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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我的视线由他们俩移向了在船上正干得起劲的年轻船夫，他回我一个无声的微笑，又继续奋力划桨，黝黑的双腕上暴起的青筋与肌肉随之鼓动。他大概是船主之子，也许不到二十岁，身材高大，只是一只眼中有个斑点。他干活的动作十分敏捷，他父亲也在船上，但不大干活。他一会儿按父亲的意思命令船员调节风帆，一会儿为赶超前方的行船而迫不及待地抢过舵手手中的舵，改由自己来掌，于是我们的船便颇为有趣、精神抖擞地超过了前面的船只。就这样，因为我们四人在石码观光而延迟出发的这只船，不知不觉中加入了最前面的几艘船的行列。年轻船夫干活的麻利、体格的健壮、嘴边不断的微笑中流露出来的快活，以及眯缝起一只眼的神态，为这平凡的旅程增添了几分浪漫的情调。
因为一直朝着一个方向枕在竹筒上，不一会儿我的头和脖子就疼了起来。于是我换了个方向，却不意中发现眼前有张英文报纸的纸片————它是用来包裹与我们刚才吃的蛋糕类似的糕点的。无聊之中，我捡起它，弄平上面的折皱，看了起来。上面登着街市房屋的情况并附有照片，还有篇题为“木制建筑的经济价值”的文章等等。它的体裁类似报纸，但应是建筑杂志的残页，那小小的活字展示了一个与现在这只船全然不同的世界。我这么随意地看了一会儿，不知不觉中也像大家一样进入了梦乡。当我听到众人的喧闹之声睁眼醒来的时候，只见在船前方稍远处，一座长长的石桥跨在夕阳映照下的水面上————这就是漳州的旧桥。回头向下游方向望去，无数船只正一个接一个地鼓足风帆，逆流而上。现在是四点四十分，大概五点就能到目的地了。正像那年轻而又快活的船夫说的：“有时要六个小时，不过像现在这样的风的话……”————我们的船只用了四个小时就走完了这三十海里的水路。
船家收起风帆，放下桅杆。在穿过旧桥之后，对面又出现了一座长石桥，它叫新桥。船停靠在右岸由漂亮的花岗岩建成的墙壁处，那里有一段石阶。我记得船费是八十钱。
我们先去了离岸较近的许连城先生的宏仁医院，放好随身行李。许先生必须去看看他一直挂念的病人，因此就让一个十五岁左右的男孩替他陪我们参观。稍后才得知，这男孩其实是许先生的长子。我稍觉奇怪：许先生年纪与我们差不多，竟已有了这么大的孩子。后转念一想，也许是由于台湾人普遍结婚很早，所以这也是很自然之事吧。徐朝帆先生和余锦华先生虽在厦门住了两三年，但也是第一次来漳州。
在日落之前的一两个小时里，我们就由这个男孩带领着，在漳州城各处观光。这里的房屋像在石码时见到的那样，要么是在修建中，要么是明明已经造好了，却仍显得像在修建中那样没安定下来。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乡村邮局、牙医诊所以及城中的理发店、电影院等等林立的情景。这些房子是在道路扩建时由政府出资重建的。————当然，部分改造资金并非来自政府。夹在两边房屋之间的是一条宽约数米的铺有石头的大道。这里的石甃是一大问题。为一丈石甃，两边住户必须各出二十五块银元。厦门那里对此议论纷纷————至多五元的活儿这里却收了五十元。这漂亮的石甃，在我们日本人眼中看来，以日本的行情计算，五十元也是很便宜的。但是，因为在鼓浪屿，砖石构造的漂亮洋房，一平方丈也只要九十元或一百元。并且漳州这儿铺的石头并非新凿制运来，而是从旧城墙上拆下来的东西，因此五十元的价钱确实是太贵了。说赚了十倍也许稍微夸张了些，但三五倍肯定是有的。此外，还有并非用上好石板，只是细石铺设的街道，也要两边住户各出十五元。未铺石头的土路也如此。而在这五十元的道路上的行人们————嘿！就如东京的三田街那样拥挤杂乱、川流不息。漳州城内外人口据说总共有十五万，而在街上来往的行人中，有七成是穿草黄色军装的士兵，他们在随意地溜达着。
不知从哪儿不断传来军乐队的声音。
