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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的愿望是当一个教师。这个年轻姑娘的父母在集市广场开了一家小商店，经营《圣经》、宗教读物、圣像和画。但是他们的小生意“不符合时代的要求”，所以只能勉强度日。他们终日生活在恐惧中，担心他们的小商店有一天会“被强令停业”————但即便是在眼前，也随时有可能受到年轻的纳粹分子的羞辱甚至攻击。
玛丽本来想上一所教师培训学校，但这所学校不久前停止招收女生，何时恢复还要等“另行通知”。除此以外，玛丽此时还必须完成一个称为“责任年”的服役，更何况她也付不起培训学校的学费。玛丽和父母商量了很久，还和掌控无上权力的劳工局进行了交谈，最后她被分配到普法夫家做保姆。这一家有四个孩子，身材瘦小的玛丽本来希望得到一个不这么辛苦且工资高一点的职务。这样的工作其实不少，而当家庭保姆的实际上并不多。当收到劳工局发给她的“服役通知”，并且像一个士兵被分配到战斗部队那样被分配到普法夫家做保姆的时候，玛丽感到非常震惊。她一个月的薪水将会是二十二马克，只相当于七美元，而她的工作不仅需要做饭，照顾四个孩子，做家庭缝纫，还要打扫整个屋子。除此之外，她还要在晚上为国家社会党妇女组织服务。
“我能去一个更好的地方吗？”玛丽问道，她看见自己的材料正消失在抽屉里，“我的意思是，我能自己选择吗？”
劳工局的官员是一个严厉但还不算有敌意的骨骼粗大的女人，她咧开嘴笑了笑：“没门儿。”然后，一边说着一边推给玛丽一张报纸，好像是用这张报纸来交换玛丽那叠整理好的材料似的。
玛丽看到头条标题：“头等大事岂容儿戏”。头几行字就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篇文章是专门针对她，针对玛丽这样即将成为家庭保姆的人的。她瞥了一眼报纸的名字，顿时感到一股恐怖的阴冷，《黑色军团报》。她明白任何威胁或者警告只要登在这份报纸上，都会带有无可争议的权威性。黑色军团，是希特勒的精锐部队，身穿黑色制服，永远充满坚定和自信。每一项法律或者法令发布前一个月，黑色军团都会事先知道。实际上他们岂止知道，而分明是在操纵这些法令的形成。如果《黑色军团报》上提出什么要求，或者“暴露”了某些“不当行为”，那毫无疑问，这些要求会得到满足，而“不当行为”会被取缔。
玛丽看报纸上写道：“家庭保姆问题关系到我国人口政策的成功，并最终和我国人民的未来紧密相关，需运用有关的法律和法令加以制约。”
玛丽暗忖：“保姆问题和国家有什么相关？”她接着往下看。这篇文章的大意是：一些女孩子不愿意在那些工资少得可怜但有很多孩子需要照看的人家当保姆。而如果孩子多的家庭找不到保姆，他们就不愿意再生更多的孩子，这将会威胁到国家利益。报纸上接着写道：“一般的措施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国家紧急状态，一旦失误后果极为严重。”接下来又有两三条黑体字标题：“回避问题不能解决问题”，以及“是时候采取果断措施了”。玛丽读道：国家严重缺少受过教育的劳动力，所以必须“强力干预”。对于那些“道德败坏者”“没有责任感的人”，即那些为了工作轻松和好收入变换自己工作岗位的人，魏玛治安法庭最近的一个判决就是一个“有力的警告”：一个蓄意离开自己工作岗位的女孩被判入狱两个月。“我们为这一判决叫好，因为我们决不允许个人自由威胁到我们的人口政策。”
玛丽已经吓得说不出话来，把报纸还给了那位劳动局女官员。
“看到了吗，姑娘？入狱两个月。现在是国家紧急状态。你愿意去普法夫家吗？”
玛丽点点头：“是的，当然。”
回到家里，玛丽渐渐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她想，这没什么不好，我喜欢工作。为期一年的“实习”对我今后的职业生涯有好处，对我的婚后生活也有好处。
