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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钱银子。”声音很是卑谦。李管带一听，回答说：“这办不到。”干脆地回绝了。这时我正在隔壁房间里，所以他们的话我都听得清清楚楚。当时管带的薪俸，每月连同吃空名字在内，可以有四百两银子。当哨官的至多也不过四十两银子，如今这位哨官要求加给三钱银子，竟碰了这样一个钉子，可见此时的武官是怎样的视财如命了！
营里的伙食，是每天发给小米。我向来是不惯吃米的，而且那种小米沙子极多，怎么也吃不下去。勉强吃到肚子里，一天到晚咕噜作响，一点也不能消化。不得已只有自己买两个烧饼充饥，可是每天只能吃两个，多了便没钱，于是整天饿得肚子发慌。实在饿得没办法，便弄点水把小米向嘴里吞，虽然勉强咽了下去，但终是很难过的。
我这时心身俱感压迫，可是努力上进的心却益发来得强烈。这时我开始读武卫左军编的《操法》、《阵法》以及新建陆军七项等书，得暇即读。有时彻夜不睡，偷偷地就着灯前读。初时十句不过懂得三句，其余都茫然不解，于是各处找人求教。如此长时期地努力苦读，身体渐感亏疲，首先表现出来的是面色萎黄，食量低减。同棚子里一位尚得胜是好朋友，这时就规劝我说：
“看你一天瘦似一天，这样的下去，一定要生病的。你应该保重你的身体要紧。”
我说：“尚二哥，你的好意我谢谢。我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我就是念书念死了也好，免得变成一个庸碌无知的废物，消耗世界上的食粮，一点事也不能做；第二，假使有一天我真念好了，有了真知识真学问，出人头地，那时能够从南方接我的父亲出来同住，那就好了。”
此后尚得胜再也不劝我了。正在这时候，意外地我精神上得到一次极大的兴奋和安慰。正月底，直隶定县王铁珊先生到了丰备仓。他是清末有名的翰林之一，秉性清廉，持正不阿，而节俭刻苦方面尤为当时士大夫中所仅见。他在我心目中真是闻名已久，渴欲一见的一位高人。恰好他同我们前哨哨官王德清相熟，我就由王哨官的介绍，得有同他见面谈话的荣幸。这次王先生给我写了一个片章，使我喜欢得说不出口来。我把这个片章找人刻好了以后十分珍重地保存着，隔几天拿出来把玩一次，唯恐把它遗失了。
淮军的暮气一天加深一天，精神纪律，都散漫废弛，不堪闻问，我们的前途希望，至可焦虑。因此我渐渐生出异志。正在我踌躇徘徊的时候，同棚的一位朋友却补上了武卫右军第三营左哨的新兵。于是我也决心离开淮军，要投入武卫右军去。
武卫右军是规定初一、十五验兵。一天，我换上便衣，前去应募受验。走到那边，正好验上。回来我就同何哨官告假。我说：
“我要到北京去，那儿有个朋友叫我。”这怕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的谎话。
何哨官是老交情，他的父亲同我的父亲是很好的同事，他就和我说：
“你如果有好投向，不妨去。不过在这里，咱们住在一起，彼此有个照应，能不离开还是不离开的好。”
我坚执要去，他说：
“那也好，你明天再走，我请你吃顿饭，同你送送行。”
我谢绝了他的好意，回到棚子里就收拾行李。同棚弟兄们都七嘴八舌地问我到哪里去。我说：“上北京去。”大家听说，就托我捎东西，有的捎帽子，有的捎辫绳。我说：“你们把要捎的东西开下来，我回来再拿钱。”到了晚上，我自己扛着行李，顺着城根往西门走，由西门绕到炮台附近我认识的一位朋友安亮先生的茶馆里歇脚。坐谈一回，当晚就进入西箭道里去，营盘就在那边。从此我正式充当了袁世凯卫队第三营左队左哨六棚正兵。——这是光绪二十八年三月二十日。
