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戳：莫斯科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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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ong>第一封信</strong>

    亲爱的朋友，迟来的信件的命运是众所周知的：它们本来被期盼着，之后不再被期盼。我知道，我那只盖有莫斯科邮戳的信封如今已毫无用处，但也只能如此了：我自己一直生活在一只密封的信封里，现在仓促地爬出来了。两年，就像算盘珠一样咔嗒过去了。我身后，躺着一只空纺锤。亲爱的朋友，您会谅解这些的，因为您是……一位亲爱的朋友。

    但是您能原谅我让你失望了吗？当您发现在我的莫斯科邮戳下面什么都没有，除了对于盖着莫斯科之印的邮戳的沉思。对我来说，这个主题具有直观性和重要性。对于五百英里开外的您来说，它是陌生的，也许，还是枯燥的。但我只能写下我能写的：我完全被关于邮戳的问题吸引了，忙碌于研究那个“特别的印记”（引用格里鲍耶陀夫的话[亚历山大·格里鲍耶陀夫（Aleksandr Griboyedov）：俄罗斯外交官、剧作家、诗人，在其《聪明误》（Woe from Wit，1822—1824）一剧中，角色法穆索夫（Famusov）评论道：“所有莫斯科人都有一个特别的印记。”]），尽管它有点古怪，但它区分并标记着我周围的生活，所以我不可能也不会再提出其他更有趣、对你更有吸引力的主题了。

    每天早上九点四十五分，我把自己扣入大衣，出发去探寻莫斯科。是的：两年前有一列火车——我记得它晚点了十三个小时——只是将我带到了布良斯克[布良斯克车站：今基辅站。]的车站，离莫斯科的意义还有一段长路。

    那之后，每天早上我都会大步从一条边街跨入另一条边街，任由十字路口改变我的方向，以便我一路珍藏莫斯科。如果我半转过脸，会看到商店橱窗里有一个身材高大、有点驼背的男人大步走在我旁边，他的脸被黑色帽檐遮住了。我俩一起走着，偶尔交换目光，去寻找我们的意义。

    我甚至觉得很奇怪：第一天，拽着沉重的行李箱，我从多罗戈米洛夫桥望着万家灯火之中的建筑群，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那庞大的群落会横跨我的思想，像一个棘手的问题。

    当然，别人也会为这个或那个问题绞尽脑汁。每一副额骨下都存在一些问题，扰乱着心灵并折磨着那个“我”。尽管如此，我还是羡慕其他人：他们可以把他们的问题隐藏入笔记本，锁入实验室，将其包含在数学符号里。他们至少可以暂时远离难题，摆脱它，让思想喘口气。但是我从未能躲开我的主题：我就住在它里面。我所经过的建筑的窗子以一种特定的表情凝视着；每天清晨，我几乎还未睁开眼睛就能看到对面房子的红砖：一定是莫斯科。于是“莫斯科”这个念头升起。我的问题突然出现，在我周围匍匐挤满了一千个石头盒子，从我脚下长出一千条弯曲、破败的街巷——而我，一个奇怪的家伙，探究着去往“何处”，然后直接步入它，像一只老鼠钻入捕鼠器。

    我首先经过一栋被CCRCP（B）[CCRCP（B）：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Russian Communist Party （of Bolsheviks）缩写，“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布尔什维克）”。]的缩写符号追逐的、褪色的黄色建筑，半小时后，来到小拱桥旁九圣殉道者教堂[九圣殉道者教堂（Church of Nine Martyrs）：一座建于18世纪30年代的石头教堂，其第3层的钟楼于1844年加盖。]歪斜的钟楼下，我忍不住做了个绝望的尝试，想找到一个共同的分母。我大步经过书店橱窗，里面摆放着经常更换的封面：这是莫斯科。我经过乞丐们伸出的手，它们拦住我的去路：这是莫斯科；经过一捆捆带有新鲜印刷墨迹的报纸，上面生硬的黑字写着《真理报》（PRAVDA）：这是莫斯科。

    莫斯科被太多人踩踏了，它的鹅卵石路面和沥青路面上积聚了太多的足迹。如我一样的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个世纪接着一个世纪，从十字路口到十字路口，环绕广场、经过教堂、市场，被城墙围绕，被禁锢于这念头：莫斯科。脚印之上覆盖更多的脚印，仍在叠加；转念之间是更多的念头，仍在聚集。太多东西被抛入这卡莫—科尔尼基土堤[卡莫—科尔尼基土堤（Kamer—Kollezhsky Val）：19世纪中期莫斯科周围23英里长的土堤，有18个路障，标志1742年至1917年的莫斯科城市范围。]之环内了。而我，无论如何，只能用一个暧昧却不断侵袭的符号来衡量这一切：莫斯科。

    位于尼基茨基大道7b处的白色豪宅阴沉沉地斜对喧嚣的大街，关于这幢楼里曾经的一位住户[指果戈理，他的最后一个冬天是在这座房子一楼的房间里度过的，在此他完成了《死魂灵》第二部分。]，它显然比申洛克[弗拉迪米尔·申洛克（Vladimir Shenrok，1853—1910）：俄国文学史家和著名的果戈理专家。]告诉我的更多。

