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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都不如他、待人接物和言谈举止都让他看不惯的人合作。合作编写电影剧本不像在办公室或工厂里工作，每个人都有独立于他人的一份工作，相互之间如果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那也能说很少有什么关系。合作编写一部电影剧本意味着大家从早到晚生活在一起，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自己的灵魂、自己的心灵与其他合作者交融在一起。总之，就是说在编剧本的那两三个月过程中，得人为地创造出虚假的密切关系，目的仅仅是要炮制出一部电影来，说到底，就像我前面说过的那样，目的是为了钱。这种密切的关系是极其糟糕的，比想象中更令人厌烦，更令人疲惫，更令人不堪忍受，因为它是建立在无声的精神折磨之上，就像从事某种科学实验的科学家们所经受的那种痛苦磨难似的，只是电影编剧从事的是语言实验。为了尽快地炮制出电影剧本来，导演常常一大早就把合作者召集在一起；从大清早一直到深更半夜，编剧就坐在那儿不停地侃侃而谈，然而，往往因为兴之所至，或是因为疲惫不堪，把话题扯到十万八千里。有的讲淫秽笑话，有的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有的分析某个著名人士的心态，有的议论男女演员，有的倾诉个人遭遇。同时，工作间里烟雾腾腾，桌子上的稿纸旁边堆满了咖啡杯子，早晨来时还仪表端庄、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的编剧们，晚上一个个都变得头发蓬乱，邋邋遢遢，满身汗味，那种样子比逼迫一个冷漠而又倔强的女人就范还要狼狈。实际上，炮制一部电影剧本惯常所采用的生硬方式，酷似对人的才智的一种强奸，与其说是建立在灵感和共鸣的基础上，还不如说是出于主观的愿望和利益。当然，也许最后拍出来的电影质量很高，导演和合作者事先也都有一定的默契并相互尊重，工作环境也比较理想，这是人类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尽管往往并不尽如人意。不过，这种协调的合作并不多见，就像质量高的电影也并不多见一样。
编写第二部电影剧本的合同不是跟巴蒂斯塔，而是跟另一个制片商签订的，合同签订以后，我突然就没有了勇气和意愿，我开始对我刚才谈到的一切不如意的地方感到越来越反感和恼怒。天天如此，一起床后，没有片刻沉静和空闲的时候，头脑里整天得往外挤电影剧本的灵感，犹如在灼热的阳光曝晒下的荒漠，没有半点阴凉之处。每次我走进导演的家，每次听到导演在书房迎候我时总说“那么，昨天晚上你考虑过了？你想出解决的办法来啦？”那一类话的时候，我就有种厌烦和逆反的情绪。以后的全部工作进程都显得那么令人不耐烦和惹人讨厌；如前所述，导演和电影编剧往往东扯西拉，离题十万八千里，极力想让冗长的讨论变得轻松愉快些，在整个剧本的写作过程中，我与合作者之间总不时地出现互不理解或是愚钝可笑的情况，或是产生简单的意见分歧。甚至导演对我出的主意和想出的办法所给予的赞扬，我都觉得有种苦涩味，因为正像我所说过的那样，我觉得我把自身最美好的东西奉献给了某种实质上跟我无关的事情，我不情愿投入其中的事情。这最后的弊端乃是我在那段日子里最难以忍受的；当导演从椅子上高兴得跳起来，对他们之中很多人油腔滑调地高声说道“真棒!真有你的!”的时候，我不禁厌烦地寻思着：“本来我可以把这些东西写在我创作的某一部悲剧或某一部喜剧里的。”从另一方面说，尽管我很反感，但出于特殊而又痛苦的矛盾心理，我不能不尽到作为电影编剧的义务。几个人合作编写电影剧本有点像老式的四驾马车，有的马很壮实，拉车挺卖力，有的只是佯装在拉车，实际上却是让它的同伴们拽着跑。我始终是那匹卖力气拉车的马，尽管我不耐烦，也很厌恶。导演跟与我合作的编剧，他们俩在遇到难题时，总是等着我拿出办法来，这一点我很快就发现了。尽管我心里也总诅咒着我那持重的性格和雄辩的口才，但我灵感一来就总是慷慨地把它奉献出来。驱使我这样做的并不是什么竞争的意识，而是诚挚的激情，它比任何相对立的意愿更为强烈：我是被人雇用的，因此，我得干活。但我每次都为自己感到羞耻，感到有种难以割舍而又愧疚的感觉，就像是为了不多的钱而糟蹋了某种无价之宝似的，其实我本可以用它来从事比电影编剧更有意义的事情的。
正如我所述，我是在跟巴蒂斯塔签署了第一份合同之后两个月才发现编剧工作的所有这一切弊端的，在此之前我没有丝毫察觉。起先，我不明白，为什么当初我就看不到这些弊端，为什么那么久之后才发现。但是，正因为我对电影编剧总怀有这种反感和沮丧的情绪，我心中梦寐以求的那份工作就更加令人向往，渐渐地我就不得不把编剧工作与我跟埃米丽亚的关系以某种方式联系在一起。最后，我终于明白了，我厌烦电影编剧这份工作，是因为埃米丽亚不再爱我，至少是开始表现出不再爱我。只要我肯定埃米丽亚爱我，那我就能勇往直前地、信心百倍地从事这项工作。可如今我不能肯定她究竟还爱不爱我，所以，我也就失去了工作的毅力和信心。此时，工作对于我来说似乎纯粹是为他人服务，是糟践聪明才智和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