱斯于1789年11月4日作了一次布道，非国教的新教徒们接着推动“1688年革命会”向法国国民议会寄送支持信，于1790年7月14日举行庆祝活动，并与巴黎各俱乐部建立联系。他们坚持要求取得已经许诺的改革，但托利党却随着革命的向前发展而逐渐变得冷淡。皮特保持沉默。于是，非国教的新教徒的态度逐渐强硬起来。他们在1791年重建了由选举改革派成立的“伦敦宪政宣传促进会”。当时，在大多数城市，都有一些由通常不信国教的知识分子组成的团体，程度不同地主张刷新政治制度。在伦敦，站在普莱斯一边的有霍恩·图克、葛德文、托马斯·潘恩，以及女权运动的主持人玛丽·沃斯托恩克拉夫。在伯明翰，有著名的化学家普列斯特莱。曼彻斯特的“宪政会”于1790年宣布成立。苏格兰本是邓达斯的禁脔，这位大臣巧妙地使用种种拉拢和腐蚀手段，使那里陷于一片死气沉沉；如今，政治生活也开始活跃起来。然而，在瓦伦事件发生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群众受到了宣传的影响。只是在1791年末，群众才开始关心法国革命。爱尔兰的反应比较敏锐，因为自1782年以来，群众的情绪从未真正安定过。那里的天主教徒支持法国人实行宗教宽容和废除什一税。与此同时，在主权属于国民这一思想的启示下，天主教徒菲茨杰拉德和新教徒沃尔夫·汤恩提出了爱尔兰独立的要求。辉格党俱乐部在1789年已在都柏林和贝尔法斯特成立。议会领袖格拉坦竭力把独立要求限制在合法范围之内，到1791年末，他也失去了控制。
南欧各国受宣传的影响更少。革命在意大利文学界博得一些同情。例如，那不勒斯的齐亚加和戈伐尼伯爵，意大利北部的帕里尼、品德蒙脱兄弟、阿尔菲耶里等人至少在初期是拥护革命的。皮斯托亚的主教会议对教皇政权仍怀有敌意；该市的主教希比昂·李奇同格雷古瓦和凡尔赛宪政派主教克莱芒都保持通信联系。分散在各地的革命党人准备伺机而动，例如著名的邦纳罗蒂。然而，革命思想长期没有深入人心。比利牛斯半岛的情形更差；无论是自称启蒙思想之友的霍韦利亚诺斯和康波曼内斯，还是伏尔泰分子阿兰达，都不敢公开表示拥护革命。
革命党人知道意大利当时自顾不暇；认为西班牙也不在话下。因此，他们毫不害怕这两个国家。但是，他们不能不看到，在英国和德国，反动势力正与革命势力在同时增长；尼德兰的革命使他们深感失望。
三、反动势力和十字军计划
1789年的事态发展，特别是平民起义，播下了革命党人幻想的种子。他们说，人民已站了起来，推翻了暴君。他们显然已经忘记，人民只是在最后关头才加入了革命，甚至资产阶级也只是由于三级会议的召开才开始行动，而三级会议又是国王在贵族的逼迫下才同意召开的。随着土地暴动的发生，特别在制宪议会于8月4日晚通过了废除封建权的法令后，人们就能衡量出欧洲贵族为对抗极权主义而炫耀的“哲学”的价值。除个别例外，欧洲的哲学家都摇身一变而成了反革命派。出售教会财产的法令更使各国僧侣惶惶不可终日。欧洲的王公贵族从法国贵族所犯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从此不再抱怨君主的专制主义，而与国王共同努力保护他们的特权和财产。因为，一旦国王的权力陷于瘫痪，整个旧制度就会崩溃。在这些国家，资产者的力量还很薄弱，贵族采取以上的态度已足以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何况，即令资产者并不绝对否定新原则，他们毕竟害怕平民的骚乱和要竭力保护自己的产业和利益。麦考莱说过，在二十个有身份和有产业的英国人中间，有十九人是反对革命的。平民的行动稍有越轨之处，统治者便齐声叫嚷要把不轨分子镇压服帖。可见，在革命胜利之前和之后，法国在其邻国引起了完全相反的反应。