不久，我们到了公园————它确实名副其实。夹竹桃花正在盛开，公园里有草坪，围绕草坪的是一条圆形小径。大红花一簇又一簇，各处的树荫下放着许多涂成天蓝色的长椅。在长椅上、草坪中，以及各条小路上，“草黄色军装”们自豪地或卧或走着。天空暮霭缭绕，一片赤红。公园的入口处————我们从后门进来，一直走到前门出去————耸立着三丈多高的石碑，其表面镶着青铜板，板上刻有“博爱”、“平等”、“互助”、“自由”四个词，分别位于石碑的四面————这倒令人想起了法国大革命时的三大口号。一处树荫下有一方水池，池中有喷泉装置，但喷泉装置中没有水————至少我是这么记得的。
男孩领我们逛了公园之后，穿过公园把我们带到了东门附近的公家市场。但我们看了也等于没看。更糟的是，一旦我有不明白之事询问余、徐两位先生，他们就都奇怪地显出很不高兴的样子。余先生好像忍不住了，拉拉我的衣袖小声说：“最好少说日语，这里的人很讨厌日本人。”看样子好像与我这个遭人厌恶的日本人同行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大麻烦。有时我的问话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也只好硬生生地把后半截又咽了回去。我们毫无兴致地从排列着猪的内脏的地方穿过，出了市场，来到城的外围地带。这里也到处都是士兵，他们正在折下龙眼树枝吃龙眼肉。男孩指着西边的山向我们介绍着什么————山上笼罩着红色的暮霭，似乎很热，朦朦胧胧看不分明。我问余、徐两位先生男孩在说些什么，余锦华只是简短地答了一句：“他在说那座山。”
结果，看完了那座我一无所知的山，我们再次回到了城中心。男孩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处停了下来，想了想，就带大家去了一个有许多士兵的地方。从那里的气氛中，我察觉出那是妓院的一角。据说陈炯明把分散在大街小巷的妓院全都集中到这里，在街道的拐角地带，一家接一家大约有五十多处。我们看到了四五块好像写有“上海某某女士”之类的招牌并排悬挂着。有一家传出阵阵琵琶声，从最大的那家妓院中不断飘出弦歌之声————这家位于拐角处，看上去颇为不错，所有妓院中只有这家围着木制围墙，里面好像有个庭院。木围墙是临时所筑，十分粗糙，上面有许多缝隙。我好奇地往里望去，只见有一个大池塘，在那混浊的水面上，穿着军服、少年军官模样的人正与妓女泛舟游玩。
很自然地，我们再次来到了公园。这时，由二十多个士兵护送的一顶大轿正从那儿经过————大家都目送着它。轿子里坐着一个四十多岁、穿中式服装的绅士。后面还跟着一个轿子，它的护送士兵人数约为前者的一半。轿中垂着帘子，里面是位妇女。我一瞥之下，隐隐觉得应是位二十五六岁的美女。我们正目送其背影之际，又有一顶轿子由三四个士兵护送着从我们身边经过，它好像故意比前面两个轿子慢了五十来米。因为没放下轿帘，所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轿中妇女的容貌————她年轻端庄，看上去像少女似的，穿着水色衣衫，还不失体面地回头看了看我们这一群人。当她从面前经过时，阵阵茉莉花香袭来，也许是头发上所饰的吧，她的容貌真是令人难忘。余先生问道：“是陈炯明吗？”徐先生说：“不是，是浙江军的军人。”我问：“为什么？浙江军的军人现在都来了吗？”看上去并没有证据证明这一定是浙江军的将军。余先生与徐先生时常会这样毫无根据地想象，倒也是蛮有趣的人。不管怎样，我在这儿姑且自己断定轿上是一位大人物，还有他的夫人；而那后面的轿子上的，多半是二房吧。
大家都有些累了。刚要在长椅上坐下的时候，走来了两个穿西装的青年，看样子其中的一位正巧是徐先生他们的朋友，他们便站着聊开了。这青年也是台湾人，但他却在用日语与别人谈话。我无意中听到以下对话：
“我一直在做那个工作，但总不见成功，因此放弃了。现在又有了新的打算。”
“是什么？”
“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工作。”
“赚钱的事吗？”
“嗯，可以这么说吧————我想饲养蜜蜂。这一带有很多龙眼、荔枝、芭蕉等等，鲜花也不少，所以我想这主意一定行。”
“是啊，很好啊。这儿的土地非常适于农耕。”————说这话的好像就是从河船上开始，脑子里就一直考虑这个问题的徐先生。