    如今，报纸专栏热衷于喋喋不休那个半死之词：“泛斯拉夫主义”（Slavophilism），但对于那些在星期日两点到四点之间出发去索巴奇亚广场，观看霍米亚科夫[阿列克谢·霍米亚科夫（Aleksei Khomyakov，1804—1860）：19世纪俄罗斯宗教哲学家和泛斯拉夫主义信徒，1844年开始住在阿尔巴特附近的房子里直到去世。]那座摇摇欲坠的房子的人来说，位于角落的那个房间即所谓的会客厅，更能清楚准确地解释一切。紧靠着它无窗的墙那边，是一个破旧的、可以坐五六个人的皮质沙发；角落里放着一个土耳其烟斗的支架，就这些。在那个封闭的、黑暗狭窄的房间里，泛斯拉夫主义者们促膝而谈，无话不说。

    一直开到诺沃德维奇[诺沃德维奇（Novodevichiy）：一座16世纪的修道院，索洛约夫埋葬于此。索洛维约夫（Vladimir Solovyov，1853—1900）：俄国宗教哲学家、诗人和批评家，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信徒，曾设想建立一个“普世教会”。]的17路电车，比很多书更好地向你展示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这个名字。他的名字用细小难辨的黑色字体写在一块白色横木上，在不同教派的小圣像之间[索洛维约夫葬礼后不久，有人将两个圣像放在他的坟墓上，一个是出自古耶路撒冷的复活标志，上面刻着希腊文“基督从死里复活”；另一个是奥斯托布拉姆（Ostrobram）的圣母像，上面刻着拉丁文：“义人将被永远铭记”（In memoria aeterna erit Justus），无论圣像，还是索洛维约夫原来的墓碑都没有留存下来，被毁于20世纪30年代。]。凑近细看那些褪色的字母，低点的那一个，只能辨出一个字“将”（erit）。

    他的名已永存。来翻腾这凌乱的一堆吧，拉出一根线，带出整个巨大的、纠结成一个乱麻球的莫斯科。你肯定在想：所谓“我的问题”是如何被强加于我的？我是如何开始徘徊在莫斯科的意义中的？

    很简单。我的房间面积略小于54平方英尺。你知道我的老习惯——在思考某些事或琢磨一个想法时，我会从一个角落踱到另一个角落。这房间的角落相距得太近了。我试过：如果我把桌子靠在窗口，把椅子放到床上，能腾出纵向三步、横向一步半的空间。你根本无法踱步。所以，当某个想法在我脑海里逡巡而我想做同样的事情时，就锁上三步宽的房间冲到街上，沿着弯曲的长街走下去。

    想要保护你藏在两鬓之间的生命不受四周围绕着你的生活影响是不可能的，在一条街上凝思而不去看那条街也不可能。如我这般尽量凝神于头脑中的意象，让自己的思绪不受袭扰，这也是不可想象的。街道总是侵入：它在我低垂的眼皮下推挤，冲压我的耳膜，它的鹅卵石乱撞我本就磨损的鞋底。唯一能从莫斯科大街上逃离的办法是走下一条小街，从一条小街进入一条死胡同。然后，一切重新开始：这座城市叮当着、嗡鸣着，词语被撕碎成字母——一切都在击打你的大脑，突然涌入你的脑海直到把它塞满，直到它成为一顶缀满闪烁碎片的、虚张声势的皇冠。

    毫无疑问，我很被动。起初我还抵抗，随后我便放弃了：让这个城市进入我的内心。当我走着，在长街上敲击、点画我的脚步，我有时觉得这点画汇集成一条线，与街道的线条重合。有时，我站在一个空荡的十字路口，能清晰地听到莫斯科在我的太阳穴之间的轰响与弹奏。别的时候，很奇怪，我会从一条小街游荡到另一条小街，在一个思绪陡然停顿的时刻环顾四周，突然发现自己置身于一条石头砌成的死胡同，两边房屋的小窗上挂着帘子，便道上立着曲臂的街灯。是的，我常常带着特别的喜悦发现我的思路与这座城市的线谱相吻合——转弯随着转弯，变向紧跟变向，曲线迎着曲线——具有几何图般的精确。

    渐渐地，我沉醉于这灵魂与空间的游戏。晚上，我喜欢沿着一连串的路灯漫步，同时回看我的影子。每当靠近一根灯柱时，我都会放慢脚步，因为我知道这一刻，我的影子会突然悄无声息地赶上我，它会奇怪地抽搐着滑到我前面。我边走边左右张望，顺着蓝色或白色门牌号走下去：1、3、5、7……2、4、6、8……好吧，我得停下来。照这样写下去，两枚邮票也不够。

    我展开一张莫斯科地图。我认为现在应该凝视这个斑驳的、圆如邮戳的大斑点，它在萌生彩色的新芽：不，它别想逃离我。我将用一个钢圈捕获它。

    <strong>第二封信</strong>

    发生了件古怪的事：当初我只是把第一封信投入了一个黄色邮箱，而如今，无论我走到哪里都会发现，几乎每堵墙上都有那种锡铁盒子探出来。它们咧着黑色的长方形嘴巴，等待更多的信件。好吧，它们会如愿以偿的。顺便一提，莫斯科每天都会把无数的词语塞入那些盒子里。早上八点和下午五点，帆布包裹的文字会一摞一摞地被放入板条箱里，堆叠在邮车上颤动着，然后莫斯科会用邮戳猛击这些文字，它们沿着弧线被抛投下去：去各处——所有的——全部去。正如我手中的一摞。随它去吧。

