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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朝品官服色无蟒衣之制，盖蟒蛇属无角无足。乃其后内外官多乞蟒衣，大类龙形。弘治元年，允都御史边镛奏，始禁不许再乞。
弘治元年二月，孝庙有旨谕在京诸司：“朝廷政事，祖宗俱有成宪。今后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务须遵守，毋得互相嘱托，有亏公道。如内外官敢有写贴子嘱托者，内官连人送东厂，外官送锦衣卫，奏来处治。若容隐不奏者，事发俱治以重罪。”
弘治元年二月，浙江景宁县屏风山有异物成群，状如马，大如羊，其色白。数以万计，首尾相衔，从西南石牛山，浮空而去，自午至申。事闻，朝廷为减银课，汰坑冶官。
抚治郧阳副都御史郑时请给诰命，吏部言：“时先抚陕西，今抚郧阳，前后虽三年余，然中间尝调参政。”孝庙命特与之。
弘治初，礼部覆都御史马文升奏：“请令巡城御史及兵马司、锦衣卫逐一搜访，但有扶鸾祷圣、驱雷唤雨、捉鬼耳报一切邪术人等，及无名之人，俱限一月内尽逐出京。仍有潜住者，有司执之，治以重罪。主家及四邻知而不举者连坐。”
陕西、甘凉乃古左贤王之地。汉武始取之，立酒泉、张掖等郡，以断匈奴右臂。然汉、唐之末，皆不能守，宋则全失之。我朝立行都司，命官镇守。正统初，虏酋朵儿只伯为患，赖王骥、蒋贵平之。天顺间，孛耒毛里孩为患，败宁夏总兵仇廉，自是入河套为寇掠矣。盖陕西通甘凉者，止兰州浮桥一道。虏若据桥，则运道难通，甘凉难守，关中难保无虞矣。
弘治初，吏部郎中周木言：“常熟旧有学道书院祠言偃者，今废，乞为修建。”孝宗以本朝无书院之制，不许。
旧制，提人勘事，所遣人必赍精微批文赴所在官司，比号相符，然后行事。有司仍具由回奏，有不同者，执送京师。此祖宗防微杜渐之意。后乃止用驾贴，既不合符，真伪莫辩。弘治初，以刑部尚书何乔新言，始命如旧例行。
弘治元年十二月，御史陈瑶言：“崇文门旧设宣课分司，止收商税。近差御史主事往监其事，以掊克为能，有伤国体。”孝庙曰：“御史言是。此分司曩被校尉及无籍者挟持搅扰，因命御史主事监收。今后止许称盘客货，其余行李车辆，毋得搜检阻遏。”
命各处乡饮酒礼，监生省祭官不得与。
初，正佐首领官每以事相讦，即以同僚不和，不分曲直，概行黜罢。滦州知州潘龄言：“正佐虽共事，而立心不同。稍加规正，辄起衅端。或倚其粗猛公肆欺凌，或恃其年老不顾廉耻。乞更易以别善恶。”都察院以龄言为是。请自今佐贰首领官有贪暴殃民倚强恃老欺压正官者，许正官具奏斥退；正官有赃滥不法者，许佐贰官申禀举行，各坐正犯罪名。若彼此皆贪，因忿致争者，方以同僚不和论断。从之。
湖广旧无岁进鱼鲊例，成化七年，镇守太监某始进二千五百斤。十七年以后，增至二万余斤。用船十二只，皆有司进献。弘治二年四月，始命内官造办如七年数，船止许二只。仍禁需索科扰为害者。
主事林沂奏，欲按品秩列坐御史上，御史劾之曰：“朝廷设官分秩，有拘品秩者，有不拘品秩者。故庆成赐宴，科道坐于郎中之上，翰林坐于科道之前。若概以品秩，则诸学士当列于少卿之下，京县知兵马当列于御史给事中之上矣。”孝庙以沂故违成宪，下锦衣卫狱治之。
初，占城国王古来为安南所侵，携家至广东。朝廷命处置优恤之，送还国。且谕安南戒勿侵扰。古来既返国，复移咨两广守臣，谓：“安南仍肆侵占，乞如永乐时差官督兵守护。”事下兵部，覆奏言：“永乐时遣将发兵，乃正黎季犛弑逆之罪，非为邻境交恶之故。今古耒国土已亡而复存，部落已散而复聚，皆天威所致。古耒亦宜自强修政，抚恤部落，保固疆圉。仍与安南捐弃小嫌，敦睦如故。若不能自强，专仰朝廷发兵远戍，代之守国，古无是理。”孝庙从其议，乃以此意宣谕古耒。
