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时期之东、西堂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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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周代门殿制度，见于《礼记》、《周官》二书者，郑成康谓之：“三朝五门”。三朝者，一曰：外朝，用以决国之大政；二曰：治朝，王及群工治事之地；三曰：内朝，亦称路寝，图宗人嘉事之所也。五门之制，外曰：皋门；二曰：雉门；三曰：库门；四曰：应门；五曰：路门，又云毕门。后世皇帝，缘饰儒术，以为治体，其于宫室，每以周制为范。如隋文帝建新都，以承天门为大朝；太极、两仪二殿为常朝、日朝。唐营东内，建含元、宣政、紫宸三殿；下及宋之大庆、文德、紫宸；明之奉天、华盖、谨身；清之太和、中和、保和，靡不因袭相承，成为定则。然案天子、诸侯门殿，郑氏仅举其名，而配列方位，未予详释。此或疑以传疑，不可厚非。然郑注《秋官·小司寇》，谓外朝在雉门之外，其注朝士及《礼记》文王世子，又在路门之外，抵触若此，宜乎后儒诠经，胶执异同，纷纭千载，莫由裁决矣。且始皇兼并六国，仿写宫室，建之咸阳。其后萧何营长乐、未央，或因当时需要，折衷秦制，故其规模，与周制不同。如两汉宫殿与诸帝陵寝，咸以前殿为主体。前殿者，与后寝对立而言，未闻所谓三朝之法也。其时元会、即位、婚丧诸典，俱于前殿举行。殿之东厢，则为召见臣工[1]、岁旱祈雨[2]、白事[3]、待驾[4]，及太子视膳[5]之所。足征汉之前殿实兼大朝、常朝、日朝为一。应劭、孟康、干宝诸人，谓汉以丞相府为外朝，大司马、前后左右将军、侍中、常侍散骑为内朝[6]，乃儒生牵强事实，附会经说，非确论也。逮三国鼎立，魏都洛阳，明帝因汉南宫故址，营太极殿为大朝，又建东、西堂供朝谒、讲学之用。自是以后，迄于南北朝末期，兼为听政、颁令、简将、饯别、举哀、斋居之所。而二堂位于太极左右，南向成一横列，视后儒所释周之三朝，南北重叠鱼贯相属者，适得其反。故郑氏之说即使属实，而两汉、南北朝之际，其制中绝亦灼然如见矣。由是而言，周以来外庭配列之状，约可分为四期。

    第一期　周之三朝，依其功用，似各为独立之建筑，惟记载残缺，区布之状，须待今后考古发掘之证实。

    第二期　两汉以前殿为大朝，东、西厢为常朝、日朝。

    第三期　自曹魏迄陈，以太极殿为大朝，东、西堂为常朝，疑由汉之东、西厢演变而成。

    第四期　隋、唐、宋、元、明、清之外庭，三殿重叠，号为周制复兴。然殿之用途，因时而异，不尽相同。

    自来穷经之士，好言宫室名物，清代朴学昌明，其风尤甚。故著作流传，属于第一期者较多，第二期者次之，第三期之东、西堂，散见史籍中无虑数十处，顾乃无人措意及之。不但历史宫室至中古一段不能通会，即数百年文物制度与风俗习惯，沉霾埋没，亦无由裱曝于世。爰就涉猎所及，汇为此篇，倘亦留心史事者之一助欤。