    初到莫斯科的那几天，我感到自己陷入了混乱的词语涡旋中。那些演出布告柱上、张贴的海报上和彩绘锡盘上的字母疯狂地绕着我旋转。那些开篇与结语的词语从报童的报纸捆中溜脱，揉搓着我的耳朵。巨型字母——黑色的、红色的、蓝色的——在我眼前昂首阔步，或是从横跨街道的横幅上发出嘲笑。我的瞳仁先是放大，然后疲惫地从纷乱的字母中退缩，试图穿越它们，但是那些厚颜无耻的字母不停地拉扯我的眼皮，在我的睫毛下无尽地流淌着墨迹的反光。夜里，当我关掉灯，试图将我的眼睛藏入眼皮时，字母漂浮物会在我的瞳仁里烦躁不安、拒绝睡觉，它们还会杂乱潦草地滚到白色的枕套上，在我眼前动来动去，抓我的睫毛，不让我闭眼。

    奇怪的是，我在莫斯科最初的噩梦是楼群在我之上无声地倒塌；我惊慌失措（也疲乏至极）地冲下混乱的街道，而所有的街道都一再地拧向同一个弯曲的十字路口；这些沉闷荒凉的小街，将我带到一个熙熙攘攘的大广场，这只是为了回到黑暗和死寂中——所有这些噩梦，我认为，实际上是我与莫斯科的第一次梦魇格斗，是我的初次掌控、融入的尝试，无论这有多么荒谬且无意识。

    让我吃惊的是，我清醒时得出的结论与噩梦的黑色逻辑并无太大的冲突。起初，即使是进入我的“我”，这个最阳光、最日常的现实，也让我感觉像是刚走下飞转的旋转木马，并目睹那些仍沿弧线旋转滑行的树木、云彩、步行道和人群。我经常跳上A路或B路有轨电车，还有V路，它会沿着一个长长的半径摇摆着转圈（一种奇怪的巧合）。路牌闪过，上面的字母如水般漂走；人群滑下人行道的条纹，走向轰响的车轮和出租马车。同时，在荒凉偏远的广场上，经过我那铿锵作响的字母V，沿着平行路轨飞驰的，是许多疲惫的、被雨淋得褪色的旋转木马，它们几乎一动不动。回看它们，我想：就是这里了。

    我清楚地记得一根破旧的贴戏单的柱子，好像是在克哈皮诺夫卡（Khapilovka）的某处，或那附近，那些词语层层堆叠，挂在一层层从金属柱上脱落下来的、杂七杂八的、脏兮兮的纸条上，看上去荒谬可笑。我用手掌压在那些烂了一半的字母上，词语的旋转木马生锈般吱吱作响，转了半圈。有时，我筋疲力尽，眼皮耷拉着走啊走啊，也不看人，只感觉到他们的胳膊肘在撞击我的胳膊肘。然后我能看到的只是鞋尖：有些是方头，有些是尖头，有些抛光擦亮，有些打着补丁。有条不紊的脚趾们在人行道上沉重乏味地走着，被翻起的砖块磕绊，完全冷漠且机械，好像从鞋到眼睛的距离不是五六英尺而是……抬起头，让我惊讶的是，我既看不到他们的脸也看不到眼睛，却看到斑驳的房屋斜顶，在屋顶之间，灰蓝色天空如洗净的印花棉布，上面还缀着白色云斑。有一天，我走进尼古琳娜亚街的“短语”（Phasis[Phasis：希腊文，意为“短语”，列宁曾使用这个词语。]）啤酒屋（瞧，这个词儿都漫游到哪儿了！），服务员正从桌子上擦去一个豌豆荚（“来个小瓶的？”），他以一种奇怪的眼神看了我一下，让我好一段时间害怕照镜子。如果帽檐下面，本该是脸的地方什么也没有。

    另一天，我穿过腐臭的约加河（Yauza）上的高桥时，突然想到它的发音与“Ya—uzy”（我是自己的锁链）相近。我以前从未做过这种联想。您知道为什么吗？这儿，在这座城市里，联想奇怪地趋向于统一：相似性（特别是内在的、本质的相似性）之间的联想是罕见的，几乎无法实现。这里，理发店修剪的胡须样式都是一样的，服装店把女人扣入同样的风格，书店橱窗里展示相同的书籍封面——都宣称是最新的！每天早上从九点到十点钟，这座城市中五分之四的眼睛都藏在报纸后面，以完全相同的方式盯着最后的印刷错误。不，在这个城市里，如果你想通过相似性建立联想，必然会混淆一切（熟悉的与陌生的、今天和昨天），你会因此变忧郁，甚至发疯。