归途中，我们绕道去看了孔庙。庙的木制部分在手可触及的范围内已全被剥去了————这一定是寒冬中聚于此庙的士兵为取得生火的木材而干的。现在，庙里有七八个人团团围坐，正在专心地干着什么————可能是陶醉在下棋之类的事中了吧。我们回到了宏仁医院，但是主人许连城先生还没有从病人那里回来。据他留下的话，说是要和我们一起吃晚饭。在等许先生的时候，我们提出想去河那边看看。
一出宏仁医院的后门，便是河岸。一个年轻的士兵不知怎么掉进了水里，正在挣扎，一群纳凉的人站在四周作壁上观，就像在看一只落入水沟的猫一样。可能是河水本来就不深吧，那士兵好不容易从水中爬了出来，上了临近的一只船。他直打哆嗦，脸色白得吓人，看着十分可怜。我在黄昏中，在花岗岩墙壁外约二尺来宽的白色石路上，看着这一切缓步而行。这时，从旧桥上不断飘来弦歌之声。旧桥上有一座祠堂，据说是为了防止水害而修建的观音堂，音乐声就是从那儿传出来的。我们不约而同地向河流下方的旧桥方向走去。沿着岩石砌的墙，有许多用绳索连系的河船，人们可以从岩墙处登木梯上船。河船上点着灯，不时传出喝酒谈笑之声————这就是所谓的花舫吧，这里约有二十多只花舫。
在旧桥的观音堂中吹管弄弦的，仍是穿草黄色军装的士兵们。祠堂附近，许多纳凉的人正凭栏而立。人群中穿行着三四辆大板车，它们正向对岸奔去。忽然，大板车中响起了猫叫声。我想这一定是预想到决战而逃避战祸的难民的车子。东面的天空因月出前的白光而变白了，月亮马上就要从那儿升起了吧。在一群异乡人中，耳边充斥着喧哗之声，我一只胳膊撑在石栏之上，眺望着远方的天空。此时的我，精疲力竭而倍感饥饿，心中只剩下浓浓的哀愁。
读者们一定厌倦了我这散漫的叙述了。虽然在读者面前我没必要拘束，但若总这样写的话，就不知这对一年前的回忆要到何时才能结束，这实在太让人为难了————再这样的话，我恐怕连在路旁玩耍的猪的尾巴的摇摆方向等等都要回忆起来了。
我在漳州住了两天，头一晚住在一个名叫中华旅社的中国旅馆，第二晚在宏仁医院。我原先打算投宿的有温泉的旅馆正在改建，我们晚上在它的门口张望时，还以为它停业了呢。我们选的中华旅社，比我在厦门住的南华大旅社要干净，并且服务上也热情得多。如此一来，还可凑合一夜。————即使是对于我这个实际上不以洁净为美德的人来说，南华大旅社也实在是太脏了。
中华旅社住一晚外加早饭是一元二十钱，我们早上离开旅社时，把三人各出的二十钱合计六十钱(1)交给一位五十岁上下、留着辫子的仆役（不知中文应如何称呼），他单膝跪在地上，双手举向空中，用了一种唱戏似的、甚有古风，但又有些超乎常情的殷勤的礼节，不但目送我们直至大门口，还详详细细地边用手指边告诉我们去中学的路，几乎让人觉得有些啰唆了。
我去官立中学探访朱雨亭先生，学校正放暑假，所以朱先生不在。又听说他家在很远的城外，因此我就在学校里留了个口信，大致内容是：若朱先生回校，请告诉他某某日本人来过，现在正在名叫许连城的医生家里。这学校古朴典雅，大门外有四根石柱，上面生动地雕有飞天之龙，龙上涂以金色或朱色。穿过大门，有一条小道，它的左侧有一长方形的大水池。从水池沿岸的柳树间向远处望去，池对面立着以水边的石头为基石的银灰色墙壁，上面有一些小小的八角窗。走过约八九米长的石桥，就到了校舍大楼。里面有小屋数间，复杂地弯曲的走廊、石阶等，显得颇有诗意。询问后才知道，这里是清朝时那些胸怀青云之志，来有考棚（考试地）的此地考秀才、禀生、贡生的少年们的住宿之处。建筑物的这半个部分平时充当孩子们的教育场所，另半个部分则成为中学后面的师范学校————这是我日后遇见了朱雨亭先生，他向我赞美学校时为我说明的。另外，他得意地说，因为是从前之物，房间又小又暗，所以最近要改建。虽是他人之事，但我还是不禁担心：不会又变成一个电影院之类的东西吧！
