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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洗城”之后。盖长安经此役后，凡非巢党，殊难苟存。端己之出长安，亦当在此相距不久之时。但即在此前或此后，大多数之避难者，其从长安东奔之路线，应亦与诗中所言者不殊。此观于平时交通之情况，可以推知者也。《北梦琐言》“李氏女条”所纪，亦当日避难妇女普遍遭遇，匪独限于李氏女一人也。由是言之，《秦妇吟》之秦妇，无论其是否为端己本身之假托，抑或实有其人，所经行之路线，则非有二，《金溪闲谈》之李氏女，即使其非从长安西奔达成都（若由此路，则唐人谓之南奔也），而从长安东奔达洛阳，但由此路线避难之妇女，所遭遇之情势，亦应有与《金溪闲谈》所述者，略相近似。据《旧唐书·杨复光传》，王重荣为东面招讨使，复光以兵会之。又据两唐书《王重荣传》，复光与重荣合攻李祥于华州，及重荣军华阴复光军渭北，犄角败贼。是从长安东出奔于洛阳者，如《秦妇吟》之秦妇，其路线自须经近杨军防地。复依《旧唐书·僖宗纪》《新唐书·王重荣传》及《通鉴》中和元年之纪事，复光屯军武功，则从长安西出奔于成都者，如《金溪闲谈》之李氏女，其路线亦须经近杨军防地，而杨军之八都大将之中，前蜀创业垂统之君，端己北面亲事之主（王建）即是其一。其余若晋晖李师泰之徒，皆前日杨军八都之旧将，后来王蜀开国之元勋也。当时复光屯军武功，或会兵华渭之日，疑不能不有如秦妇避难之人，及李女委身之事。端己之诗，流行一世，本写故国乱离之惨状，适触新朝宫阃之隐情，所以讳莫如深，志希免祸，以生平之杰构，古今之至文，而竟垂戒子孙，禁其传布者，其故倘在斯欤？倘在斯欤？
（丙）诗句校释
其关于诗中文句之校释，尚有须略缀数语，申述鄙见者，列举如下。至其他校释，已见诸校本而可信从，或无关重要者，皆不赘述。
诗云：
翻持象笏作三公，倒佩金鱼为两史。
周注云：
两史为柏台（御史大夫）兰省（御史中丞）也。
寅恪按，《通典》卷二一《职官典·三》“宰相门中书令”条略云：
隋初改中书为内史，置监令各一人，寻废监置令二人。大唐武德初为内史令，三年改为中书令，亦置二人，龙朔二年改为右相。
据此，两史与三公为对文，自指宰相而言。若御史中丞则官阶仅正四品下，职位太卑，非端己诗意也。
诗云：
昨日官军收赤水，赤水去城一百里。
寅恪按，《水经注》卷一九《渭水》篇云：
径望仙宫东，又北与赤水会。
据此，并参考杨守敬《水经注地图》第四册南五卷南五西五上，准诸地望，此二句与《旧唐书·僖宗纪》所记：
二年二月，泾原大将唐弘夫大败贼将林言于兴平，俘斩万计。
之事适合。
诗云：
逡巡走马传声急，又道官军全阵入。大彭小彭相顾忧，二郎四郎抱鞍泣。
寅恪按，安友盛本作“官军”，似较他本之作“军前”者为佳。下文云“又道官军悉败绩”可证也。
又王氏校本云：
“彭”伦敦残本作“台”，巴黎图书馆伯希和号三七八〇作“大鼓”。
寅恪按，“台”及“鼓”皆是“彭”之形讹，自不可据以校改。但“大彭小彭”语不易解，周注云：
“大彭小彭”谓黄巢部下之将时溥及秦彦。
盖据《旧唐书·时溥秦彦传》，二人皆彭城人也。又云：
“二郎四郎”即谓黄巢及弟揆。
举两唐书《黄巢传》为证。
寅恪按，《旧唐书》卷一八二《时溥传》，前于论从洛阳东奔路程一节中已详引，兹不复录，仅就《秦彦传》取与《时溥传》并观，以见周说之难通。《旧唐书》卷一八二《高骈传附秦彦传》略云：
秦彦者，徐州人。聚徒百人，杀下邳令取其资装入黄巢军。巢兵败于淮南，乃与许勍俱降高骈，累奏授和州刺史。中和二年宣歙观察使窦潏病，彦以兵袭取之，遂代潏为观察使，朝廷因而命之。