    本地人，城市人（Homo urbanus），通过相邻性来生成联想：这座城市特有的布局和建筑教给身在其中的人以何种方式、且只能以那种方式构建并关联他们的言论和思想。无论你看向哪里，所有的事物都一字排开：一座七层高的建筑紧挨一个三扇窗的木屋，一座华丽的L形宅邸与之紧邻，其圆立柱十步之外就是一个露天市场；再远点，是污臭的公共厕所；再远一点，是一座有着白色台阶的帐篷形屋顶的钟楼，它那带流苏的圆顶塔伸入蓝色天空；还有，高耸在那个小教堂之上的，是另一座油漆未干的闪亮的大楼。莫斯科是一个彼此完全不相干的（从逻辑和光学角度来看）、杂乱无章的建筑群的大合唱，塞满了大大小小的房子，办公室夹杂着公寓，从地窖一直拥挤到屋檐。人们分开居住，争执不休，彼此间只有薄薄的墙板将他们隔开——通常是胶合板，甚至都没抵到天花板。在莫斯科，人们和他们的随身物品彼此靠近，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很亲近，而是因为他们不得不紧挨着，这就是说，用詹姆斯[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家，在其《与教师谈心理学》（Talks to Teachers on Psychology）一书中描述了“邻近”和“相似”的定律。]和贝恩[亚历山大·贝恩（Alexander Bain，1818—1903）：苏格兰哲学家、心理学家，著有《感官与智力》《情感与意志》。]的话来说，是“相邻”（contiguous）。在莫斯科的旋涡中，人和人相遇，有时还会成为朋友，并不是因为他们相似，而是因为道旁的长椅不只为一个人而设，马拉出租车的座位是两个。在这个城市混乱交错的八百条小街中，在一条街的尽头有一座白色的普汀克耶稣诞生堂[普汀克耶稣诞生堂：位于莫斯科马来亚·德米特里夫卡街4号，1649年由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命名。]。它由三座紧邻的建筑组成，圣祠挨着圣祠，第三座圣祠是后来加盖的。经过一个世纪的犹豫，又有一座饭厅突然挤入了第三个圣祠的旁边。

    相邻性的联想建起了十七世纪莫斯科附近的伊茨麦洛娃庄园[伊茨麦洛娃（Izmailovo）庄园：位于莫斯科东部，为贵族罗曼诺夫（Romanov）家族土地，由沙皇米哈伊洛维奇于1654年继承。]；科罗缅斯克庄园[科罗缅斯克（Kolomenskoye）庄园：位于莫斯科东南处的一座皇家庄园，1649—1667年间由沙皇米哈伊洛维命令加增木制建筑。]也是以这种方式建起的，这是鸟筑巢的方式，没有计划，全凭本能；木头宅邸邻着木头庄园，没有任何逻辑联系，仅仅依据基本的相邻原则。十八世纪艺术家伊万·祖博夫（Ivan Zubov）建造了一座古老的“远景”，提供了这些旧沙皇时期庄园遗失的残片，同时也完全出乎意料地纠正了建筑思维：在重建只剩下一些零散残骸的伊茨麦洛娃庄园和科罗缅斯克庄园时，相似性的统一标记是绝对无用的。在我看来，所有那些久已腐烂的木制框架、冷藏室、储藏室以及胡乱堆叠的四边形和八角形，它们以木头或板料松散地黏合或榫接起来——虽不能像西方建筑那样传递城市的全部重量和规模，但能更为持久和明确地表达了一个城市的本质（外表总是混乱，没办法在一个小范围内建立逻辑联系）。所有那些西米诺夫、皮特史克、波塔波夫和波斯特尼克[西米诺夫（Smirnoy-Ivanov）：米哈伊洛维奇统治期间的大师级木匠；波塔波夫（Pyotr Potapov）：一位因精心设计了波克罗夫卡街的十三圆顶教堂（1699）而闻名的建筑师；波斯特尼克（Postnik Yakovlev），红场上的圣巴西尔大教堂的建造者。]，可能并没有必要的材料或并不具备适当的技术，但他们关于城市规划的观点是对的，他们知道如何正确地建造一座城市。

    莫斯科最短的两条街道是莱尼维卡街（Lenivka[Lenivka：俄语，意为“懒骨头”。]）和彼得维斯基路（Petrovskie Linii[Petrovskie Linii：俄语，意为“彼得之线”。]）。莱尼维卡街很短，街上有三四栋角度奇怪的矮房子——因为它太懒了，不能再长了。彼得维斯基路是笔直的，却被截断了，结果就失去力量，因为尽管彼得大帝下令街道要沿直线建造，但这条直线在混乱的街道中立刻陷入了麻烦，在一片由小巷、死胡同、十字路口和弯道构造的陷阱里没能走出一百步。莫斯科街巷的迷宫迅速干掉了这条直线。令人困惑且不可理喻的是，这迷宫引你向右走的路是为了左转，它极度扰乱了我来莫斯科的第一周的思绪。我虽然磨坏了两双鞋底，但还是没能弄清楚这个简单的问题：如果我无法解开莫斯科的结，是因为这结太紧，还是因为我的手指太乏力？我的手指必须更有力气、更快、更敏捷。于是，我开始有条不紊地做这件事。

