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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打伤了！排长打伤了！”停了枪过去一看，方知道自己打了自己。
×××虽然被收服，而且已经据有高位，但东三省的匪氛仍旧甚炽。我们的队伍随即奉令分路清乡。我带着一连人开往小黑山——现在的黑山县——驻守到那里不上旬日，有一个百姓前来报告，说他家里遭了土匪抢劫，并说土匪现在什么什么地方，匪首名叫孙景山。我当即带队缉剿，把孙景山抓住，枪马也都搜了出来。其时报告的人尚在营里候着。我立刻回来审讯。
审案时，孙景山一开口就说：“你也不必审问我，你不过是个营副。我却当过把总，你凭什么来审问我？”
我说：“不论官大官小，你如今抢了人家，我就要拿住你审问。”
“难道抢人家也有罪不成？×××这么一个大土匪，一样在当着统领！”
这样一说，可把我怔住了。想了半天，我只好说：“不论你怎么会巧说，今天我先押起你来！”当下就退堂，令司务长朱金诚看守着他。不大会儿工夫，朱金诚来报告，说孙景山愿意送我三千块钱，希望我放了他，要不然，即使把他送到省城，也不过花三千块钱了事。我一听不由无名火起。“真可恶！”我心里想。从前我也听说过贿赂买动的事，但自己却未亲身经历过，不料如今竟买动到我身上来了。想了一会儿，我跑到军医生周锡三屋里，我问他：“犯了抢案，能不能处死？”我所以这样问，是因为我法律知识甚差，阅历也不足，一时不敢决定如何处置。周军医说：“既然人赃俱获，怎么不可以处死？”从周锡三屋里出来，我即派人到县公署借来一把刀，把孙景山拉来，立地在营门口砍了，并把头也悬挂起来。这时百姓争着围看，营门口拥挤得水泄不通。他们都妄加揣测，说冯焕章是冯国璋的兄弟，又说我是带了先斩后奏的命令来的。
当天打了电报给管带和标统，报告拿获孙景山的事。标统范国璋接电，即约同一位军法官雷某马上赶到小黑山来。见了面，范标统夸奖我剿匪马到成功，随即就问我：“土匪在哪里？”叫人提来审问。我回说已经杀掉了。标统就吃一惊说：“你们的营长真冒失！如何就杀了呢？”我说：“杀的时候营长尚未来。”“那么是你杀的？”我答是的。标统听了就连声叹气：“唉！唉！”他欷歔了半天，一句话也不说，弄得我满腹疑云。我就问他说：
“到底怎么的？”
他说：“你不该把他杀掉。我已报告协统，协统已经转电徐总督。倘若他要提解，那怎么办？”
“那没办法，”我说，“我顶罪好了。”
“那就划算不来了。你原是有功的；如今不但弄成没功，而且反要负罪。”
“这么着，我先去见一见王化东协统好了。”
他说：“那也好。”
当晚我便乘火车到新民府去见王化东协统。到了营门口，就有许多人向我贺喜。见了王协统，出乎我意料之外，他头一句就说：“刚才军帅来电，令将土匪就地正法，所获枪支马匹，留营自用，有功人员，赏洋五百，以资鼓励。”接着又问我，“你打算什么时候办他？”
我说：“已经办掉了。”
王协统精明干练，听我这么一说，就连声说：“杀是应当杀，但你应当请示之后再办，不该擅自做主。好在军帅的命令是如此，别做声了，别做声了，回头电报军帅，就说已经遵令正法好了。”
至此，一桩公案才算了结，我们那位标统也算放了心。
从小黑山回来，即奉令开往新民府东郊，盖造营房。这时接到了二十四标第一营剿匪失利的消息。这第一营营长是车震，一共四连人，分成四处，独立驻防：一连驻黑山子，一连驻黑屯，一连驻白土厂门，一连驻西里屯。驻黄山的一连，连长姓杜，外号叫小杜子。当连长的一经独立驻防，没了营长和旅长的约束，纪律立刻废驰，起居饮食没有定时，操练也不守时间。一天下午，一个百姓到小杜子连里报告，说小村子那儿有土匪，请队伍赶紧进剿。杜连长立地集合队伍，预备出发，有些目兵却已经早睡了。集合了大半天，才站了十几个弟兄出来，报过数，即令先行出发，由报告的那位百姓领路，免得土匪远窜了。等到第二次目兵集合好了出发，去已迟了十几分钟。不巧先走的一批走的是小路，后去的大队却是走了大路，因此又落下四五里。先走到的队伍，被土匪发觉了，一排子枪，就扫倒了好几个，目兵褚乐平连头也被砍去了，新枪带走，土匪都乘机脱逃。第二天一检点，枪械失落了好几支，人也伤亡了六七个。不想练了好多年的有名的新军，打了一次土匪，便弄得这样狼狈。大家脸面上都觉得不好看。这时营长车震正挂病号，他便同王化东协统商得同意，把队伍交给我，令我全权去进剿。