据此，时溥虽高骈谓其为黄巢外应（见前引《桂苑笔耕集》卷一一，《告报诸道征促纲运书》及《答襄阳郄将军书》），是否诋诬之词，犹待考实，但其始终未作黄巢部下之将，则事迹甚明。秦彦虽一度入黄巢军，中和二年二月以前，早已降于高骈，奏授和州刺史。故以时地考之，中和二年二月时溥在徐州，秦彦在和州或宣州（秦彦袭取宣州事，《通鉴》系于中和二年之末，盖难定其日月也），二人既均不在长安，又俱非黄巢部将，何得在围城之中，闻官军将入而相顾以忧乎。
故知“大彭小彭”必不谓秦彦时溥。“二郎四郎”疑与“大彭小彭”同是泛称，非实指黄巢黄揆也。
苏鹗《苏氏演义·上》云：
俗呼奴为邦，今人以奴为家人也。凡邦家二字多相连而用。时人欲讳家人之名，但呼为邦而已，盖取用于下字者也。又云：仆者皆奴仆也，但《论语》云：邦君树塞门。树犹屏也。不言君但言邦，此皆委曲避就之意也。今人奴拜多不全其礼，邦字从半拜，因以此呼之（此文疑有脱误，俟求善本校之）。李匡乂《资暇集·下》“奴为邦”条云：
呼奴为邦者，盖旧谓僮仆之未冠者曰竖。人不能直言其奴，因号奴为竖。高欢东魏用事时，相府法曹卒（寅恪按，卒当作辛，见《北齐书》卷二四及《北史》卷五五《杜弼传》）子炎（？）误犯欢奴杖之。欢讳树而威权倾于邺下，当是郡（群？）僚以竖同音，因目奴为邦，义取邦君树塞门，以句内有树字，假竖为树，故歇后为言，今兼删去君字呼之。一说邦字类拜字，言奴非唯郎主，是宾则拜（此文疑有脱误，俟求善本校之）。
寅恪按，苏氏讳家人为邦，李氏避高欢父树生讳之说，虽未必可从，但德祥为光启中进士（见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三下），济翁亦唐末人，与端己所处时代近同，且德祥居武功之杜阳川（亦见晁志），济翁所述，又显为山东之俗，则当时呼奴为邦，东西皆然。夫俗语之用，原无定字，彭邦二音相近，故书为邦者，宜亦得书为彭。是韦诗中之俗语，似可以苏李书中所记当时之音义释之，然则“大彭小彭”者，殆与大奴小奴同其义也。
又《旧唐书》卷九六《宋璟传》云：
当时（武则天时）朝列皆以二张内宠不名官，呼易之为五郎，昌宗为六郎，天官侍郎郑善果（据《通鉴考异》卷一一“长安三年九月郑杲谓宋璟奈何卿五郎”条应作郑杲）谓璟曰：中丞奈何呼五郎为卿？璟曰：以官言之，正当为卿。若以亲故，当为张五。足下非易之家奴，何郎之有？郑善果一何懦哉？
《通鉴》卷二〇七《唐纪·则天后纪》“长安三年九月郑杲谓宋璟奈伺卿五郎”条胡注云：
门生家奴呼其主为郎，今俗犹谓之郎主。
盖奴呼主为郎，主呼奴为邦，或彭，故端己以此二者对列，极为工整自然。可知此二句诗意，只谓主人及奴仆，即举家上下全体忧泣而已，非有所实指也。
诗云：
四面从兹多厄束，一斗黄金一升粟。尚让厨中食木皮，黄巢机上刲人肉。
“升粟”，罗氏校本作“斗粟”，王氏及翟君校本作“升粟”。巴黎图书馆伯希和号三七八〇及三九五三俱作“胜粟”，周君笺注本从罗校作“斗粟”。
寅恪按，作“斗粟”虽亦可通，作“升粟”者疑是端己之原文。考唐人以钱帛估计米粟之价值时，概以斗言，故斗粟或斗米值若干，乃当时习用之成语。兹列举例证，如《旧唐书》卷七四《马周传》，《唐会要》卷八三《租税·上》皆载贞观十一年周上疏云：
贞观之初，率土荒俭，一匹绢才得一斗米，而天下帖然。
《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上》云：
十二月己巳，至东都，时累岁丰稔，东都米斗十钱，青齐米斗五钱。
又同书卷一一《代宗纪》云：
永泰元年三月庚子，夜降霜，木有冰，岁饥，米斗千钱，诸谷皆贵。秋七月庚子，雨。时久旱，京师米斗一千四百，他谷食称是。
又同书卷一一四《鲁炅传》云：
城中食尽，煮牛皮筋角而食之，米斗至四五十千。
又同书卷一二三《刘晏传》云：
时新承兵戈之后，中外艰食，京师米价斗至一千。