    <strong>第三封信</strong>

    当我抵达莫斯科时，我那只紧紧捆绑着的行李箱里有三件替换的内衣、康德的三大批判、索洛维约夫《俄罗斯哲学家文集》中的一卷、一些单身汉的杂物以及大约半磅重的介绍信。这些信件用麻绳捆着，一旦拆开，我就成了“此信持有人”，游荡于一个门铃到另一个门铃之间。那些门把手旁边通常有一个提示：如果是找某某人，按两声长铃，一声短铃；如果是别的人，则三声短铃。我按照提示按铃，无论长短，皆仔细数着手指头按——总是一样的结果：收信人打开信封，瞄一眼信，然后对我干同样的事——打开、打量。他们的打量既漫长又短暂，常常一开始长时间端详，然后简短地打量。他们的瞳仁就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探究我，一次、两次、第三次，沉吟，眯起眼——先是看我，然后看透我、穿过我。

    在听到门锁的轻微响动时，我会暗中数着楼梯上走下来的沙沙的脚步，寻找那里面的隐喻。我很快就厌倦了磨损的门铃的意象。有一天，我走进市场，发现了更好的东西：在市场的托盘和笼屉间推搡的人们，非常清楚小圆面包是什么，就是那种由顽童们出售的普通的小圆面包，满心怀疑的顾客会检验后再买。一堆温暖而饱满的小面包盖在帆布下面。但在帆布上面，总有一个小面包充当试验品。夹着公文包、提着网兜和袋子去上班或跑腿的人们匆匆而过，他们抓起孤零零的小圆面包——先快速挤压、接着长时间沉吟着揉捏，然后把它放回帆布堆上，让它在那里独自战栗。金色面包皮不再松脆，而是向内塌陷；它不再饱满温暖，而是变冷、布满了试探的凹痕。

    我记得，当我抽到一封地址为扎特塞普斯基街（Zatsepsky Val）14号的推荐信时，出于某种原因，我犹豫片刻。我抓起帽子，又把它放回去，然后，我展开地图。与一长串字母“Z-a-t-s-e-p-a[Zatsepa：俄语，意为“钩子”，这条街位于扎特塞普斯基街附近。]”相垂直，“Shchipok[Shchipok：俄语，意为“挤捏”，这条街位于“钩子街”附近。]”这个词突然跃入我眼帘，看上去挺眼熟。我快速翻找：首先是在扎柏林[伊万·扎柏林（Ivan Zabelin，1820—1908）：俄国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著有《莫斯科城的历史》（1905）。]（Zabelin）的书里——不，没找到，然后是马丁诺夫[阿列克谢·马丁诺夫（Aleksei Martynov，1820—1895）：莫斯科考古学家，著有《莫斯科街道、小巷名称以及历史解释》（1881）。]的《莫斯科街道小巷》，最后是斯涅基奥夫[伊万·斯涅基奥夫（Ivan Snegiryov，1793—1868）：俄国历史学家、人种学家和民俗学家，著有《莫斯科：历史及考古学描述》（1865）。]。啊哈，找到了：“Shchipok”这个词源自古老的莫斯科词shchupok，它对应的是一种带铁钩的长杆，用来戳拉莫斯科城门附近的一车车货物。我必须承认，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莫斯科人对这种灵巧的工具进行了很大的改进：他们在改善其功效的同时，也让它不那么显眼了。

    老莫斯科的历史就是它的筑墙的历史。

    18世纪，当这里和西方的所有城市都早已推倒他们所有的墙、如扔旧衣服一样把它们扔掉时，莫斯科仍把它结实丰满的形体包裹在城墙和壁垒后面。

    直到19世纪，莫斯科还生活在路障和防栅之间，躲在每一扇大门后，以多疑、半闭的眼神瞥看来自外部、外省的一切，缓慢地为城外人抬起它那漆过的栅栏。

    当然这些已成往事，但这一切都消失在过去了吗？

    在莫斯科的六个车站，每天都有越来越多的火车卸下涌入的旅客，人们被绿车皮运进来，而红车皮里则装着木材、面粉和装满基辅鸡蛋的长条板箱。

    鸡蛋被一个一个拿起来对着光线、透过特殊纸筒查看其脆弱的外壳。而人呢，却……没人管。但即便如此，他们先是腰背挺直，大跨步，粗声大嗓（乡下人的习惯），但很快他们就会减弱声调，安静下来，仿佛他们也被探究和注视了：一天又一天，他们的步伐越来越小、越来越安静；他们的手臂瘫软；外地人很快学会走在街道阴暗的一面，避开相互交错的视线，躲开钩子和试探。

    我亲爱的朋友，莫斯科仅仅通过信件、古怪的日记、随意的书籍就能找到您。那些圆形的莫斯科邮戳难道不是像睁大的深蓝色眼睛一样盯着您吗？这些书怎么样？难道您不觉得它们的字行在试探吗？

    莫斯科文学是复杂的，有很多分支，多种多样。尽管如此，我一直想用一种简洁的意象（或是公式），而不是拐弯抹角的文字，来捕获这令人恼火的、庞杂的纸堆，但还没有找到任何意象。

    还没有。

    <strong>第四封信</strong>

    我找到它了：瑞伽蒂丝。一个古老的民间的防发热符咒曾提到圣西西尼乌斯和十三个发烧姐妹[十三个发烧姐妹：出自俄罗斯民间故事，每年1月2日，丑陋的、长着翅膀的发烧姐妹们为了躲避严寒，飞出她们的地下洞穴，她们会躲在温暖的木屋里攻击“有罪的人”。这个异教传说后来与基督教里关于殉道的圣西西尼乌斯（Saint Sisinnius）联系在一起，人们在早春时节（3月9日）纪念圣西西尼乌斯，因为这是容易发烧的季节。]，她们中的一个就是瑞伽蒂丝。