此时土匪早已跑得无影无踪，我只有沿途追索。我带去的骑兵，排长是张之江。一日走到一座山背面，接到探兵的报告，说土匪在前山。队官张炳贤便带领队伍向山上进击。这张炳贤是个有名的大胖子，挺着肚子，走起路来浑身直哆嗦。山路崎岖，他没走几步，就喘气，越喘心里越急，越急越喘，越喘越走不动。没办法，只好令两个士兵用枪杆托着他的屁股走。等到走了上去，探兵报告说：土匪已经跑了。大家后来就乱嚷，说张炳贤见了土匪就吓得走不动，一时成了大家说笑话的资料。其实张炳贤的确是因为太胖，所以走不动，并不是害怕土匪。他听了人家笑话他，懊恼得不得了，但是没法辩白。直到一九一三年，有一次在绥远打土匪，别人皆利用地物，唯独张炳贤挺胸站着，他说：“我这次非恢复过去的名誉不可。”从此以后，他的名誉才恢复过来。军队中最要紧的是一副强健的身体，身体不济，任你有遮天盖地的本领，显不出来，人家也不会原谅的。还有，就是山地战应当多多练习。若是只在平地演习作战，一旦上了山，就必致毫无办法。
探兵说土匪已经跑了，其实跑得不远，就在前面的山坳中。于是点派队伍，分把四路要口，一面派兵爬山越岭，予以包围。在东路把守路口的是一位骑兵营李连长。那时天气奇冷，到了夜间，兵们冷得受不住，就烧起火来取暖。土匪远远地看见火光，闯过来一排枪，打旁边又溜走了。所以士兵不能耐寒耐苦，十分危险。夜间生火，敌方见你，你不见他，无有不吃亏的。平素训练不注意夜战，也是一个大弊病。
土匪跑了，队伍又只得尾追过去，直进到朝阳县境，在一个山腰里——名叫博拉斤沟——方擒获了几个土匪，把头砍下，带回来，挂到原先士兵阵亡的地方，方才了事。队伍也随即开了回来。
朝阳地当辽热要冲，大部分都是蒙古王公居留之地。这些王公都是不折不扣的特权阶级，完全靠着剥削人民、奴隶人民来维持自己的优厚生活。在我回来的途中，走过一处王公最兴盛的地方，许多王公戴了红顶子（二、三品）跪在地上迎接。我才戴白帽证（五品），按职级说，我尚小一级。这时我不还礼不好，还礼也不好，临时慌了，只好把为首的王公扶起来。略谈一会儿，一位王公让我到他家里坐坐。到了他家里，看见端茶的两个女子，上身仅穿着一件破褂子，外面套一件皮坎肩，下身一丝不挂地光赤着。朝阳是有名的寒冷地带，那时正下着大雪，两个姑娘衣服这样单薄，真叫人瞧着难过。我问侍候的人，这两个女子是什么人，回说是王公奴才的女儿。我问穿的这样，吃的如何？回说吃不饱。我说为什么如此虐待。回说这王公还算顶厚道的，多少人家的使女，不但忍饥挨冻，而且还要每天挨打，简直不当人看待。我就不由得向王公发问：“这两个姑娘假如是你自己的女儿，你难道也这样子对待她们吗？”说完了，由翻译翻给王公听。王公当然很不快意，但当时也没说什么。接着我就告别出来。一路上我不住地想，同是一样的人，王公是长袍马褂，大帽长靴，那样的威风；当婢女的，竟光赤着下身，冷得直打寒噤，生活比猪狗不如。这算个什么混账世界呢？
翌年——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我们又奉令到巨流河，举行秋操。参加的部队是一、二两混成协。在这次秋操的时候，我认识了朱子桥先生。朱先生那时在锦州任独立第一标标统，听说我们举行秋操，特意赶来参观的。他自己背着水壶饭袋。我们休息的时候，他就坐在地上，盘着腿独自吃饭。那种俭朴勤苦的精神，我见了异常感动，不由得对他起了无限的敬仰之意。反过来看着我们自己的标统，行军桌、行军椅、行军床，吃起饭来，四大盘四小盘热腾腾地捧上来，享受极尽丰盛，一切应有尽有，完全是官僚的气派，哪有半点作战的准备？名字叫做新军，实际上和旧军又有什么分别？我以为军队中生活，必须时时刻刻有作战的准备。吃饭平素就应该当常练习吃冷的。士兵如此，官长亦须如此。士兵睡草，官长亦须睡草，士兵如何简便，官长亦须如何简便。万万不能官僚化。看看朱子桥先生的生活，再想到我们军队的情形，使我得到无限的启发。我后来治军队，在这些地方是严厉注重的。
这次秋操的表演，也很糟糕。一、二两混成协，骑兵和骑兵打起来，官长和官长冲突起来。因为统监部叫西军后退，以便第二天重行演习。可是东军却堵着后路，不许西军走。西军说：“这是参谋长的命令，怎么有意违犯？”东军官长说：“参谋长有什么稀罕？我也当过的！”于是两下秩序大乱，差一点儿不曾闹出事来。发给奖品的时候，统监部总参议王揖唐演讲，满口道地的合肥话，又好玩文，之乎者也，摇头晃脑。官长们听懂的不过百分之十，士兵们听懂的不到百分之一。他是进士出身，一点不懂官长心理。不顾士兵的态度。他的这番话，不是对牛弹琴，简直是牛对人弹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