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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佑八年十二月初御经筵召吕公着侍讲论语刘敞侍读史记。
越明年四月上谕侍臣曰方日求讲论侍对未食必劳倦自今视事毕不俟进食即御经筵。
治平元年九月诏日御经筵吕公着司马光言陛下始初清明宜亲近儒雅讲求治术愿不惜顷刻之间日御讲筵从之。
此即仁宗夏日亦御经筵之意。
濮邸亲族
治平元年六月增置宗室学官睦宗院都讲谓宗室当以亲族尊卑为序与讲官分宾主。
宗室学官正讲席自此始。
二年四月诏议崇奉濮王典礼。英宗所生之父。宰相韩琦等奏请下有司议司马光奋笔立议畧云为人后者为之子不敢复顾其私亲孝宣不加号于卫太子光武不加号于南顿君至于哀安桓灵自旁亲入继皆称其祖父此犯义侵礼不足为法至是又言尊以髙官大爵称皇伯王珪勅吏以光手藁为按欧阳修言珪议非是中书奏汉宣光武皆私父为皇考太常范镇率礼官上言既考仁宗又考濮王其义未当于是台官自中丞贾黯以下各有奏知杂吕晦亦言陛下入继大统皆先帝之徳当从王珪议为定。
人之言曰濮邸之议当以称亲为非称伯为是以欧阳修之言为非司马光之言为是然以礼考之称亲固非矣称伯亦未安也程子曰为人后者谓其所后者为父母而谓其所生者为伯叔父母此天地之大义人生之大伦不可得而废易也然所生之义至尊至大虽当专意于正统岂得尽絶于私恩是以先王制礼既降其服以正统绪然不以正统之亲疎而皆为齐哀朞以别之则所以明其至重而与诸伯叔父不同也观程子之言则欧阳修称亲之议其失礼固已甚矣而称伯者又不能推其所生之至恩以明尊卑之正礼乃欲奉以髙官大爵但如朞亲等属故事则亦非至当之论也要当揆量事体别立殊称若曰皇伯父某国大王而使其子孙袭爵奉祀则于大统无嫌疑之失而在所生亦极尊崇之道矣。
史馆
治平三年以苏轼直史馆上在藩邸闻轼名欲召入翰林知制诰韩琦曰轼逺大器也在朝廷培养使天下畏慕降伏今骤用之人情未必为然上曰与起居注可乎曰记注与制诰为邻不若召试馆职上曰未知能否故试若轼有不能耶琦不可乃试而命之他日欧阳以告轼轼曰韩公所以待轼乃君子爱人以徳也。
敬天变
治平元年五月亲出祷雨始幸相国寺醴泉观。
二年八月三日大雨上降诏责躬夜批出言淫雨为灾专戒不徳。
前辈谓祖宗爱民勤政未尝有所游幸就或有之非幸天章阁以观书即幸寺观以祷雨意不在于燕乐也宜其朝无缺政民无失所此皆忧勤之所致与。
募民兵
治平元年十一月刺陜西义勇韩 奏唐置府兵最为近古今之义勇河北 十五万河东 八万勇悍纯实而有物力资产即唐之府兵也今刺义勇止刺手背不复刺面甚便乃命徐亿等徃籍陜西五户三丁之一刺之总得十五万六千余人司马光言议者但怪陜西无勇军而不知陜西之民三丁巳有一丁充保 矣既敛农民之粟帛以赡军又籍农民之身以为兵至中书与琦诘难琦无以对其后十年义勇运粮戍边卒以为常如光之言矣。
庆厯之时诏刺陜西义勇方平曰不可韩公曰可治平之时诏刺陜西义勇温公曰不可韩公曰可夫以祖宗之至仁大臣之尽忠而籍民为兵犹莫之免良以省费而用足也然弓手之刺率市人不可用而宣毅骄甚所至为冦何韩公之虑不及张公耶义勇之刺其后运粮戍边率以为常何韩公之虑不及司马公耶曰张公司马公之虑诚是矣而韩亦未可深贬也石壕之诗公盖诵之久矣彼诚见汉唐调养之弊故欲收拾强悍者养以为民兵则良民可以保其相聚之乐公之虑及此又安得以一时之见尽非之哉。
治平二年正月遣使募京畿淮南兵司马光言边臣之请兵无穷朝廷之募兵不已仓库之粟帛有限百姓之膏血无涯臣愿断自圣志罢招禁军训练旧有自可备御养兵以自困多兵以自祸不用兵以自败未有甚于此者。
此荆公所以欲行保甲法而尽废正兵也。
宋大事记讲义卷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