考棚在芝山的山脚处。芝山上有仰止亭，据说此亭是朱子讲经之地。他讲经时附近蛙声不断，于是朱子对青蛙说：“我正讲道，快停止你的叫声。”于是，蛙声戛然而止。“仰”听了“停止”————这就成为了亭子的名字。朱子很感激这听话的青蛙，为了纪念它，就在其脖子上系了观世縒————后来就成了一道白线。因此，至今在芝山的一些洞里，还有一种脖子上有白线的青蛙。————这个传说也是小郑告诉我的。他因为自己不能来漳州，就把他认为我应知道的有关漳州的事儿全部做了说明，并一一写在了我的记事本上，包括漳州的人口、地势、物产————米、纸、砂糖、芭蕉果、荔枝、龙眼肉、竹笋、丝、印泥等等。漳州水果数第一，当地的水仙花也是驰名世界的商品。他还写下了值得参观的地方————公园、仰止亭、考棚、景色优美的西门外、南靖桥、漳州第一的御寺南院。得益于小郑的这番费心，对于漳州的情况，我知道的居然比应该是我的向导的徐先生和余先生还要多。我向他们举出小郑告诉我的应游览之处，可他们除了公园外，什么也不知道。
我终于拜访了许连城先生。他昨晚因为病人的病情突然恶化，没能和我们一起吃晚饭，觉得很过意不去。今天，他还是让其长子领我们去参观。徐先生问道：“我们想去仰止亭，它在哪儿？”许先生回头看看儿子，颇有些父亲架势地、稍稍不满地说：“你没领他们去仰止亭啊？”男孩一脸的不可解之色，说：“昨天我明明对他们讲过仰止亭了。”再仔细一问，原来我们在城外所见的士兵们摘龙眼肉吃的山，便是芝山，仰止亭就在芝山上。这么一说，我们好像确实看见了亭子一类的东西。看样子，看着那山却什么也不明白的，不单是我一个人。这样一来，要怪就应该怪明明不懂却偏要装懂的余、徐两先生了。————他俩颇有老师之风，不喜向别人发问。同时，当被问及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时，也是甚为生气。听了仰止亭的传说，徐先生突然对它产生了兴趣，不仅要遥望，还说今天要上去看看。我自然是赞成的了，但余先生看上去却不太感兴趣。他一路之上，无论在参观什么，总是叫着：“真热！真热！”而且，接连几个小时都是愣愣的，一副没精打采的神情。他只有二十三岁左右，在我们三人中是最年轻的。对于仰止亭，他是一副“那种地方也要去？”的表情，但又没法反对，所以就只好附和了。
在去芝山的路上，徐先生说想给冈本带点礼物，于是想要去买印泥。我们便去了某一条街上的印泥店，那里最上等的印泥是不足四十克而要银元十八元的。这家店历史悠久，制造方法颇具传统，因而闻名全中国。徐先生要买二十克，其时，从里面出来一位白髯老者，在微暗的店角，单手持一把小秤认真地称出印泥的重量，又一言不发地到里面去了，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出了这家店，我们又走了很长一段路。默默地走甚为无聊，所以我就边走边看家家门口贴的横联或竖联。于是，我有了一个发现————在一般的横联语句如“万商云集”、“珠玉满堂”、“五福临门”、“贵客常临”、“天官赐福”等之外，在这面目一新的漳州街市上，相应地出现了反映新思想的语句。我现在还记得的，有“输新文明”、“世界更新”、“人民平等”等等。说到新思想，那天早上我在许先生家里浏览了一下有名的《闽星日刊》，这是把两面的普通报纸折为四面的小报，用的是九磅的活字。第一面上登着法国留学生何某对社会主义学说的翻译。在外国电报栏的开头一栏里，写着“日本三井公司职员大淘汰”的标题，下面用很大的活字登着“资金××亿，职员×万，号称日本第一的大公司三井，一次性淘汰了职员×百人。……作为中产阶级的一大恐慌，引起诸多社会问题”云云。中间是柯罗连科(2)原著、何某翻译的连载小说，这倒很少见。我本来为作日后参考买了一份这期报纸，但不知遗失在哪里了，以后再也没找到。当时没仔细看柯罗连科写的是什么，又是如何译的，真是很遗憾。不知有多少人抱有何种程度的兴趣来看它，但在报纸上登载柯罗连科的小说，确是一件很高尚的事。
向行人问过路后，我们总算找到了登仰止亭的入口。这个入口处是朱子庙，现在成了军队的驻扎地，因而，我们被一个马夫模样的人训斥了一番，说是不可入内。无奈我们只好从竖着一块写着“漳州农事试验所预定地”的牌子的地方，有些鲁莽地开始登山，山上尽是刺草，我们的手指都被刺破了。上了这个没有路的山坡后，眼前是一个搭起的帐篷，还有七八个士兵、两门大炮，炮口冲着与街市相反的方向。徐先生走上前想询问是否可以去仰止亭，却突然在胸前出现了一把枪刺。