说到结婚，玛丽已经有了具体的计划。她和一个小伙子订了婚。小伙子的父亲以前是工人，现在已经升到工长。小伙子自己的愿望是当一个律师。他晚上在他父亲工作的炼铁厂干活，白天学习律师考试的初级课程。玛丽喜欢她的彼得，觉得他勤奋，有勇气，能坚持，面对各种情况都能保持乐观和幽默。不用说，彼得属于民族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玛丽已经退出了德意志少女联盟而加入了民族社会主义妇女联盟。尽管如此，他俩都有理由对纳粹党有些抱怨，因为几乎没有时间可以留给他们单独相处，或者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当他们想约会、读本书或者学习时，总是不得不参加各种训练，或者学习“世界局势”，或者做某些义务劳动。好不容易到了星期天，他们想一块儿到山里徒步旅行，但是又会有各种必须参加的类似于“军事体育”的项目把他们分开。
玛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从小时候起她就喜欢盯着她父母商店橱窗里的各种圣像雕塑和绘画作品看，而且喜欢听父亲给她讲《圣经》里的故事。那些故事经过她父亲的讲述都变得栩栩如生。但由于彼得是一个激进的爱国者和国社党员，玛丽一直都在努力使自己适应新的形势，并且总能使自己从思想到行动都符合纳粹的要求和命令。无论如何，和她的未婚夫一样，玛丽对未来充满期望。但即使是彼得，也会偶尔产生疑问。比如最近帝国学生机构的领导人正在计划把律师课程的学制从三年缩短到仅仅一年。[1]
“果真如此，我们就太疲于奔命了。”彼得说，“你想想，一年之内你需要不断地完成党的各种任务，再加上四个星期的野外训练，还能有多少时间学习呢？当然，考试的时候会给我们党员出比较容易的题，但是如果想成为一个好的律师，你必须学很多东西。有时候我想想就觉得害怕————”他说到这儿的时候玛丽真的觉得他是被吓着了。“我将来会变成一个用爱国热情补贴专业知识的人。唉，走着看吧。”他不愿意再说下去了，于是问问玛丽在普法夫家工作得怎么样。
“他家也没什么值得羡慕的，”玛丽说，“四个孩子，一个月两百马克。但是你知道，普法夫先生是政府官员，所以好像也不能少于四个孩子。”
彼得一下子变得强硬起来，他对玛丽说：“天啊，你这么说好像什么都不懂似的，你觉得咱们的领导人一直坚持要让每个家庭多生孩子是说着玩的吗？”
玛丽温柔地用双手搂着他的脖子。“而你呢，你这样说话好像你是个黑色军团的军官，而不是那个只属于我一个人的亲爱的彼得。”
彼得挣脱了玛丽的双手。“不，不，这是严肃的问题。再说了，你很清楚我不是只属于你，我也属于咱们的国家，而且是第一位的。说到普法夫家，他们只是在尽自己的义务。希姆莱有一次说过：‘每一个健康的德国人，如果不在25岁到35岁之间为德国的未来贡献四到五个孩子就是对他的人民犯下了严重的罪行。’”
玛丽笑着问道：“你都背下来了？”
彼得开始在屋里来回踱步，好像是在教室里讲课，他回答道：“我都写下来了，因为这跟法律差不多。别忘了我是一个律师，将来也会是一个父亲。”他说这话的时候没有丝毫温情，但也没有特别生硬。
玛丽虽然为她未婚夫年轻的热情所感动，但是仍然感到背后一阵发凉。“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说一个月两百马克抚养四个孩子并不容易。”
这下彼得几乎生起气来，他大叫道：“‘孩子的问题首先根本不是经济问题。’这话不是我说的，是希姆莱在同一次发言中说的。不管你喜不喜欢，他的话我就是背下来了。他还说：‘我们祖先的时代几乎每个父母都有很多孩子，难道他们想过生养这么多孩子会剥夺他们的某些快乐吗？什么“一个人无力供养四五个孩子”，都是懦夫的借口。这样的意见不只是不诚实的和反社会的，更是邪恶的、自私的，其实就是企图通过放弃社会责任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而这将导致吞噬和滥用本该属于子孙后代的财富。’”
彼得一直迈着大步来回走着。玛丽本可以提出很多反驳，比如她可以说：我们的生活水平已经很低了，尤其是最近几年，可以说是在直线下降，想让它升高一点绝不是什么“邪恶”、“自私”和“反社会”。然而，难道我们是真想通过少生一些孩子来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吗？不，不，我们只是不想被迫遵照希姆莱要让我们生至少四五个孩子而让我们的生活水平继续下降，直到堕入深渊。这些话本来玛丽是可以说的，但是她根本就没有往那儿想过。
