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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势骄傲蛮横，甚至跟兵马钤辖礼节对等。苏轼派人对陪同使臣说：“远方的蛮夷倾慕我大宋的教化而来，理当恭恭敬敬，如今竟然如此狂妄恣意，不是你引导不至于如此严重，再不改正我当禀明圣上！”陪同使臣害怕了，因此稍稍收敛了些。高丽使者分派见面礼给杭州官员，书函使用甲子年号，苏轼推辞了礼品，说：“高丽向我大宋朝称臣，却不使用我们的年号，我怎么敢接受？”高丽使者急忙换了书函使用大宋年号熙宁，这样苏轼才接受了对方的礼品，当时人都认为苏轼做得得体。
苏轼在杭州做了三年知州，官吏百姓对他敬爱有加，等到他卸任，仍然称呼他学士而不称姓氏。熙宁七年，改任密州知州。九月离开杭州时，朝廷正实行手实法，让百姓自报财产以定民户等级，又允许百姓告发虚报的人。司农寺又派人去各个州，对不立即实行的以违反诏令论罪。苏轼对提举官说：“违反诏令的定罪，如果出自朝廷，谁敢不服从？现在出自司农寺，这是擅自制定法令，该当何罪？”提举官吃惊地说：“先生且慢慢推行新法。”不久，朝廷也知道这法令有害于百姓，便撤销了它。
熙宁八年冬天，苏轼写了一篇《杞菊赋》，序文说：“我做官十九年，家里一天比一天穷困，改任密州的时候厨房已经揭不开锅了。”从苏轼及第到如今，刚好十九年，做官能越做越穷，这哪是别人能比得了的？
苏轼从密州改任徐州知州。熙宁十年，黄河在澶州曹村（在今天开县西南，这是黄河河道南北分流的开始之地）决口，而徐州正好首当其冲。从开直河起，水位暴涨，田地房屋多被毁坏，终于导致决堤。北边河道断流，河道向南迁移，向东汇流到梁山张泽泺（在寿张县东南梁山脚下，就是古代的钜野泽，向下游与汶水、济水汇合成为泺水。宋代河水决堤，汇入其中，绵延数百里，后来黄河改道，时间久了就泥沙淤积，变成平地）分成两道，一道汇合于南清河（就是古代的泗水），注入淮河；另一道汇合北清河（就是古代的济水），流入大海，沿途一共淹没了四十五个郡县。这的确是巨大的洪灾，竟正好在苏轼当政徐州的时候出现，大约上天也想用极其复杂的问题来考验苏轼的能力吧！
黄水汇集于徐州城下，水位上涨得不到排泄，城墙快要被浸坏崩塌了，富裕的百姓争着出城避水。苏轼说：“富人如果出城，百姓都人心动摇，我和谁守城？我在这里，水一定不会冲塌城墙。”又把富人重新赶进城去。苏轼穿着草鞋，拄着拐杖，亲自到武卫营去，大声对卒长呼喊：“河水将要冲坏城墙，事情紧急，你们虽是禁军，也应该给我出力。”卒长说：“太守尚且不躲避泥淖前来，我等小人，应当效命。”卒长操起木棒进入队伍当中，率领兵卒，穿着短衣，光着脚，拿着畚箕铁锹出去，筑起东南长堤，从戏马台开始，直到城墙。大堤筑好了，洪水流过城下，徐州城里没有发生灾害，百姓的心里才踏实了。然而大雨日夜下个不停，城墙差三板的高度就要被淹没。苏轼搭帐篷住在城上，路过家门也不进去，派官吏在城墙上分段防守，最终保全了这座城。这件事被皇帝听闻，下诏书褒扬了苏轼。苏轼在徐州上书详细地论证徐州的重要性和具体设防备的办法。不久，他改任湖州知州，到任才三个月，就发生了“乌台诗案”。
【评论】
士大夫若能生逢乱世，大权在握，兴起有利的举措，除去积弊的国政，奠定国家稳固的农业基础，让百姓安居乐业，难道不是一件荣幸的事情吗？如果是困守在地位低下的职位，限于职位的权力，不能施展抱负，好比马车下的马那样局促束缚，就会有放弃官职离开的，也有饮酒写诗不管民生事务的。唯独苏轼不像他们一样。既然没办法阻止新法的施行，那么就寄希望于在施行新法的时候委曲求全，官员多用一分心思，百姓就多获得一份利益，也就为国家多保存了一分元气。
王安石对于新法的实施，志在必得，随波逐流的人也变本加厉地讨好他。唯独苏轼当面驳斥提举，这是什么样的胆量。
手实法是吕惠卿以免役出钱不均为理由，建议实行的。其法为：由官府为制定物价标准,让民户根据自家田亩、房屋宅地、资产、牲畜，按照标准价格自行折算。现钱与生息之钱比价以五当一，不属于日常使用的器皿、粟米而隐瞒的，允许告发，如果属实，将其三分之一的钱作为奖赏。朝廷预先将手实法的格式传达给各地百姓，要求农户按照格式填写自己的产业情况，然后送交县官登记入册，官府按产业多寡将价格划分成五等，总计一县老百姓产业的实际数量平均摊派原来所规定的役钱。这事好比如今外国的财产税和个人所得税，他们施行而不产生弊端是因为外国民权发达，官员不能欺下瞒上，即使政府跟百姓争夺利益，一时之间也不会有什么大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