法国流亡者竭力把警报传到各国。在都灵的亚多瓦伯爵以及法国驻罗马和马德里大使贝尔尼主教和拉伏古荣公爵尽力保护他们。他们于1790年开始在特里尔选侯国集结流亡武装。但大多数流亡者仍迷恋于玩乐，以为流亡生活不久就能结束。他们一掷千金的挥霍竟使物价为之上涨。许多流亡者表现得傲慢、放肆、轻佻和糊涂，因而任何人都不喜欢他们。当地贵族把他们当作活教材，他们讲述的耸人听闻的故事充斥于报刊和书本，令人不能不信以为真。他们断言，国内同胞早已不能忍受少数坏分子的暴政，只要派出相当的部队，便能长驱直入地攻下巴黎。他们在国外的表演与流亡法国的外国政治避难者确实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尼德兰事变对革命者应该是一次极好的教育。在奥地利军队撤退后，冯克向万代·诺脱提出了改革计划：实现权利平等，改造省三级会议，第三等级代表加倍并由各教区直接选出，召开联省议会。冯克丝毫不想用法国的方式去对待贵族和僧侣。尽管他的改革要求十分温和，万代·诺脱领导的“国家派”却认为一无是处；1790年1月12日，当他们宣布“比利时合众国”独立时，“国家派”只是单纯恢复了省三级会议，然后由各省代表参加的国会负责处理政务；他们甚至不去争取列日代表的参加，而列日的革命者本可以给他们宝贵的帮助，以完成比利时的统一大业。万代·诺脱像以往一样向英国和普鲁士寻求支持，但毫无成果。同样，冯克向法国争取帮助也不成功，除了拉法叶特派几名前来出谋划策的使者外，就只剩一心想当国王的比顿·夏洛斯特公爵。冯克派在一些城市建立了委员会。资产阶级内部发生了分裂，行业公会纷纷宣布拥护旧制度。僧侣在司铎万厄本和耶稣会教士费勒的领导下，发动了一场反对改革的运动，猛烈攻击改革的目的是要推翻教会；万代·诺脱成了他们的工具。工人和农民附和了这个运动，因为冯克的改革计划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打动工农群众。同他的对手相反，冯克没有充当群众领袖的天赋。“国家派”对汪德曼什率领的“义勇军”存有怀疑，指责他们图谋不轨。最后，1790年3月16日至18日，数百名暴动者在布鲁塞尔追逐冯克分子，冯克本人被迫流亡法国。特权阶级保住了政权，但他们没有抗御奥地利的能力，只得被动地等待自己最后的失败。1790年11月和12月，奥军恢复了列日主教大公的权威，并重新占领了比利时各省。
在英国，也是教会首先发出了警报，接着是土地贵族。1790年大选时，托利党的多数地位得到了加强。关于废除对非国教的限制和改革议会制的主张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无成功的希望。皮特声称，采取这些措施将是软弱的表现，在目前形势下，应该暂缓执行。确实，这种状况维持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辉格党发生了分裂。温德海姆夸大地渲染教会所面临的危险，借以恐吓下议院，这使福克斯深感不快。接着，在议会讨论有关组织加拿大的立宪政治的议案时，伯克郑重宣布同福克斯绝交，由此引起了辉格党内的一系列分裂。在这以前，伯克已于1790年11月发表了《法国革命感想录》，这部著作已成为反革命派的福音书。他有力地指出，单凭一纸法令，不足以使人们学会行使自由权利和履行公民责任，从而把进化的概念引进到历史学和政治学的领域中去；在这方面，他不愧是个思想家。但是，他给社会的进化确定了一个限度，而这恰恰是他的著作获得成功的原因。在他看来，阶级的尊卑贵贱完全是神的安排；他谴责法国革命是大逆不道，说它破坏了全部社会等级，因为革命使贵族沦于破产。他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地看到了问题的关键和要害。伯克的成功并不妨碍他遭到了出乎意外的反驳。在持反对意见的人中间，多数只是为适应资产阶级的要求，对伯克就1688年革命和社会进化论所作的解释提出异议。苏格兰人马根多士的《高卢的要求》就是一个例子。但是，因参加了美国独立战争而享有盛名的托马斯·潘恩却独树一帜，他对政治和社会不平等的谴责，以及对国王和贵族的猛烈攻击，深深地打动了平民的心。《人权论》的第一部分于1791年发表，全书以廉价的普及本形式在全国广为发行，使群众懂得法国的榜样在哪些方面能对他们有用。
在德国，施略策尔从1790年初开始攻击法国的“暴民统治”，但仍不否定自由的原则。人们批评“哥丁根的风标”，但越来越多的报刊作家却反而站在他的一边。他们是：奥托卡尔·赖哈德、吉尔塔梅、汉诺威的秘密顾问布兰德，以及耶拿《文学评论》的主笔德国人伯克雷贝尔。在维也纳，得到利奥波德保护的霍夫曼在《维也纳报》展开了猛烈攻击自由派的宣传运动。秘密会党和大学到处都成了嫌疑对象。一篇题为《游人来信》的匿名短文指责秘密会党在法国煽动混乱。“魔笛”社因举行共济会仪式而在维也纳被查禁。最严重的征兆也许是：自由派在称赞制宪议会的改革同时，却拒绝把改革引进德国，仅仅强调要努力推动个人在文化和道德方面的进步。法国革命的直接目的————改变制度————被推迟到可望而不可及的遥远将来。这就充分表明了自由派的软弱。
