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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十四年，降虏之编置京畿者，因虏入寇，遂编发胡服肆掠，人目为家达子。正统十四年，侍讲刘定之疏言时政，内一款言：“往年以来，降胡皆留居京师，授以官职，给以全俸。夫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故昨者或冲破关塞，奔归故土；或乘伺机便寇掠畿甸。今宜乘大兵聚集之际，迁徙其众，远居南土，禁其种落，不许自相婚媾，变其衣服，不许仍遵胡俗；为兵者，使与中国之兵部伍相杂以牵制之；为民者，使与中国之民里甲相错以染化之。况又省全俸之给，减漕挽之劳。臣尝于上皇时言之，智谋浅短，不足仰动天听。然今者之祸可鉴矣。”
景皇初即位，敕谕都察院臣曰：“臣下有恭敬恐惧之心，朝廷礼仪自然严肃。比闻群臣入朝多行私揖跪拜礼，甚者三五成群，高谈嬉笑，略无忌惮，此恭敬之心何在？守卫官军例必辰时换直，欲彼此相识，以辨奸伪。乃今于五鼓未朝时即纷然排拥出入，甚至杂以贩鬻者，此恐惧之心何在？其榜谕皇城四门，自今俱宜遵祖宗之法。敢仍前故违者纠仪，巡视御史及鸿胪寺官举之，重罪不宥。
旧制，凡传奉圣旨诸司奉行者，以所得旨意具本覆奏送科，惟光禄寺但附录文簿。及奈亨得罪，言者谓亨尝私馈太监王振，诈称奉英宗皇帝圣旨，日给振酒馔，法司查无覆，本当以诈传诏旨之罪，请自是每事覆本如诸司。本寺卿齐整言：“所司事冗，中旨处分，日每十余，至若逐一覆本，不惟文书不胜其繁，抑且琐碎，上烦听览，乞仍旧附录为便。”从之。
故事，自冬至后至春日，殿前将军甲士赐酒肉，名曰头脑酒。景王初即位，以大官不充，罢之。
正统十四年，户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陈循等言：“翰林官属虽有额员，然自永乐、宣德以来，往往额外多除，皆出英宗命。吏部止因本院在任官九年考称者请旨，照例升授本院之职，不拘多余，已是旧例。今本院自讲读以至五经博士等官，俱多缺员。钦惟皇上嗣登大宝，正用人之际，况文学侍从之臣，尤当精选，以备顾问，资益圣学。乞敕吏部，于本院见任官及庶吉士内推选升补讲读等官员缺。其五经博士及典籍侍书待诏之缺，俱于教官内推举，送院考补。如此，庶几官不旷职，近侍得人。”从之。
户部左侍郎王沦以庶吉士授司直郎，仁宗嗣位，升郑府左长史。宣德四年，随王之国，六年诏取回京，改户部郎中以至今官。乃近日长史不复别升，非旧制也。
景泰时，有言锦衣卫官校缉事之弊者，云多为人复私怨，指无为有，诬致人罪，且例不许辩理。景皇曰：“官校本以廉阴谋不轨大奸大恶，乃今其弊如此，后有送法司不引伏者，其为辩理之，如肆诬罔，俱重罪不宥。”
景泰初，给事中李实等奏：“近年各处镇守巡抚等官，动经三五七年，或一二十年，室家悬隔，患疾病而不能相恤，子女远违，遇婚姻而不能嫁娶。有子者尚遗此虑，无子者诚有可矜。乞敕各官议，许其妻子完住。量给本处官仓俸米，以赡其家。”从之。巡抚携家始此。
景泰时，兵部尚书于谦以雷震塔庙，奏言：“佛者以清净为本，慈悲为用。其教之行与否，不系于世道之轻重与其徒之多寡也。今四方多流徙之民，而三边缺战守之士。度僧太多，恐乖本末，一人为僧，则一夫不耕，衣食之费虽不仰给于官府，亦必出自于民间。其度僧之举，亦乞少缓。”
国子监进士题名碑原在大成门下，正统间移于太学门外。景泰中，司业赵琬言，风雨飘淋，易于损坏。始命工部造屋覆盖。
永乐初，内阁官遇常朝，立金台东，锦衣卫在西。后因不便，移下贴御道东西对立。后因雨，各衙门俱上奉天门奏事，五府立西檐柱外，六卿叙立东檐柱内，内阁遂无地可立。景泰二年秋，以户部尚书兼学士陈循奏，始令常朝内阁学士与锦衣卫官东西对立。经筵日，同知经筵官序于尚书都御史上。午朝翰林院先奏事。