    二

    东堂又称太极东堂，始见于曹魏之中叶。《三国志·魏志》卷四之高贵乡公甘露元年（公元256年）注引《魏氏春秋》：“二月丙辰，帝宴群臣于太极东堂，与侍中荀觊，尚书崔赞、袁亮、钟毓，给事中书令虞松等，并讲述礼典，遂言帝皇优劣之差”。又同卷甘露元年注，引傅畅晋诸公赞：“帝尝与中护军司马望、侍中王沈、散骑常侍斐秀、黄门侍郎钟会等，讲宴于东堂，并属文论名”。其事并见《通鉴辑览》卷二十九·魏主髦视学条，知其时讲宴固非一度。然《魏书》卷四载：“高贵乡公……至止车门下舆。左右曰：‘旧乘舆入’。公曰：‘吾被太后征，未知何为’。遂至太极东堂，见于太后。其日即位于太极前殿”。是于正元元年（公元254年）以前已有此堂，其非髦所建甚明。按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220年）自邺入洛营建宫室；明帝青龙三年（公元235年）起太极、昭阳诸殿；见《魏志》文帝、明帝二纪。而文帝纪注著录尤详。其言曰：“臣松之案：诸书纪是时帝居北宫，以建始殿朝郡臣，门曰：承明，陈思王诗：‘谒帝承明庐’是也。至明帝时，始于汉南宫崇德殿处，起太极、昭阳诸殿”。据此，太极前殿既建于明帝青龙间，而其后数载，帝崩。高贵乡公即位，复有东堂。则前殿与东堂俱为明帝所建，其事至为明显。惟说者以前殿、东堂皆冠以太极二字，疑堂为殿之一部，若汉东、西厢之状。然依下文所释，此二者实各为独立之建筑。因堂位于殿东，故云东堂。且言东堂，必有西堂与之对称，亦不难想象而得。然一时制度之厘革，必经若干时间之酝酿，而非贸然产生者。稽之载籍，东、西堂之制，在青龙以前实已隐肇其端。考汉建安末，曹操立魏宫室于邺，其事见左冲《魏都赋》：“造文昌之广殿，极栋宇之宏规。……左则中朝有赩，听政作寝。……于前则宣明、显阳、顺德、崇礼，重闱洞出。于后则椒鹤文石，永巷壶术，楸梓木兰，次舍甲乙……特有温室。……右则疏圃曲池，下畹高堂，兰渚??，石濑汤汤。……驰道周屈于果下，延阁胤宇以经营，飞陛方辇而径西，三台列峙以峥嵘”。依其所述，系以文昌殿为主体；建日朝听政殿于文昌之东；宣明、显阳诸门于听政之前；后宫、温室、椒鹤、木兰等于听政之后；而文昌之西，辟为池圃，以阁道通于铜爵三台。此或拘于地势，不能采用均衡对称之布局，然其日朝未附于大朝之内，而于大朝之东独立自成一区，乃变通汉制，下启东、西堂之关键，足为汉、魏间过渡时代之例证。其后明帝太和末营许昌，于景福殿左右翼以温房、凉室，似为三殿横列之制。自魏以前未之前闻，殆为明帝所创无疑也。何宴《景福殿赋》所谓：“立景福之秘殿，温房承其东序，凉室处其西偏”者是也。至其营建年代视太极二堂略早数载。故疑二者之间，不无因袭相承之关系。然则汉以来之日朝，至曹魏已逐渐蜕变，依此数例，略可得窥其涯岸矣。

    三

    晋承魏统，仍都洛阳。据《晋书》卷五·孝怀帝纪：“及即位，始遵旧制，临太极殿，使尚书郎读时令。又于东堂听政。至于宴会，辄与群官论众务，考经籍。黄门侍郎傅宣叹曰：今日复见武帝之世矣。”同书卷二十八·五行志（中）：“赵王伦篡位，有鹑入太极殿，雉集东堂。天戒若曰：太极、东堂皆朝享、听政之所，而鹑、雉同日集之者，赵王伦不当居此位也”。知东堂为武帝以来听政之地，与大朝太极殿并称。其时除正会外，并于此召见群臣。亦见《晋书》卷四十二·王浑传：“先帝时，正会后，东堂见征镇长史司马、诸国王卿、诸州别驾”。卷四十·贾充传：“帝闻充当诣阙，予幸东堂以待之”。其余颁令，见同书卷五十九·赵王伦传：“迎帝幸东堂，遂废贾后为庶人，幽之于建始殿”。饯别。卷五十二·郤铣传：“累迁雍州刺史，武帝于东堂会送”。卷八十八·李密传：“迁汉中太守，自以失分怀怨，及赐饯东堂，诏令赋诗”。举哀。卷三十七·安平献王孚传：“泰始八年（公元272年）薨，时年九十三。帝于太极东堂，举哀三日”。卷四十四·郑袤传：“泰始九年（公元273年）薨，时年八十五。帝于东堂发哀”。胥皆于是。惟当时记载，未及西堂，殊为莫解。永嘉乱后，晋室南迁，偏安江左，其制未废。如《晋书》卷七·成帝纪：“咸和四年（公元329年），正月，峻子硕攻台城，又焚太极、东堂、秘阁皆尽”。足为佐证。苏峻之乱，宫室焚荡，旋即规复。故成帝末，朔望仍听政于东堂。载《晋书》卷七·成帝纪：“咸康六年（公元340年）七月乙卯，初依中兴故事，朔望听政于东堂”。

    其后东、西堂互为召见、饯别、宴叙、举哀之用，似与晋初稍异，足窥随宜变易，无一定之法也。《晋书》卷三十二·孝武帝·王皇后传：“后性嗜酒骄妬，帝深患之。乃召蕴于东堂，具说后过状”。卷十·安帝纪：“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四月，刘裕旋镇京口。戊辰，饯于东堂”。卷九·简文帝纪：咸安元年（公元371年）十一月辛亥，“桓温遣弟秘逼新蔡王晃，诣西堂自列与太宰武陵王晞等谋反，帝对之流涕”。卷六十九·周顗传：“太兴初……帝宴群公于西堂。酒酣，从容曰：今日名臣共集，何如尧舜时耶”。卷九十二·伏滔传：“太元中……孝武帝尝会西堂，滔豫坐。还，下车。呼子系之谓曰：百人高会，天子先问伏滔在不，此故不易得，为人作父如此，定何如也”。卷七十四·桓冲传：“冲将之镇，帝饯于西堂，赐钱五十万”。卷九十九·桓玄传：“玄……篡位……小会西堂，设伎乐殿上，施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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