旧制，殿试毕次日读卷，又次日放榜。弘治三年，大学士刘吉等言：“时日迫促，阅卷未精。请再展一日，至第四日放榜。”至今为例。
南京礼部尚书黎淳性耿介，患流俗奢侈。凡婚丧燕饮皆有则，取予不苟。有门生尹华亭以红云布寄淳，淳不受。即书其封识上曰：“古之为令，拔茶植桑；今之为令，织布添花。吾不用此妖服也。”
弘治三年，户部以水旱灾，请免直隶等处夏麦秋粮。孝宗曰：“国赋固有定法，然岁有凶丰。凶岁义当损上益下。若必欲一概取盈，仓廪则实矣，如病民何？奏中所拟悉从之。仍谕有司，贫民各沾实惠。”
弘治时，山西沁、潞等处屯田被水灾不及三分，例不免粮。孝宗以其民饥困，方发仓赈济，不可复征，特免之。
弘治三年十一月朔日，遇冬至节，改望日颁历。
提督会同馆主事，是弘治五年春所设。盖因其时馆夫有盗夷人财物者故也。
弘治五年，大学士丘濬言：“经籍图书，载万年百世之事。今世赖之以知古，后世赖之以知今者也。太祖于未登宝位之先，即求遗书于至正丙午之秋。一时储积，不减前代。永乐中，尝遣修撰陈循往南京取本阁所贮古今书籍，各取一部北上，余悉封识如故，是两京皆有储书也。今历年既久，不无鼠蠹，经该人众，不无散失。乞敕阁臣委学士以下官一一比校，要见实在的数，明白开具奏报。仍以木刻考校年月，委官名衔，为记识于每卷之末，永远存照。仍敕南京礼部、翰林院官查盘永乐中原留内府书籍有无多寡全欠，具数奏知，量为起取存留，分派凑补。又请于文渊阁近地别建重楼，不用木植，但用砖石，将累朝实录、御制玉牒及干系国家有大事文书，盛以铜柜，庋于楼之上层。如诏册、制诰、行礼仪注、前朝遗文旧事，与凡内衙门所藏文书可备异日纂修全史之用者，盛以铁柜，庋之下层。每岁曝书，先期奏请，量委翰林院堂上官一员晒晾查算，事毕封识。内外大小衙门因事欲有稽考者，必须请旨，不许擅自开取。”孝庙嘉纳之。
旧例，漕运船，松木者五年一造，给价六十一两九钱；楠木者七年一造，给价七十七两五钱。俱军三民七出办。乃后则渐求增加，非复当时之例矣。
弘治五年十二月，命礼部榜谕天下。今后敢有私自净身者，本身并下手人处斩，全家发边远充军。两邻及歇家不举首者，同罪。里老容隐者，亦治罪不宥。
弘治六年闰五月，太常少卿兼侍讲学士李东阳言：“讲官官不必高，所贵实任。苟非其人不宜滥置，既授之任，必重其官。近日讲官小有遗误，遽遭纠劾，荷蒙圣恩，时置不问。朝廷优之以讲道之礼，而有司律之以奉事之仪，自开设经筵以来，未尝有此。臣伏睹累朝所定仪注，止有侍仪官御史二员、给事中二员、序班二员，无所谓纠仪者。先帝临朝极严，御史等官奏对，不敢毫发纵贷，即如大学士陈文、侍讲周良臣等进讲，差错不闻纠劾，朝廷亦不以责纠劾之官。请自今凡进讲差错者，勿得纠劾，以仰成陛下优礼儒臣之盛意。”孝庙从之。
弘治间，命太监李兴等修浚张秋河道。各官初至，祭河神，天气阴晦，帛不能燃，似焚不焚之处，宛然人面，耳目口鼻皆具，众共骇叹。副使杨茂元奏闻于朝。亦甚异也。
弘治八年三月，山东抚按奏黜老疾不谨等官。孝庙谕吏部曰：“到任未及二年者，姑留办事。人才能否，须历任稍久方见。今后有如此奏黜者，本部酌量再奏。”
大学士徐溥，以禄赐所入，于原籍宜兴县仿范仲淹之意置义田若干亩，岁收租税，以助族人婚葬之费。定为家规，传之子孙。恐条约不关于部曹，数目不籍于郡邑，人心难合而易离，义事难成而易败，异时子孙，或视为度外，则不禁乡邻之侵，或认为分内，则或启族人之讼。乃言于朝，乞敕户部将所置义田文册，用印钤记，发本管府县存照。候造册之年，另以徐义庄为名立户，造入本里带管户内。如有侵占争讼者，以官法从事。庶几家法籍国法而永存，百世子孙皆蒙休赐。下户部议，宜从所请。
三品官妻旧无祭。弘治八年五月，兵部侍郎李介妻孺人林氏卒，其子昆陈请，特许之。四品妻无祭，大理卿王霁妻恭人曹氏卒，其子泰具疏以请，特予之。
孟子五十七代孙博士元请封赠其父母，吏部言八品官旧无封赠例。诏特予之。