旧制，岁遣御史二员于长芦、两淮巡盐；又遣御史分巡南北河道。有司供费不给，给事中李瓒以为言，都察院遂请罢巡河御史二员，令巡盐御史兼之。
景泰间，给事中李锡奏：“京师物价涌贵，四方人民疲弊，光禄寺钱粮日少，乞将四月八日并端阳等节宴赐百官酒饭暂为停止。”景皇诏曰：“此祖宗旧制，不可以小费轻改。其遵行之。”
景泰时，侍讲邢宽以服阕复除南京翰林院署掌院事，大学士陈循等以侍讲系属官，于掌印不便，遂升为侍讲学士。
景泰中，给事中白莹言事，内一款言：“洪武中，凡京官本户杂泛差役俱为优免，今闻各处将京官之家，编作水马驿站等役。请申明旧章，一概优免。”从之。
初，官吏故勘平人致死者，论死不宥。给事中于泰言：“其意本非故杀，宜在所宥。”由是坐故勘者，悉得贷罪。监察御史左鼎等言：“小民无知犯法，可以情而贷。若官吏以学术发身，以法律从事，操威福之柄，岂可怀私受贿，巧文深诋，杀无罪人？原其情与故杀何异？先朝屡有恩宥，皆不及此。岂列圣之仁明，有所不逮？诚以法者天下之公，不可以私意妄有所轻重也。”章下刑部，尚书俞士悦等言：“御史言是。自后故勘者宜论死不宥。”从之。
景泰三年秋，罢两淮、长芦巡盐御史。盐法、河道，命抚按官兼理。
景泰时，赦款内有诓诈财物免追者，于是京师揽纳户、车户得人财物，皆援以为例，不如约办纳装载。户部谓其骗民财，亏国用。请令法司追完，庶使奸计不行。从之。
景泰三年，以藩劳升致仕礼部左侍郎杨翥为本部尚书，赐诰命，封赠其祖父母、父母及妻，仍旧致仕给俸。
景泰三年，命尚书都御史等官分行诸郡国考察方面及有司官，谕之曰：“朕惟治理以任官为本，任官以得人为先。任得其人，则官使皆贤才，而政事无不理。政得其理，则民庶皆安养，而天下无不治。近闻各处方面有司等衙门官，固有持心公正、操行端洁之人，虽其作为长短不同，然不失为君子。此等之人长于作为者，当明陈其事绩，可旌可擢；短于作为者，当明陈其老壮，可存可放。所以待君子，使人有所劝。亦有贪淫无耻、酷暴不仁之徒，虽其能否老壮不同，然不免为小人。此等之徒不必问其能否老壮，当明陈其过犯，显然证佐，可罪可黜。所以待小人，使人有所惩。然知人之难，从古以为病，固有行实贪淫而善于结交要誉以自固者，心实酷暴而巧于容悦逢迎以自掩者，小人固如是矣。君子或不能然反见嗔于人者有之。欲得存舍之公，未之有也。今特命尔等分往浙江等布政司，考察方面文职有司等衙门官，务在躬亲遍历、广询博访。果有前项君子之人，宜加礼待，存留在任管事；其有可以旌擢及或老疾罢软不能办理例应致仕及革职者，明白开具实踪奏来，并送吏部，应放免者，就彼放免。果有前项小人茸不才所为太甚的然为民害者，明白开其过恶显然证佐实迹奏送，来京处治。当送问者，送按察司并巡按御史处问理，依律照例发落。夫进退人才非易事，尔须廉以立己之本，明以求人之实，公以正己之权度，恕以处人之用舍，毋惑于恩仇之嘱托，毋私于亲故之情好，毋徇于势要之使令，毋狃于利害之报复，庶副委任。”
景泰时，南京锦衣卫余丁华敏言：“内官十害：广积家财，金银珠玉动以万计，此从何而来？非盗府库之钱粮，则削生民之膏血，其害一也；内官专权倚势，侵占公侯房屋，兴工造作，役军劳民，其害二也；内官家人义男外亲，尽是无籍之徒，肥马轻裘，纵横豪悍，任意为非，甚至纳粟补官，贵贱不分，其害三也；盖造佛寺，费用无算，以一己之私，破万家之产，其害四也；广置田庄，不纳粮刍，寄户府县，不当差徭，彼则田连阡陌，民则无立锥之地，其害五也；家人中盐，虚占盐数，转卖与人，先得勘合，倍支钜万，坏国家之榷法，夺客商之利息，其害六也；奏求塌房，邀接客旅，倚势赊卖，混赖不还，商人受害，莫敢谁何，其害七也；卖放匠人，名为伴当，办纳月钱，内府监局乏人造作，工役烦重，捶楚不堪，其害八也；家人包揽各色物件，官府畏惧，以一科十，亏官损民，其害九也；内官监工，非法酷刑，军匠涂炭，不胜嗟怨，其害十也。”
