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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钦定四库全书

    宋大事记讲义卷九

    宋 吕中 撰

    仁宗皇帝

    台谏

    天圣元年四月,令近臣举官充台谏。

    天圣元年,先是,钱惟演意图入相,御史鞠咏曰:“若相惟演,当取白麻廷毁之。”惟演闻之,亟去。

    五年九月,以程琳为御史中丞,宰相张知白最器琳,当除命,喜曰:“不辱吾笔矣。”

    明道元年七月,置谏院,先朝虽除谏官,未尝置院,至是从谏官陈执中之请。

    二年十二月,严选用台官法。先是,宰相李廸除张沔、韩琦为台官,言者谓台官必由中 ,乃宗祖法,上曰:“祖宗法不可壊,宰相自用台官,则宰相过失,无敢言者矣。”

    是月,废皇后郭氏。孔道辅率谏官、御史孙祖徳、范仲淹等十人伏合奏,门者阖扉,道辅扣环大呼,言:“后无过,不可废。”吕夷简以当废状告之美人尚氏,有侵皇后语,后批其颊,上救之,误批上颈,上大怒,且曰:“废后,固汉唐故事。”道辅曰:“人臣当道君以尧舜,岂得引汉唐失徳为法耶?”夷简奏言,伏合请对,非太平美事,有诏出道辅知泰州,范仲淹知睦州,祖徳等罚金。杨偕言:“愿得皆贬。”时河阳签判富弼言,朝廷一举而二失。后近臣有献诗百篇者。执政请除龙图直学士,上曰:“是诗虽多,不如孔道辅一言。”遂命道辅,因知前日之斥,果非上意。

    景佑元年二月,置御史里行,以张宗诣、孙沔为之。御史里行始此。

    御史台辟石介为主簿,介论赦书不当求五代及诸伪国后,忤上意。欧阳修责中丞杜衍曰:“介一介贱士,用不用当否,未足害政,可惜中丞举动耳。”

    景佑三年五月,罢范仲淹,禁越职言事。集贤校理余靖言:“陛下亲政以来,三逐言者,恐非太平之政。”馆合校勘尹洙言:“仲淹尝荐已,不可苟免。”皆贬。欧阳修乃贻书,责髙若讷曰:“仲淹刚正通古今,班行中无此,今以非辜逐,君为谏官,不能辨,犹以面目见士大夫,是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耶。”若讷忿,以其书奏,贬修为夷陵令。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四贤指仲淹、靖、洙、修,不肖指若讷也。

    庆厯三年三月,増谏官员,命王素、欧阳修知谏院,余靖为正言。

    蔡襄以诗贺素等,言多激劝,素以诗奏之,遂命知谏院,当时谓之“四谏”。

    是年八月,诏谏官日赴内朝,从知制诰田况之请。况言:“臣前在谏院,每闻一事,皆诸处采问,比及论列,或至后时。”

    十一月,复监察御史里行。景佑初置,既而又阙不除,至是复除,以李京、包拯为之。拯前知端州,岁满不持一砚归。

    四年八月,诏毋以辅臣所荐充台谏。

    十月,蔡襄罢。五年正月,孙甫罢,论陈执中不可执政,于是两人俱求出。

    五年正月,复言事御史,以梅挚、李京为之。唐制御史不专言职,故天禧初始置言事六员,后不除,至是复除。

    八年,翰林曽公亮荐赵抃可充台谏,召为殿中侍御史,弹劾不避权贵,号曰“铁面御史”。

    皇佑三年十月,唐介贬。张尧佐侄女有宠,一日迁四使,宣徽、节度、景灵、羣牧四使。介引杨国忠为戒,不报。又介与谏官包拯等论列,卒夺宣徽、景灵两使。介又劾平章文彦博为间金竒锦,因中人献宫掖,得为执事。上怒,贬介,彦博亦罢。唐介弹大臣,并以吴奎、包拯为宰臣党,帝欲出奎知宻州,彦博乞留奎供言职,上曰:“介言奎、拯皆阴结彦博,今观此奏,非诬也。”吴奎罢。

    四年三月,包拯罢。

    五年八月,以唐介为御史中丞。介贬不二年复召,议者谓优容言事之臣,自古未有也。

    十月,解唐介言职,改直集院,欲以全安之也。

    十二月,以吴中复为监察御史中丞,孙抃所荐也。抃未始识其面,曰:“昔人耻为呈身御史,今岂荐识面台郎耶?”