又同书卷一八二《高骈传》云：
既而蔡贼杨行密自寿州率兵三万乘虚攻城，城中米斗五十千。
又同书卷二〇〇上《安禄山传附庆绪传》云：
城中人相食，米斗钱七万余。
又同书卷二〇〇下《黄巢传》（前文已引，又《通鉴》卷二五四“中和二年”条亦略同）云：
谷食腾踊，米斗三十千。
《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略云：
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绢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米斗四五钱。及两京平，又于关辅诸州纳钱度道士僧尼万人，而百姓残于兵盗，米斗至钱七千。
又同书卷五三《食货志》云：
贞元初关辅宿兵，米斗千钱。
又同书卷九七《魏征传》云：
于是帝（太宗）即位四年，岁断死二十九，几至刑措，米斗三钱。
又同书卷一四七《鲁炅传》云：
城中食尽，米斗五十千。
又同书卷一四九《刘晏传》云：
时大兵后，京师米斗千钱。
又同书卷二二五上《安禄山传附庆绪传》云：
决安阳水灌城，城中栈而处，粮尽易口以食，米斗钱七万余。
陆宣公《翰苑集奏议》卷二《请减京东水运收脚价于缘边州镇蓄储军粮状》略云：
故承前有用一斗钱运一斗米之言，至使流俗过言，有用一斗钱运一斗米之说。
又同集《奏议》卷三《请依京兆所请折纳事状》云：
度支续奏，称据时估豌豆每斗七十价以上，大豆每斗三十价以下。
王楙《野客丛书》卷八云：
嵇叔夜养生论曰：“夫田种者一亩十斛，谓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称也。”不知区种可百余斛，安有一亩收百斛之理？《前汉书·食货志》曰：“治田勤则亩益三升，不勤损亦如之。”一亩而损益三升，又何其寡也。仆尝以二说而折之理，俱有一字之失。嵇之所谓斛，汉之所谓升，皆斗字耳。盖汉之隶文书斗为，字文绝似升字。汉史书斗字为?字，字文又近于斛字，恐皆传写之误。
又刘复君《敦煌掇琐·中辑》卷六六，天宝四载豆卢军和籴账所载之“斗估”，除二处外，余悉误作“升估”，以致计算几全不合。寅恪初颇致疑，以未见原写本，不敢臆断。后承贺昌群君告以古人所书“斗”“升”二字，差别至微，故易于误认，并举其近日读汉简之经验为例。寅恪复证以刘书之幸而未误之一字，即第二六一页三行之“斗”字，系依原写之形，尚未改易者，遂豁然通解。然则端己此诗若依罗氏校本作一斗黄金一斗粟，犹是唐人常语，不足为奇。今作一斗黄金一升粟，则是端己故甚其词，特意形容之笔，此一字颇关重要，因恐读者等闲放过，遂详引史籍以阐明之。又以敦煌写本之故，联类牵及校正《敦煌掇琐》之误，附识于此。
复次，唐人写本之多作“?胜”者，乃因“斗”“升”二字形近易误之故。今巴黎图书馆伯希和号三七八〇及三九五三俱作“胜粟”，尤足证端己诗本作“升粟”，而非“斗粟”也。至其他旧籍中“升”“斗”二字之误者，尚可多举例证，以其关系较远，且前所举诸例已足证明，故不复详具焉。
又《道藏·洞玄部记传类》（第三二七册《恭·上》）杜光庭《录异记》卷三《忠》（此条承周一良先生举以见告者）略云：
僖宗幸蜀，黄巢陷长安，南北臣僚奔问者相继。无何，执金吾张直方与宰臣刘邺于悰诸朝士等，潜议奔行朝，为群盗所觉，诛戮者至多。自是阨束，内外阻绝。京师积粮尚多，巧工刘万余窃相谓曰：“大寇所向无敌，京师粮贮甚多，虽诸道不宾，外物不入，而支持之力，数年未尽。吾党受国恩深，志效忠赤，而飞窜无门，皆为逆党所使。吾将贡策，请竭其粮。外货不至，内食既尽，不一二年，可自败亡矣。”万余，黄巢怜其巧性，常侍直左右。因从容言曰：“长安苑囿城隍，不啻百里。若外兵来逼，须有御备。不尔，固守为难，请自望仙门以北，周玄武白虎诸门，博筑城池，置楼橹却敌，为御捍之备，有持久之安也。”黄巢喜，且赏其忠节，即日使两街选召丁夫各十万人筑城。人支米二升，钱四十文，日计左右军支米四千石，钱八千贯。岁余功不辍，而城未周，以至于出太仓谷以支夫食，然后剥榆皮而充御厨，城竟不就。万余惧贼觉其机，出投河阳，经年病卒。