    在莫斯科这座城市里，我们没有赫利孔山[赫利孔山（Helicon）：希腊神话中缪斯的家园，属帕纳苏斯山。]，也没有帕纳苏斯山[帕纳苏斯山（Parnassus）：德尔斐附近的一座山，有两座山峰，其中一座被奉献给阿波罗和缪斯。]，只有七个低地圆丘和淤泥——莫斯科七座古老的山丘；替代蝉歌的是疟蚊的叮咬；取代九个缪斯的，是十三个发烧姐妹。

    缪斯传授一种具有均匀脉动、披戴韵律和节奏的诗篇；发烧姐妹们知道如何瓦解、扰乱一行诗——和她们在一起，你总是在发烧，还会神经质地漏掉字母。咒语无法击溃姐妹们。她们仍活着。近在咫尺：就在这儿。与她们相遇是危险的。最危险的是瑞伽蒂丝。瑞伽蒂丝只会凝视，也只教给人凝视。人们的眼窝并不是空的，但眼窝里的眼睛却时而空洞、时而盈满；时而看见，时而视而不见；时而把光线撕碎，时而又将它们重新交织在一起；人们时而闭上眼皮做梦，时而睁开眼回到现实。但瑞伽蒂丝的眼睛是无遮拦的：她的眼皮被撕掉了。

    对于别人来说，黎明渐逝而天光大亮；天空时而呈现蓝色，时而点缀着一些星辰；万物逐渐隐入黑暗，又再度出现在太阳的鞭笞之下。但是对于瑞伽蒂丝来说，没有止息，没有睡眠，没有夜晚；她的视线无休止、无间断，绵延不尽。那些感到羞耻的人会垂下眼皮，瑞伽蒂丝没有可以低垂的。

    那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她无耻。确实，这位发烧姐妹不太害羞：她以那均匀的不眨眼的凝视——仰视蓝天的闪烁，也俯瞰厕所的粪坑；凝视可耻的，也凝视纯洁的；凝视丑恶与神圣。但瑞伽蒂丝是纯洁的，因为她知道视力的巨大折磨；太阳鞭打她无遮拦的眼睛，光线接着光线，意象接着意象，无任何间隙或停顿，然而瑞伽蒂丝并没有要求荫蔽；她毫无怨言地承受着这可怕的视力负担。如果在夜晚漫游城市街巷时，她不会避开《莫斯科酒馆》[《莫斯科酒馆》：俄国著名诗人叶赛宁（Sergei Esenin）出版于1924年的一本诗集，主要描写妓女、流氓和梅毒手风琴家。]，那并不是因为在那些莫斯科的小酒馆里的人们嗜酒贪金，而是因为他们从不睡觉——他们知道如何履行她的无眠誓约。

    意象派[意象派（Imaginists）：1917年俄国革命后兴起的一场先锋派诗歌运动，发起者为叶赛宁、阿纳托利·马里安戈夫（Anatoly Mariengof）和瓦蒂姆·舍施尼维奇（Vadim Shershenivich）。意象主义者提倡“专注于意象本身”，力图清除“内容的尘埃”，认为艺术唯一且不可比拟的方法乃是通过意象和意象之韵律揭示生活。]早已被忘得精光，但他们却是第一批忍受瑞伽蒂丝凝视之人。今天，这个流派只能自囚于他们逼仄的《美的旅店》[《美的旅店》（Hotel for Travelers in the Beautiful）：意象派于1922年至1924年间出版的文学杂志，也是他们经常发表互相矛盾的观点和激进言论的论坛，一共出了四期，科尔扎诺夫斯基撰写了其中两个故事。]里，但在革命时期，这些瑞伽蒂丝的理论家们居然占领了莫斯科所有的书店橱窗，甚至书摊。意象派作家的视力是无遮掩的；意象涂刷着他们的眼，封堵他们瞳孔的裂缝。他们关于“自由意象”的理论唯独解放了意象，它可以对不设防的眼睛为所欲为。

    老套话“荷马也会打盹”[“荷马也会打盹”：最出色的人也难免有失误。语出贺拉斯《诗艺》：“大诗人荷马打瞌睡的时候，我也不能忍受，不过，作品长了，瞌睡来临，也是情有可原的。”]的意思是，那些意象就像人一样，一会睁开眼，一会闭上眼；意象之间是视觉的停顿；太阳发出光线，又收回光线；色彩时而打盹，又醒来；诗行时而运行，时而停顿。

    新教条“意象是自由的”意味着：打倒视觉停顿！打倒干枯色彩！让太阳永远处于它的顶点——眼睛不再被眼皮遮护。意象派的法则活跃在莫斯科所有文学流派里。它驱策着所有本地诗人和作家的诗节及短语中的意象。