我们好不容易登上了仰止亭，果然像余先生的神情所示，这里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当我们脱去上衣，领略了透体的万斛凉风，再往东南望去时，漳州全景，集于眼底。从这里看漳州街市，发现它比想象得要大。芝山背面，是一片片黑压压的树林，全是果树；山脚下是甘蔗田。这一派丰饶的丰收景象令农家长大的徐先生大饱眼福。
下了山，有一座废弃的、用红砖墙围住的建筑物，好像被用作了炮兵驻扎地。后来我才知道，这就是考棚的废屋。我们来到了西门外，这边由于地势较低，龙溪之水流了进来，感觉像半个湖泊。在树木繁茂的水边，散布着些许人家，颇有些水乡特色。在这景色的一角，有一座高塔，名叫龙门塔。后来有人告诉我，这样的塔是出于一种地势迷信而建造的。由于漳州在地形上水与土的关系呈撒网之状————我不知这是什么意思，总之是显出那么一种相貌，而龙门塔一带就是网的收束之处，所以若不重视这个位置，漳州的土地就会遭受水灾或其他灾害。因此，人们就在这个位置上建造了龙门塔。别的暂且不论，单就它与四周风光的相辅相成这一点，也值得赞叹————我甚至想，是不是哪位聪慧高雅之士，为增添风光之美，遂巧妙利用俗世想法而建造了旧桥上的观音堂和这龙门塔的呢。龙溪流域的水害十分严重，就在两周前，这里还发过水。我们原本想去一座小桥处，可到那里一看，它已被水冲走了。路边的树干上，有一丈左右的部分染成了泥色，这是浸泡在水里的缘故。
在一棵大荔枝树的树荫里，三十多个穿草黄色军装的家伙正围在一处，把二十钱的银币往一件脱下的军装上堆高赌博。旁边有一个卖粗点心和零食的茶店，一个老人正在里面煮茶。
这次漳州旅行结束后大约过了一个月，我在报纸上看到了如下消息————漳州军终于与广东军进行了决战，并且以如此破竹之势攻到了汕头、潮州一带，据推测，不日将攻入广东。其实在此之前，我就通过台湾的报纸，一直关注着漳州的情况。譬如有个旅行者曾在报上说，漳州的税收日益加重，每头猪征税三十钱（？），每只鸡征税十钱（？）等。我还看到有报导说，漳州民众生活得苦不堪言，对陈炯明怨声载道。我一边看着漳州军终于与广东军决战并占了很大优势的报导，一边想起了在漳州观光的那日黄昏，所见落水挣扎而后费力上船的那个士兵脸色苍白、浑身哆嗦的滑稽而可怜的样子。那样虚弱的士兵所组成的部队竟然打败了广东军，可见广东军是如何不堪了。另一方面，人的感情的确很奇妙。我只在漳州玩了两天，但就因为这样一点点原因，我就不禁希望漳州取胜。一个多月后，当我游览完台湾的日月潭、埔里社以及番夷之地的雾社和能高山等地，回到了台中的街市，把两周游览期间的报纸放在手边翻阅的时候，我从某日的新闻中，读到了漳州的陈炯明攻克广东的消息。
我的那篇《星》，是以住在许先生的宏仁医院二楼的那晚，睡前从徐朝帆先生处听到的一个故事为核心，展开写成的。那一晚，我一边看着十八日的月光从少窗的中国房子里的有些力度的天窗————杂乱地插在屋脊瓦中的玻璃中漏进，洒落在我的脚边，一边穷于应付有臭虫的毯子。虽然已是深夜，但不知谁家的孩子似乎仍未休息，也不知从什么地方，不断传来弦歌之声。我久久难以入睡，后悔地想，为什么不在水上花舫中度过这样的良宵呢？……黄昏时我们曾谈到过这事，可……即使是今天，回想起来，我仍然颇有悔意。另外一个遗憾，是没有去看江东桥。小郑在说漳州城外三十里处的南靖拱桥值得一看时，漏说了江东桥，我对此甚而有些恨意。关于江东桥，厦门日本侨民会发行的《厦门事情》中，有如下记载：……在离同安县道的漳州五里处，有座著名的大桥，建于唐代，长约二百五十米，以长近二十米、宽一米六、厚两米的巨大石材建成，等等。虽然我自我安慰：“即使去了，看到的也可能不过是平常之物而已。”但我还是感到十分可惜————竟然没有去看我那般憧憬的唐代遗物而空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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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者注：此处似有错误,应为三元六十钱,但原文如此。
(2) 译者注：柯罗连科（1853——1921），俄国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