寅恪按，杜记韦诗所言多足参证，而“阨束”及“剥榆皮而充御厨”等语，尤可注意。岂以时地相同，广成浣花两作品之间，亦有关系耶？
诗云：
六军门外倚僵尸，七架营中填饿殍。
翟君云，乙本架作策，其他校本皆作架。巴黎图书馆伯希和号三七八〇作“贾”，旁注“架”。
翟君又云：
七架营之地址不可考，惟《长安志》卷六有七架亭，在禁苑中，去宫城十三里，在长安故城之东，未知即其地否。
寅恪按，《穆天子传》卷一云：
天子乃乐□赐七萃之士战。
郭注云：
萃，集也，亦犹传有舆大夫，皆聚集有智力者，为王之爪牙也。
故七萃即禁军之义，唐人文中颇习用之。如《白氏长庆集》卷三六《驸马都尉郑何除右卫将军制》云“周设七萃”，同集卷三七《除户部尚书王泌充灵盐节度使制》云“且司七萃”，《李卫公会昌一品集·别集》卷六，《扶风马公（存亮）神道碑》铭云“取材能于七萃”等，皆是其例，不待多举。然则“策”字、“架”字俱为“萃”字之形误，而“贾”字又系“架”音之讹转也。盖六军门外，七萃营中，皆相对为文，若作七架营，则不可解矣。
诗云：
路旁试问金天神，金天无语愁于人。
翟君谓丁本金天神下有注云，华岳三郎。
寅恪按，周注引《西岳华山志》，黄仲琴君引逸史金天王叶仙师事（中山大学《文史月刊》第一卷第五期《〈秦妇吟〉补注》），皆是也，但均未征引最初出典，兹特移录《唐大诏令集》卷七四《典礼类·岳渎山川门》先天二年八月二日《封华岳神为金天王制》，以资参考。制云：
门下惟岳有五，太华其一。表峻皇居，合灵兴运。朕惟恭膺大宝，肇业神京，至诚所祈，神契潜感。顷者乱常悖道，有甲兵而窃发。仗顺诛逆，犹风雨之从助。永言幽赞，宁忘仰止。厥功茂矣，报德斯存。宜封华岳神为金天王。仍令龙景观道士鸿胪卿员外置越国公叶法善，备礼告祭，主者施行。
诗云：
旋教魇鬼傍乡村，诛刹生灵过朝夕。
寅恪按，安友盛写本作“魇”，其有作“魔”者非是。何以言之，据《北梦琐言》卷一一“关三郎入关”条云：
唐咸通乱离后，坊巷讹言关三郎鬼兵入城，家家恐悚。罹其患者，令人寒热战栗，亦无大苦。农杨玭挈家自骆谷路入洋源，行及秦岭，回望京师，乃曰，此处应免关三郎相随也。语未终，一时股栗，斯又何哉。夫丧乱之间，阴厉旁作，心既疑矣，邪亦随之，关妖之说正谓是也。愚幼年曾省故里，传有一夷，迷（据端己诗“天遣时灾非自由”语，“迷”字疑当作“遣”）鬼魇人，闾巷夜聚以避之，凡有窗隙悉皆涂塞。其鬼忽来即扑人惊魇，须臾而止。
则知端己所谓“旋教魇鬼傍乡村”即琐言所谓“阴厉旁作”及“传有一夷，遣鬼魇人”也。
又王刘修业夫人《〈秦妇吟〉校勘续记》（《学原》第一卷第七期）谓丁巳两本“金天神”，下注“华岳三郎”四字，而端己诗“天（“天”即金天神之“天”）遣时灾非自由”及“旋教魇鬼傍乡村”与琐言所记者适合，是华岳三郎与关三郎实非有二，明矣。至华岳三郎亦可称关三郎之故，岂亦潼关距华岳不远，三郎遂亦得以关为号耶？俟考。
金天神一节之本旨，在述当时“时灾”即时疫流行之事，其责望山东藩镇之残民肥己不急国难如高骈者，尚为附带之笔。至以此节乃指斥僖宗为言者，鄙意不然。盖以避黄巢之士人如端己，献诗为质于忠于唐室之大臣如周宝，岂有作斯无君之语，转自绝其进谒之路者乎？此说甚乖事理，必非端己诗旨，不待详辨也。
诗云：
前年又出杨震关，举头云际见荆山。如从地府到人间，顿觉时清天地闲。