    要解释莫斯科的诗学，列日涅夫[列日涅夫（Lezhnev）：俄国社会文学杂志Rossiya的编辑。《真理报》称列日涅夫为“双面神亚努斯”，因为他发表非共产主义者的作品，包括科尔扎诺夫斯基的《邮戳：莫斯科》和布尔加科夫的《白卫军》。]提出的“独眼”甚至是“双眼”式的警惕性是不够的：无睑之眼般的警惕性才至关重要。

    马雅可夫斯基假装他还有眼皮，他睁大眼盯视一切（那是他帕里斯尼亚时期的习惯），因为他渴望那样。但是他那些被张贴出来的诗歌与悬挂在街道间的韵文攻击着路人的眼睛，拒绝藏在装订物内，就让人感觉如某种复仇。它们似乎在说，受苦吧，继续受苦，至少受点苦，你也是。我不能不看——所以我也不会让你不看。

    至于阿列克谢·托尔斯泰，很简单：我向你推荐朱科夫斯基[朱科夫斯基（Kornei Chukovsky，1882—1969）：俄国诗人、翻译家和评论家。]的评论，他住在彼得堡，从那个距离，他肯定看得更清楚。朱科夫斯基写道：“阿列克谢·托尔斯泰只是在看，但他并不思考。”

    威廉姆斯·哈迪森先生，D.E.信托公司的股东之一[苏联作家伊利亚·爱伦堡（Ilya Ehrenburg，1881—1967）的一部讽刺作品（1923），描述了美国信托机构对欧洲的毁灭。石油巨头之子哈迪森先生希望在“一个真正的无人的沙漠里”度蜜月，于是以巨资毁灭了欧洲。]，将数百万人从欧洲表面抹去，以免他们妨碍他的视线。我不清楚爱伦堡与哈迪森先生有何共同之处，但在他那一大堆包含了大部分古老欧洲的意象里头，你很难找到两三个“因为”，以及一个“为何”。

    至于皮尔尼亚克[皮尔尼亚克（Boris Pilnyak，1894—1938）：著有内战小说《裸年》（1922），为苏联文学主导性人物。他的小说堪比由不协调之图像、杂乱场景和相互冲突之观点组成的拼贴画。]的小说，哪怕他自称是“素材”，也像是一间塞满各色舞台布景和道具的仓库，在其中翻找的——唉！——是一位普通的舞台杂工。帕斯捷尔纳克[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1890—1960）：苏联著名诗人、作家。1912年，帕斯捷尔纳克作为莫斯科大学哲学专业的学生，前往德国师从赫尔曼·科恩（Hermann Cohen）学习新康德主义之马堡学派。他刚抵达马尔堡时就意识到，该城市只令他有美学兴奋，而非哲学的愉悦，他来这里并非从事哲学，而是为了告别哲学。]徒劳地从莫斯科前往马尔堡，寻找不可见之物（Unsichtbar），简单说，是去找一副德国制造的能迅速闭紧的眼皮——这并不适合莫斯科。

    莫斯科太多样化、太广阔，它的意象对生活于其中的、没有眼皮的人来说太震撼了，他甚至不能护住他头骨内的一小角或大脑里一片褶皱不受翻滚的影像洪流之冲击。于是有莫斯科头脑中可怕的崩溃；正如在后台杂物间，所有的东西都被埋在彩绘的背景下，连艺术家本人也难以呼吸；意象叠加着意象，更多意象堆在上面；思想没有任何空间：它们被附带着以某种方式构想出来，如三明治被夹在欢快的场景中。眼睛无处可逃。眼睛唯有尽其可能地观看。

    瑞伽蒂丝不仅造访诗人，她还常驻克里姆林宫。正是她告诉吉洪诺夫[尼古拉·吉洪诺夫：（Nikolai Tikhonov，1896—1979）：苏联诗人、作家及文学官员。他在一首诗《蓝色包裹之歌》（1922年）中写道：“然而，克里姆林宫的人们从不睡觉。”]：“克里姆林宫里的人从不睡觉。”没有眼皮的发烧姐妹在夜间的克里姆林宫墙边徘徊，一幅永远警惕着的形象；她呼唤失眠的哨兵，凝视克里姆林宫永远放光的窗户。

    瑞伽蒂丝“为革命带来巨大的益处”。如果麦克白在杀害国王时，“把睡眠也谋杀了”，那么一场革命必须首先废除睡眠，然后再将手伸向国王。群众暴动是集体的觉醒；因为睡眠可能很深，所以唤醒也须很深，要与现实整个地、长久地发生关系。当生活变得紧张、彻底无眠时，这也是对神经系统的一种磨炼。

    革命者永不睡觉；甚至在睡梦中，他们焦虑的大脑也会卷入电话线的嗡嗡声，其神经纤维不断振动，被警惕性渗透、击穿——他们从不让眼皮完全闭上，大脑兴奋地思考着，好像眼皮不存在。

    只有通过清算夜晚，通过流放贫瘠的黑色睡眠之间歇，将白昼与白昼融合，并将生命变成一个不断成倍放大的漫长的十月，革命方能成功。瑞伽蒂丝的作用绝不能被贬低。

    如果一个眨眼的人无法理解那些眼皮被撕开的人，那他就糟糕了：让他学会耷拉眼皮吧。

    大约六个月前，一位列宁格勒的——不，彼得堡的作家来到莫斯科，他从观念之城来到意象之城，随身带来一份手稿。在被莫斯科人环绕时，他开始阅读这份手稿。在我们（“我们”在这儿是个错误的词：我是一个外来者，不是莫斯科人）看来，这手稿仿佛是褪色的、无形体的爬行斑块，人眼无法捕捉到它。阅读结束后，一场争论开始了：莫斯科人坚持认为那位彼得堡人没看见任何东西，而对于这位彼得堡人来说，莫斯科人什么都不懂。在这一点上，我们分道扬镳了。