舆论的转变只能有利于普鲁士自1789年前业已开始了的对启蒙运动的反动。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的全力支持下，沃尔纳不顾牧师和教授们的强烈反抗，努力迫使他们重新接受严格的宗教教规。国王下令修改弗里德里希法典，删除有损国王和容克的权威的条文。他明确表示，不准备对封建制作任何更改。在哈布斯堡王朝各国，1789年的比利时暴动以及匈牙利起义也导致了改良主义政策的后退。约瑟夫二世于1790年2月去世前，停止执行或废除了他曾采取的几项革新措施。在继承其兄弟就任皇帝前，利奥波德二世曾是托斯卡纳公国的开明君主。但他首先要保住帝国的遗产；他不得不同贵族和解，满足地方主义的要求，以便尽可能挽救约瑟夫二世的事业。为了安抚僧侣，他取消了新的祈祷文和神学院，把已被取消的修道院交回给教士管理，并答应今后不再取消任何修道院。但他仍坚持教会的世俗化，不允许破坏宗教宽容，不改变国家对教皇的独立。他恢复了帝国议会以及匈牙利和各州区的独立体制，允许比利时在平定暴动后恢复传统的行政结构；因此，在帝国的各领地，又重新出现了各行其是的松散状态。最后，利奥波德二世放弃了税务改革和土地改革；尽管波希米亚和匈牙利不断发生农村骚动，领主制仍确定不变，但已被废除的人身奴役不再复活。
在其他天主教国家，政府采取了防守的立场。1790年12月，巴伐利亚重申对光明异端会的镇压措施，甚至巴黎的《总汇报》在这里也禁止发行。同年，撒丁国王要求共济会不再举行集会，约瑟夫·德·梅斯特尔劝诱他的朋友科斯塔·德·博雷加尔投入了反动阵营。教皇敕令教徒为拯救教会而斋戒祈祷，并对不守教规的异教徒明令申斥。在意大利，反动浪潮迅速遏制了革命激起的微弱同情。共济会、冉森派和自由派统统受到报刊和学院的谴责。许多法国人被逮捕或被驱逐出境。然而，如同德国一样，意大利也有一些王公不主张采取镇压措施。例如托斯卡纳大公。西班牙的情况正相反，弗洛伊达·勃朗卡和宗教裁判所于1789年末共同决定，取缔法国书报；检查来自外国的信件和商品。霍韦利亚诺斯被流放，康波曼内斯被逐出卡斯蒂利亚省政府。法国侨民受严密的监视，卡瓦鲁斯等人被逮捕，更多的人被驱逐出境。葡萄牙的情况也是如此。一个法国人不知为了什么原因于1790年6月18日刺伤了弗洛伊达·勃朗卡，镇压于是变得更加严峻了。1791年3月，西班牙在比利牛斯沿线部署警戒部队，防止“法国瘟疫”的渗透。
伯克希望各国都这样做，希望英国政府主持旨在对付革命宣传的和平封锁。他认为，这仅是一项预防性措施。他主张对这个向野蛮倒退的民族发动十字军征讨。格里姆男爵及其顾问原瑞士医生后成为汉诺威贵族的齐美尔曼立即在德国响应伯克的创议。1791年春，当庇护六世公开谴责革命的原则时，各国国王不能不表明自己的立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也跟着宣布反对新的叛教分子。问题已到了应该解决的时候了。
四、路易十六和流亡者向外国求援
问题的提出并非仅仅由于论战的需要和国家利益的需要。流亡者和路易十六分别以公开和秘密的方式敦促各国国王采取行动。在都灵，亚多瓦伯爵曾向撒丁国王恳切陈词，他还派遣伏特勒依前往罗马和马德里。1791年5月，他在曼图亚向利奥波德二世求见。他虽然主要想乞求经济资助，但也希望奥国进行军事干涉，以支持法国南部掀起的暴乱。6月，他同波拉斯通夫人一起前往申博恩比斯特府邸，在他叔父特里尔选侯的领地定居，随行的还有一批挥霍无度的近臣，而孔代亲王在沃尔姆斯集结的渴望战斗的流亡者部队却被抛在一边，缺少最起码的供应。于1790年末为孔代亲王出谋划策的卡龙主要寄希望于普鲁士，但也不忽视奥国皇帝可能给予的支持，同时还准备以出让某些殖民地为代价，争取实现英法联盟。他认为，有了孔代的部队为外国军队开道，就能复辟旧制度。流亡者一方面对本国同胞进行声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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