弘治时，南京礼部尚书童轩言：“清军一事虽曰急务，但所清之军，自洪武、永乐以来，远者百余年，近者数十载，而正身之存者少矣。其子孙年深，亦多更名避地，不可卒识，间有清出，亦千百之一二耳。所得之军甚少，所扰之民实多。乞敕兵部转行天下所司，凡逃军有经三十年以上者，悉免清勾。凡有愿抽军籍者，覆视无碍，许于本处衙门注籍。则民扰可除，而军亦易补矣。”
弘治八年十二月，司礼监以祭三清乐章，命内阁改补进呈。大学士徐溥言：“我朝合祭天地，皆太祖所亲定，乐器乐章，皆太祖所亲制。不闻有三清之祭，俗曲之音。臣等读儒书穷圣道，道家邪妄之说，未尝究心。至于鄙亵词曲，尤所不习。且祖宗置文渊阁学士，实欲其谋议政事，讲论经史，培养本源，弼正阙失。非欲其阿谀顺旨，惟其言而莫之违也。故凡奉中旨处分，其合理者自当仰承德音，间于民情有干、治体相碍，亦不敢苟且应命，以误陛下，不但乐章一事而已。”疏入，孝宗嘉纳之。
弘治九年春，朝觐官陛辞，孝庙赐之敕，内有云：“官之崇者任固重，官之小者责亦专。凡尔有司，莫非天职，勿以一事不修为无损，勿以一民不获为不足忧，勿以一郡一邑不安为无害于治。大哉王言，为人臣子者，不可不绎思也。”
世间草木花卉，各有种类。弘治间，四川长宁县民家楠树上生莲花，李树上生豆荚。亦大异矣。
孝庙励精政事，恐诸司题覆耽延，特谕六部、都察院：凡天下奏事有旨令即看详以闻者，覆奏无过二日；看详以闻者，无过三日；事干他司须行查者，无过十日；遇有军机重务及重大事情，宽五日。
彭城卫千户吴能以家贫出其女满仓儿，令张媪鬻之。媪鬻于乐妇张氏，而始言周官人家。后张转鬻于乐工焦义，义又鬻于乐工袁璘，璘使为娼。时能久没，其母聂氏闻之，觅诸歌肆。女怨母鬻己，不复认，聂与子政攘而归。璘赎以十金，不从。讼之刑部，郎中丁哲讯得其实。璘不服，哲重加笞，越数日死。女断归聂。璘妻讼于东厂太监杨鹏，鹏奏之，命三法司、锦衣卫会问，不决。复命府部大臣及科道廷讯之，始吐实。都察院谓哲罪当徒，女当杖。刑部吏徐珪疏言：“哲断女甚当，而杨鹏之侄淫于是女，且以他事恨哲，乃因此事欲陷哲。三法司畏惧东厂，莫敢辩明。及朝堂问明，乃此女止拟杖，而哲反拟徒。东厂之势为群臣所畏如此。臣在刑部三年，见鞫问盗贼，多东厂镇抚司所获。其间有校尉挟仇诬陷者，有校尉为人报仇者，有校尉受首恶之赃反以为从却令旁抵罪者，惟用刑罚逼之诬服。刑官即洞见真情，不敢擅更一字。以今哲事观之，益复可信，诸人冤枉，岂不有伤天地之和？愿革去东厂，戮杨鹏叔侄，谪镇抚司于边。进哲一官，以酬被诬受辱之苦。其镇抚司理刑，不必专用锦衣卫官。乞推选刑部主事一人，共莅其事。璘赎罪毕为民，哲亦给璘埋葬之费，革为民。”
弘治十年三月，经筵毕。上召大学士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至文华殿御榻前，上出各衙门题奏本曰：“与先生辈商量。”溥等每本议定批词，录于片纸以进。上览毕，亲批本面，或更定二三字，或删去一二句，皆应手疾书。有山西巡抚官本，上曰：“此欲提问一副总兵，何如？”溥等对曰：“此事轻恐不必提。止提都指挥以下三人可也。”上曰：“然边情事重，小官亦不可不提。”又礼部本拟一“是”字，上曰：“天下事亦大，还看本内事情。”因取本阅之，曰：“是只须一‘是’字足矣。”又一本，健奏曰：“此本事多，臣等将下细看拟奏。”上曰：“就此商量，岂不好？”既又指余本曰：“此皆常事，不过该衙门知道耳。”命左右赐茶而退。宣召顾问，蔼然有都俞一堂之风。
旧制，六科行移，通政司俱用呈文。弘治时，南通政徐说欲媚科臣，始用手本，继说者为通参夏崇文，欲复旧制，南科嚣然劾之，而北科亦为助驳。孝庙洞知其情，竟不究其事。
国朝法古，制兵最为周悉。十六卫亲军指挥使司，不隶五府，此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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