    时间已晚。我在入口处按了四十分钟的门铃，我想，或者，我在脑海中看到了一首相当著名的叙事诗，接着是一本古老的《莫斯科概览》中的一行文字，我猜，您也许未必知道：

    <em>    在一片荒凉的海岸上

    他站立，高贵而肃穆地冥想

    </em>

    以及：

    <em>    希腊人瓦西里对王子说：“我有一个愿景：在这个地方建造一个伟大而古老的城市……它将被称为莫斯科。

    </em>

    <strong>第五封信</strong>

    保罗·孟禄[保罗·孟禄（Paul Monroe）：曾在中国工作的美国教育家，主编有五卷本《教育大百科全书》（1910—1913）。]提到了翰林院。在汉语中这名字含有“铅笔森林”的意思。关于这个赐名，我不清楚是何时起的，这是皇庭下令给中国最好的作家、诗人和学者们居住的一种有十到二十个竹屋顶的小宅院。

    在莫斯科很时髦的“中国茶树”已送出！——啊哈！——它们被碾碎了，装入小茶柜或邮包里。但我们的确有自己的“铅笔森林”。

    最初，也就是一个世纪之前，它是一个稀疏的小种植园，一个不太显眼的小树林，只有十几二十支上漆铅笔，它们的笔尖还很迟钝。但嫩芽长出，长壮了。黑铅开始从平头上戳出来，逐渐变尖利。小铅笔成为成熟的大铅笔。于是在城墙内，莫斯科建立了自己的文学。

    渐渐地，在周日傍晚驱车前往索科尔尼基[索科尔尼基（Sokolniki）：莫斯科东北部一片古老的松树林，与许多作家有联系，例如恰达耶夫在那里撰写《第三哲学书简》，托尔斯泰将《战争与和平》中一场决斗场景放在那里。]，在“铅笔森林”中悠闲地进行文化漫步成了风尚。但就在笔林生长时，它那涂了漆的、圆形或六面体的、红色或黄色的树干大量繁殖，这森林就占据了越来越多的纸上空间、越来越大片的时间。所以直至今日，人们并不知道莫斯科本地人以什么更为骄傲：是索科尔尼基的森林呢，还是“铅笔森林”。莫斯科文学确实是一种铅笔文学，不是出自钢笔，而是出自易碎的石墨芯。在西方，还有彼得堡，他们是用钢笔写作；在这儿——不是。

    钢笔是灵活的，也坚硬、准确、精确；它是圆圈和花体字的情人，它在前往墨水池与返回字行的途中情不自禁地沉思。而一支铅笔会不停气地写；它紧张不安，草率，钟爱草稿：它沙沙作响，潦草疾书，复又沙沙作响，然后在一个句子中途——在短语中——咔嚓断了。

    一位吹毛求疵的外国人曾在19世纪20年代到访莫斯科，他后来抱怨说：“在莫斯科，我发现了第五元素：泥。[语出拿破仑，但他指的是波兰。1806—1807年，拿破仑与俄军作战时说：“除了水、气、土和火，上帝还创造了第五元素：泥。”]”莫斯科的眼睛已熟稔了四个要素：它是瑞伽蒂丝的一个门徒，它能看到整个地平线，能将一切尽收眼底，从星辰到尘埃微粒。这眼中的世界像地球一样分层，像水一样流动，像空气一样无影无踪，像火一样焚烧。但是在四元素之上还有一个“第五”元素——正如那位外国人所言——它用一种脏兮兮的灰色薄膜，一种浑浊的石墨粉尘覆盖了所有的东西。莫斯科人看得很清楚，但写得很浑浊；眼睛抓住了，手指却是张开的。

    在我的铅笔盒里几乎都是莫斯科铅笔。我打开盖子，将里面的东西翻倒在桌子上。那里：是一支粗粗的、有棱纹的双色铅笔，它拥有与钢笔同样的权利，但是……两种颜色都可以写作：蓝色的这样写，红色的那样写；一条脆而锋利的石墨芯，护有金属帽；一根圆形的、擦不掉的铅笔，涂有滑溜溜的虫胶清漆，它拥有钢笔的权利，但是……还有一包尚未削尖的初出茅庐的铅笔；几个被纸张完全磨损了的粗短铅笔头。[蓝色笔（编辑）；红色笔（审查官）；擦不掉的铅笔（官员）；脆而锋利的石墨芯（写作中的作家）；尚未削尖的铅笔（未来的作家）；短粗笔头（完蛋的作家）。]

    我认为这就是全部了。但这就够了。在它的眼皮底下，我把我的文学放回去。祝您一切顺利，我遥远的朋友。

    <strong>第六封信</strong>

    一个世纪前，在多边形的阿尔伯特广场曲折的拐角中央有一座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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