景泰间，户部尚书金濂言节用粮储十事，内一款言：“僧道潜住京师，动以万计。虽不费官粮而米价踊贵，实由其冗食所致。宜除在京寺观及奉旨存留外，余令回原寺观住居。仍令五城兵马司挨捕，违者俱如永乐间例，发遣充军。”
景泰间，尚书俞士悦言：“兵政，有国之大事。朝廷养军于无事之时，正欲用之于有事之日也。比者臣点视各营军伍，自总兵而下，私纵役占，动以万计。辇毂之下尚尔，其他在外可知。臣曩任御史之时，凡问私役军人者，俱照榜例重罪，以故人不敢犯。乞敕兵部申明旧榜，严加禁革。”又言：“昔萧何入关，首收图籍；曹彬下江南，回载图书。后世皆称其贤。为治之要，固不可无图籍以资稽考也。臣见各营官军，略无籍册文卷可查，止凭自具数目。若有欺弊，何由得知？乞令兵部自今将军马数目造册二本，一进内府藏收，一存本部备照。”是之。
景泰时，大学士商辂言：“各边操守官军，寡弱艰难。夫寡弱则不能战，艰难则不能守。切闻口外田地广饶，多被势要之家占耕，收利入己。其军士非但无力耕种，亦无近便田地可耕，衣食既不给，则壮气沮丧，安望其能守也。乞命户部选能干官，分往大同、宣府、怀来、永宁等处，会同都御史等官，将田地尽数拨与军士。令其分为两番，六日操守，六日耕种。收成之后，并力备御。如此，则转输之费可省，又岂有寡弱艰难之足虑哉！”部覆：“请敕督抚诸臣核实举行，敢有沮坏者，奏闻区处。”
景泰三年十二月，礼部奏：“本部职掌四夷外国，并各处进贡金银器皿方物及赏赐之类。旧有直房三间，系吏、户、礼三部堂上官每日候朝处所，于内收贮各处进贡赏赐等物。今瓦剌使臣数多，赏赐动经万计，收贮不尽，遂使各官每日候朝无地可处。看得吏科北廊房六间，是府军等卫带刀上直官军所处。犹有空者，乞将带刀官军并作三间，其余三间拨与本部，收贮各处进贡金银方物及赏赐钞币彩段之类。”从之。
景泰时，兵部尚书于谦奏：“整点各营官军。其官军不到者，动以万数，衣甲全无。盖由总兵官及坐营把总等官苟且因循，钤束不谨。乞量黜罚，以警将来。”诏：“总兵等官缺军一万以上者，罚俸半年；以下者罚三月。限半月内齐集总督等官。十日一点视，如仍前怠忽，必杀不赦。
景泰四年，从科臣张轼言，申禁官员子侄人等于宦所冒籍科举。
景泰间，御史左鼎奏：“国家承平日久，而公私恒患于不足，逮至军兴，尤为穷蹙，于是卖官鬻爵。凡衰世苟且之法，一切举而行之。科敛愈烦，国用愈匮。尝观汉文帝、唐太宗之初，水旱霜蝗，连岁俱有；或匈奴嫚侮，或突厥寇掠，亦可谓多事矣。然卒能使贯朽而不可校，粟腐而不可食，斗米三四钱，行者不赍粮，岂有他道哉！不过躬行俭约，轻徭薄赋。是以国富于上，民安于下。由是观之，欲致国用之饶裕，岂必掊克聚敛之为哉！诚能痛抑末技，严禁游惰，凡工商僧道之流，减汰抑遏，悉驱而归之农；官吏将士之无用者，罢斥拣择，毋使其冗食。开广屯田以渐实边廪，量减士卒以稍纾边饷。与凡不急之役无益之费，如寺观营造供佛饭僧之类，一绝之而不为。专以务农重谷为本，而尤躬行俭约以率之，慎择守令，严条约以督励之。持之以悠久，行之以至诚，则何患户口之不增，赋税之不广，民财之不裕，国用之不足哉！”
景泰间，御史左鼎等陈言时政，内一款言：“停银课以杜民患。正统年间，闽、浙俱采办银课，豪猾贪利，互相杀夺。遂使邓茂七、叶宗留之徒乘势作乱，致劳大军征剿芟除，而银课之令遂止不行。近者皆仍前举行，臣等谓闽、浙疮痍之民，甫能安业，诚恐求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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