    至和元年七月,解马遵、吕景初、吴中复台职,时并为御史。初,梁适之得政也,中官有力焉。遵等极陈其过,左右或言御史羣攻宰相,自今谁敢当其任?适既罢,左右欲并遵等去之,皆坐谪。知制诰蔡襄以三人无罪,封还词头不草制,付他舎人,亦莫敢当者。遂用熟状降勅。

    二年六月,张昪为御史中丞,上书言时政。昪忠直可任风宪,富弼初入相,欧阳修为翰林学士,时号为三得人。八月,置台谏章奏簿,从范镇之言也。所以知言者得失,而殿最之。

    嘉佑元年十月,解范镇言职,因言储嗣未立,章凡十九上,待罪百余日,须发为白。详见定储嗣门。

    十二月,中丞张昪论刘沆,凡十七章上,以昪指切时事无所回避,罢刘沆。

    三年六月,以包拯为御史中丞。拯言:“太子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祸孰大焉?臣行年七十且无子,所以乞建太子者,为宗庙万世计耳。”

    六年五月,以司马光仍知谏院,上谨习疏。

    皇佑五年五月,孙抃为御史中丞。谏官韩绛言:“抃非纠绳才,不可任风宪。”抃即手疏曰:“臣观方今士人趋进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为精神,以能讦人为风采, 给若啬夫者,谓之有议论;刻深若酷吏者,谓之有政事。谏官所谓才者,无乃谓是乎?臣诚不能也。”上察其言,趋令视事。

    国初,官以定俸,实不亲职,有谏议大夫、司谏、正言,特以寓禄耳,故赴谏院者方得諌官,则諌官之权犹未重也。国初三院领外任而不任风宪,兴国中任风宪而不领言事,则台官之权亦未重也。端拱初,以补阙为司谏,以拾遗为正言,所以举谏官之职。天禧中置言事御史,所以举台官之职。然当时台谏之官虽重,而台谏之职未振也。自仁宗即位,刘中丞令台属各举纠弹之职,而后台谏之职始振。干兴元年刘筠为中丞,令台属各举纠弹之职。自孔道辅、范仲淹敢于抗夷简,唐介敢于抗彦博,一梁适之用事,则马遵率数人言之,一刘沆之得政,则张昪凡十七疏论之,而后台谏之权敢与宰相为敌矣。事实并见本门。是何台谏之职在国初则轻,在仁宗之时则重;在国初则为具员,在仁宗之时则为振职,何耶?盖仁祖不以天下之威权为纪纲,而以言者之风采为纪纲,故其进退台谏,公其选而重其权,优其迁而轻其责,非私之也。盖以立国之纪纲,实寄于此。百官除授,自执政以下皆付大臣进拟,而中丞、谏官必出于人主之亲擢,虽李迪、吕夷简之亲,亦不敢进拟谏官、御史,所以公其选也。自安石执政,以京官王子昭除御史,又以选人李定除谏官,则台谏皆出于宰相之除矣。台谏言事,许以风闻,不得穷诘,虽以执中、夏竦之佞,亦不敢与台谏争曲直,所以重其权也。自安石执政,行青苖之法,始命李常分析,举朝争之以为不可。助役之法行,又命杨绘分析,执政以为不可,则宰相得以夺台谏之权矣。台諌之权常存体貌,自唐介之外其余无贬斥者,不一二年,亦复召用,所以复其迁而轻其责也。自熙宁之初,始有罚金御史者。安石秉政,御史言事皆责其监当,而台谏之受责,自此始矣。仁祖以言者之风采为纪纲,而安石乃以大臣之威权为纪纲,甚矣!仁祖之心天地之寛,安石之心潢潦之量也。两朝台諌不同形容仁祖朝事纪纲甚振。

    景佑二年,贬孙沔。先是,上疏言:“自孔道辅、范仲淹被黜之后,龎籍、范讽置对以来,凡在缙绅尽懐缄嘿,为监察御史以言废后事贬者,非仁祖之本心也,而夷简实赞之。諌官伏合,乃仁祖美意也,而夷简力沮之。此夷简入相之初,而国论为之一变也。”