也许因为玛丽多多少少熟悉希姆莱的思想。和其他重要思想一样，希姆莱的话都会出现在《黑色军团报》上。对于那些“不听从自然的召唤”而不生四个以上孩子的人，希姆莱的用词是民族的“叛徒和罪犯”。有意思的是，他补充说：“总而言之，那些想在正确的思想和行动上作出表率的人应该看到，这个关系到我们民族存亡的危险已经超出了词语所能表达的范围。”[2]
玛丽叹了一口气，摇摇头。在德国很容易就成了国家的叛徒。她想，也许普法夫先生是对的，也许生四个孩子且又能得到那么好的照顾总比“拒绝自然的强烈召唤”要好，虽然那只是希姆莱的召唤。
但她也忍住了没有说。现在彼得已经平静了一些。他坐在扶手椅上舒展了一下他的长腿。“好了玛丽，别担心。你到底不喜欢他们家什么呢？”他接下来有些自豪地说，“咱们能挺过去，等我完成了学业，自己开业当律师。”
玛丽点点头。
“吃的东西越来越差，有的时候我都不知道用什么来做饭。”玛丽说着笑了笑，“你想知道吗？昨天我去购物，但是很不幸，商店里没有黄油，没有鸡蛋，也没有面粉。我一样一样地问店主，他的回答都是‘没有’。最后他说：‘听着，姑娘，别再烦我了。你到底是要买东西还是要跟我谈政治？’然后他说有一种新的麦片粉，应该很好，但是我并不需要。”
彼得有点不安：“真的，玛丽，你得小心。你应该知道在商店里不要谈政治。”
玛丽还在笑。
“听我说，难道这个就是他们所谓的谈政治吗？————”
彼得转换了话题。他问玛丽普法夫家的孩子们怎么样，还问玛丽是不是已经学会照顾孩子了。
“小弗里茨生病了，老是哭，脸上老是长难看的皮疹。医生说是因为吃了人造黄油，所以他也没办法。”
彼得皱了皱眉头：“胡说！不会是因为人造黄油。可能你给他吃了什么不对的东西吧。”
彼得和玛丽都穿着制服，那天晚上他们都有任务。
玛丽说：“我得打起精神来了。前天有两场长跑比赛我都得了最后一名。我敢保证我们的组长已经很厌恶我了。”
彼得自己非常擅长运动，当天晚上他一直很严肃。“是啊，打起精神来吧，这样就不会有那么多抱怨了。”
接下来的几天玛丽还是不好过。她后背疼，不想吃东西。不仅如此，在普法夫家的日子也很难受，不光是小弗里茨生病和哭闹，普法夫先生也因为工作太过繁忙而变得容易发怒，再加上难吃的饭菜，让他对家里的每个人都大喊大叫。普法夫太太也哭了。昨天玛丽试着做了一个土豆泥和一个用橘皮做的面包布丁，因为没有肉也没有水果。更要命的是，普法夫一家可能会失去自己的住处，因为党组织要征用这栋楼。所以普法夫先生现在还要用仅有的一点休息时间四处寻找新的住处。组织给了他一份城里犹太人的住宅清单，如果他看上了哪个房子或者公寓，那家犹太人就得把房子让出来。这件事让普法夫先生觉得非常苦恼。
“就算他们是犹太人，我也不想把他们轰到大街上去。我都成什么了！像个小贩一样挨家挨户地去犹太人家。”
玛丽觉得普法夫先生用不着这样想。他和玛丽都清楚，犹太人是次等的，凭什么普法夫先生这样优秀的德国人要搬出自己的家而不是这些犹太人搬？这件事也让她感到不快和低落。那天晚上的跳远练习玛丽又不及格，组长又一次冲着她大喊大叫。她决定第二天去看医生，看看医生有什么办法。她的组长推荐了年轻的基林格大夫。
她说：“他是咱们党内的同志，在市医院当第一副院长，但是只在下午出门诊。我想他能帮你。”
看完这位党内同志基林格后，玛丽痛不欲生。她先是等了两个小时，接下来这位年轻的纳粹医生试图勾引她，她愤怒地推开了他。最可怕的是，这位医生只是让玛丽把腰部露出来草草地检查了一下，就立即给出了他的“诊断”。
“你有什么病啊？”他问了一句，然后大笑着说道，“什么病都没有，姑娘，你只是怀孕了！”
玛丽觉得天旋地转，又怕又急，一时说不出话来。
“不会的————不可能这样————绝对不可能的。”她只能说出这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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