寅恪按，此言脱出黄巢势力范围，转入别一天地，实为端己痛定思痛之语，其感慨深矣。端己取道出关，途中望见荆山，遂述及荆山所在地之陕虢主帅能保境安民，此亦联想措词之妙也。
据《汉书》卷六《武帝纪》云：
三年冬徙函谷关于新安（应劭曰，时楼船将军杨仆数有大功，耻为关外民。上书乞徙东关，以家财给其用度。武帝意亦好广阔。于是徙关于新安，去弘农三百里）。
又据《水经注》卷一五《洛水》篇云：
洛水自枝渎又东出关，惠水右注之。世谓之八关水。戴延之《西征记》谓之八关泽，即经所谓散关鄣，自南山横洛水，北属于河，皆关塞也，即杨仆家僮所筑矣。
及同书卷一六《谷水》篇云：
谷水又东径函谷关南，东北流，皂涧水注之。水出新安县东，南流径毋丘兴墓东，又南径函谷关西，关高险狭，路出缠郭。汉元鼎三年楼船将军杨仆数有大功，耻居关外，请以家僮七百人筑塞，徙关于新安，即此处也。
又《元和郡县图志》卷五“河南府新安县”条略云：
本汉旧县，属弘农郡。
函谷故关在县东一里，汉武帝元鼎三年为杨仆徙关于新安。今县城之东有南北塞垣，杨仆所筑。
及同书卷六“虢州湖城县”条云：
荆山在县南，即黄帝铸鼎之处。
然则杨仆关正在新安之地，与下文“明朝又过新安东”之句行程地望皆相符合，颇疑“杨震关”乃“杨仆关”之讹写，殆由传写者习闻东京之“关西夫子杨伯起”（见《后汉书》卷八四《杨震传》），而不知有西京之楼船将军，遂以致误耶？
诗云：
明朝又过新安东，路上乞浆逢一翁。
又云：
乡园本贯东畿县，岁岁耕桑临近甸。岁种良田二百廛，年输户税三千万。小姑惯织褐絁袍，中妇能炊红黍饭。
寅恪按，《元和郡县图志》卷五《河南道·一》“河南府”条云：
新安县畿。
据此，新安县为隶属东都河南府之畿县。此老翁既遇于新安以东之路上，自是新安县或河南府籍，故曰“乡园本贯东畿县”也。周注引《唐书·方镇表》至德元载置东畿观察使，领怀、郑、汝、陕四州，未谛。“年输户税三千万”句，翟君谓“罗校易千为十，似是”。
寅恪按，罗氏意三千万为数太多，故易以三十万，不知诗尚有：
明朝晓至三峰路，百万人家无一户。
之句，其实三峰之下，岂有百万户乎，词人之数字，仅代表数量众多而已，不必过于拘泥也。所可注意者，良田二百廛，及户税三千万一联，正指唐代地户两税。据《唐会要》卷八三《租税·上》略云：
大历四年正月十八日敕，天下及王公以下，自今以后，宜准度支长行旨条，每年税钱上上户四千文，下下户五百文。
则广明以后，当更有增益，而周注引《通典》武德元年诏上户丁税年输十文之语，谓：
原本作三千万，数过多，罗校易千为十，似是，户税三十万则有三万户。
据《通典》卷六《赋税·下》“大唐条”云：
蕃人（《册府元龟》作蕃胡乃原文未经改易者）内附者，上户丁税钱十文，次户五文，下户免之。
然则《通典》此节乃专指蕃胡内附者而言，不可以概括当时一般税率。况广明以后，一般税率当更较大历时增多，岂可以武德时内附蕃胡之税率以计算广明一般平民之户数乎？丁、戊两本作“褐絁袍”，他本作“褐绝袍”，罗王校本皆易“绝”为“絁”。
寅恪按，作“絁”是也。据《敦煌掇琐·中辑》卷六六，载天宝四载和籴准旨支二万段出武咸（威）郡帐内，有五百五十匹河南府。此翁本贯河南府新安县，则“绝”之校改作“絁”，信有明征矣。又近人《秦妇吟》之解释，及韦氏年谱之编载，鄙见尚有不敢苟同者。以其无关本篇主旨，故不一一致辨，特拈端己所以讳言《秦妇吟》之公案，以待治唐五代文学史者之参究。
（陈寅恪先生关于《秦妇吟》一诗的校笺，先后发表过数次：《读〈秦妇吟〉》，《清华学报》第十一卷第四期；《〈秦妇吟〉校笺》，一九四〇年昆明刊本，系据前文增订改名；《〈秦妇吟〉校笺旧稿补正》，一九五〇年《岭南学报》第十卷第二期；《韦庄〈秦妇吟〉校笺》，一九八〇年上海古籍版《寒柳堂集》收录，续有补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