    嘉佑六年,欧阳修言,景佑中范仲淹言宰相吕夷简贬知饶州后,至今二十年,台谏未闻有规諌人主而得罪,臣故谓方今谏人主则易,言大臣则难。

    范文正公以忤吕申公贬,而申公亦以文正罢;唐质肃公以忤文潞公贬,而潞公亦以质肃罢,仁宗退大臣以伸言者之气如此。然异时申公不惟不敢憾于文正,而西事之兴且与之戮力;出处见元昊门。潞公不惟不敢憾于唐质肃,而还朝之日必与之俱召而后敢入。大臣之能容言如此。圣君贤相仲台諌之气,唐介劾宰相文彦博,其后再入相,首荐唐介,复召用焉。

    给事中 起居舎人

    景佑三年十二月,严宣勅银台法。时宣勅札子多不经本司,李纮言:“若此,则封驳之职遂废。”乃诏宣勅非银司不行。

    庆厯元年,以富弼知制诰。初,因侍臣刘从愿妻以后族出入禁中,一日削其国封,久之还封。富弼当草制,遂封还词头。后张可久自转运使改横行,欧阳修援弼例封还后,遂为常。

    至和元年七月,解马遵、吕景初、吴中复等台职,知制诰蔡襄以三人者无罪,封还词头,改付他舎人,亦莫敢当者,遂用熟状降勅。中丞孙抃累疏争之,翰林学士吴宿因召对,亦乞留遵等,皆不报。

    皇佑元年,杨懐敏除副都知,知制诰胡宿不草制,封还以闻。上疑宿职不当言,谓宰相曰:“有此故事否?”文彦博曰:“近来富弼以封还。”上意解。

    司马光言:唐制诏书有不便者,门下得以封还。今门下虽有封驳之名,而诏书一切自中书下,非所以防过举也。

    给舎主封驳,台谏主论列,其职均也。然给舎献替于先,台谏追救于后,命之未下,其正之也易;命之已下,其夺之也难。此给舎所以为重也。盖自庆厯间,遂国夫人之命,富弼当草制,封还词头,给舎之封驳昉于此矣。至其后胡宿援弼之例而驳杨懐敏、欧阳援弼之例而驳张可久,盖自是而其职与台谏均矣。给舎封驳于其先,其职尤难于台谏也。

    嘉佑五年八月,苏洵试校书。初,欧阳修上洵所著书,韩琦善之,召试舎人院,再以疾辞。至是赵抃又荐之,乃就除。祖宗法度寛简,上之所作成激励者,有在科目之外,下之所以洗濯磨染者,亦不尽出于程文之中,故起孙明复于太山而处之胄监师儒之地,拔苏洵于眉山而处之容台礼合之中,起程颐于西洛而置之广厦细旃之上,则其所以特出一二以耸动天下者何如哉?此人才所以盛也。

    两制

    欧阳修在翰林,仁祖一日乘间取御合春帖子,读而爱之,问左右曰:“欧阳修之词也。”乃悉取帖阅之,叹曰:“举笔不忘规谏,真侍从之臣也。”

    嘉佑六年六月,以王安石知制诰。去冬,除安石及司马光同修起居注,光五辞而后受,安石辞至七八月乃受,从是径迁知制诰,安石不复辞矣。

    授以馆职而辞馆职,授以起居注而辞起居注,人皆服其逊。初授馆职、三司度支判官,因辞,命修起居注,又辞,至于嘉佑之除制诰、熙宁之除学士则不复辞。辞其小而受其大,人遂以前日之辞官者,荆公之诈也;今日之不辞者,荆公之奸也,未为深知荆公者矣。盖荆公以天下自任之志不减于范文正,而自是其规模广大,又非一官一职之所能尽,迨嘉佑之末,其实行已,足取信于人,熙宁之初其虚名已足以取信于君,固将以大有为于斯世,独惜夫志大而学非也。诛心之言。初,王安石名始盛,欧阳修亦善之,劝洵与游,洵曰:“吾知其人矣。”作《辨奸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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