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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汉代轻徭薄赋
所谓“徭”“赋”者，“徭”是役，“赋”是田租。汉时的人贫富不均，当时有“货殖”与“游侠”两类人，后者则为不正当的奸利，因此有一部分人出来主张重农抑商。商人代表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农民则为劳动者。晁错属法家，董仲舒属儒家，他们均主张重农抑商。
董仲舒是一种“轨物主义”，即主张经济生活应有标准与限度，人的生活不能高过某一水准，不然生活会趋于不道德与骄纵，但也不可低过某一标准，否则便不能过活。以“礼”为标准和准则，此即西方人的所谓“法”，高于或低于某一特定标准的人，便无法再施以礼乐教化。故经济要有一限度，要纳之于轨物，使合于一标准。此制在汉武帝时就正式推行，其中最重要之一项为盐铁国营。
由于盐铁为每一国民所必需，故不让私人独占，否则会出大毛病，因此盐铁要由政府官卖国营。这政策可合近代欧洲之国家社会主义，由国家来统制办理是合理的。中国在两千年前即有此种政策，且自汉至清代，政府对某几种商业是永远控制的，特别是盐，有盐政，盐务由专人管理。此为中国不能产生大资本家的原因。
又如当时运采，由南方至北方，名叫漕运，政府有专人管理运输。
中国古代有耕地，但有一种非耕地，为不开放的禁地，包括山泽。非耕地也开放而抽税，政府设置二机构来处理这些事务，即为：
大司农————管理收耕地的税。
少府————专收山泽的税，为王室所用。
故中国并不似法王路易所说“朕即国家”，因皇帝与政府的财库是分开管理而使用，即“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一人之天下也”，是不专制的。
二、汉代之经济政策
汉代之经济政策很切合当代社会主义之模型。
井田制度实施时，土地所有权在贵族（包括耕地与禁地，禁地包括山林池泽，为虞、衡所管），后来土地所有权转移，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于是有了兼并，成了“耕者有其田”了。政府认地不认人，只收租税，这只是指耕地而言，但禁地的所有权并未转移，有人私入禁地去谋生，叫做“奸利”。开始时政府称其为盗贼，因不易除灭，故设立关口向其征税，但这些禁地仍属贵族。
农租是政府的收入，是公的，由大司农管；商税是皇家的，是私的，由少府管。可见两千年前的政治已很进步，即在经济上，两者已分开了。
当时人们以为农租大，商租小，但事实不然。如封于江苏的吴王，一方面有海水可煮盐，一方面有铜矿可铸钱，叫做“吴王钱”，因此吴王极富有，比汉皇室还富，因此要造反了。
汉武帝一攻打匈奴，大司农的钱用完了，但政府制度不能改变，税收不能增加，因为祖宗的法不能改，因此汉武帝将皇家私款捐出来，并号召大家慷慨捐输。当时有卜式响应武帝号召，慷慨捐输。卜式原来是牧羊的，武帝即令其在上林牧羊，羊养得很肥，武帝问其故，卜式答道：“管理政治也不过如此。”后武帝封其官至九卿。但当时亦有富人不肯捐输的，武帝就说，山林泽海均是皇家私产，下令收回，自己烧盐开矿来捐给政府。于是烧盐处派盐官，铸铁处派铁官，因此盐铁商人失败了。
汉武帝时的盐官可能专卖的性质多，国营的性质少。
汉昭帝时的政府召集各地代表开大会讨论盐铁政策，中央出席代表为大司农。其中有一代表将所讨论的事项记录下来，即是桓宽的《盐铁论》，一直留传至今。
武帝盐铁政策的背景，起自农租与商税，可与今日之经济政策会通比较。民间反对盐铁国营，因为当时人民无法找到铁制的小型农具，但最重要的是反对其经济理论。
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中说，经济政策有五种：
（一）太上因之，
（二）其次利道之，
（三）其次教诲之，
（四）其次整齐之，
（五）其次与之争。
其中最高的政策是“因之”，即完全放任。“利道”者，是开了利来领导它，政府从旁协助。再次是“教诲之”，光是教并不好，因政府的智慧有限。“整齐”是一种计划经济，使一切经济事业齐头平均发展。“与之争”是政府抢民间的生意，即是与民争利，一切产业与生意全部为公。
太史公的理论是根据心理学，因大家都为自己，故最好让私人自由。此理论为针对盐铁政策而发，这是道家思想，但不反对物质文明。
晁错是法家，主张重农抑商；董仲舒是儒家，讲教诲，讲礼。
自封建制度破坏后，中国有士农工商四民。战国时期出了两种富人，当时富的条件要靠人力，耕种、制造、买卖、运输都一手包办，造成的两种富人为《货殖列传》与《游侠列传》中所说的。等到实行盐铁国营，政府讲法治，上述两种富人均被打垮了。即战国时期有四民，秦汉时期工商人发展太快，武帝时给工商人以打击，但农人永远没有变。
三、汉代之读书人————士
士在战国时叫“游士”，是活动分子。到了秦统一中国，士不能活动了，活动范围狭小了。
战国时代礼贤重士，社会自由发展而产生工商业，因此跑出游侠与货殖两种人。
汉代仍为四民社会，但以商人最为活跃。等到武帝用经济政策压迫商人，商人、武人无地位了，于是武帝重用士。自此以后，秦始皇以前的贵族政权没落，汉高祖时实施平民政权，故武帝时成为“士人政府”，此后一直到清代均如此。
读书人做官年俸2000石，等于大地主（以100亩可收租3石计，要七八万亩地才能收到2000石之数）。当时对商人有苛刻的条件和限制。汉代有两种制度，一种是“算缗”，此是一种资本税，由商人自己呈报，叫“自占”。即有2000钱资本者，政府要收120钱，这是营业税而非所得税。如不呈报或呈报不实者，可由别人告发，而全部财产充公，其半数则送给告密者，称为“告缗”。这是一种坏制度，近代孙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权有点近似于仿效此法。
自汉武帝时的士人政府开始，士正式成为四民之首。当时晁错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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