我们新兵每半月换一次班，上半月住在城东营盘里，下半月住在城里总督衙门里。伙食自理，每月每人关四两八钱银子的饷。这时吃的食粮是小米绿豆，没有沙子，可口得多了。有一次我们买了绿豆抬回营里去，因为斤两太重——足有一百八十斤——路途又远，一下子把我右肩压了个大疙瘩，比鸭蛋还大，多天没有好过来。我虽然时常练习大刀、拳术、翻杠子、耍石头等等运动，可是杠抬重东西，却还是第一次。我觉得这实在是一件苦事，非经过一番练习决不能胜任的。以后我在车站上，或轮船码头上，看见杠抬东西的脚夫，就要想起我那次所受的苦楚。
武卫右军在“练”的方面实在比淮军好，但在“训”的方面，却不大讲究。军官中不识字的占多数，不会喊操的却很少见。合计三十个军官里面，挑不出一个不会喊操的，这一点就比淮军军官高明多了。军中很注意射击，打靶的教法虽不见佳，但能够注意实习，即已不错。我们直接的统领姓徐，领官姓张，哨官姓李。
八月中旬，袁世凯将总督衙门移到天津，队伍也随着同去。计共去右翼第二营，第三营的左右两队，陆炮山炮两队，骑兵一队。队伍开到距天津二三十里的地方，外人即出头干涉，不许开进，理由是《辛丑条约》内曾规定天津二十里以内不准中国驻兵。经此阻止，前头队部即行折回。我们到了杨柳青也是奉令向独流镇撤退。《辛丑条约》中有不准中国在天津驻兵条文，百姓不用说固然不知道，就是袁世凯怕也不见得清楚，不然，这次也不会冒冒失失地调令军队往这里开了。后来右翼第二营换上警察的服装，仍携带原来的枪械，才准开入。这是庚子之役后，我所亲身忍受的最大的一件侮辱与刺激。
我们的队伍驻扎独流镇。这里两面临河，前面是一条横贯南北的运河，后面紧临直达天津的小清河。两河相隔六七里，独流镇即在运河之边。队伍退到这里，我们一部分暂时住在一家关闭了的当铺里，其余则分驻镇内其他各处。我们开来的时候，行李都由后河乘船装运，等船靠了岸，大家急忙去搬运行李。那时正碰着下雨，越下越大，因为急于要抬完，行李都打得特别大，每件至少也在一百六七十斤左右。独流镇土质非常地黏，一下雨就满街烂泥。此时行李又重，地下又滑，走几步就滑倒，滑倒了爬起来再抬，抬几步又再跌倒。我一直抬到当铺里，足足摔了十几跤，弄得满身烂泥，压得我直咧嘴。
有一天出操回来，走过街上，一家门口站着两个织靴子的女子，年岁都在二十三四上下。队伍来了，她们俩也不预先让开，等到队伍到了她们门前，站在门左边的一个女子恰恰地把靴子弄掉在地上，一时慌张，就急得光着两只小脚往门边跑，那狼狈的神情，真令人忍不住笑。当时我就笑着对那女子的后身指了一下。这一指刚刚凑巧，哨官正戴着一副墨色水晶眼镜走在我头里，我指的时候，手指恰好在他反光的眼镜上闪映了一下。回到营里，哨官就问二行排头阎宝发：
“你为什么指人家的女人？”
“我没有指。”
“一定是你指的。前行排头冯某人老实，决不这样地轻举妄动。”
阎宝发还是说没有指，哨官硬一定说是他指的。弄到后来，看看哨官发脾气了，我赶忙说：
“报告哨官，不是他，是我。”
哨官听我这样一说，哧的一声笑了，说：
“是我弄错了，散了吧。”
哨官这样地宽容我，真是使我惭愧极了。
我们在当铺住，有一个时候每天都要丢失东西。今天你失了小褂，明天他又失去包头布，一天到晚嚷着丢东西。六棚人，共计八十多个弟兄住在一间大房里，你猜疑我，我猜疑你，互相在背地里嘀咕。我们六棚中有两个平素好吃零嘴的弟兄，一个绰号叫做牛毛，一个叫王火烧，他俩有时看见人家掷下半截香烟也要拾起来吸。失窃的事情发生了，于是大家疑神疑鬼，都说就是他俩干的，常常对他们两个人指桑骂槐，冷嘲热讥。一天，一位王某失了一件小皮袄，他就向正目去要。王某原是由李鸿章的肃毅卫队来的，李鸿章死后，卫队解放，每哨里拨派几名，王某即被派到我们这一哨里。他自以为来头不同，气焰很大，说话向来不检点。正目就和他说：“你的皮袄没了，只怪自己不小心，为什么要赔偿？”王某见他说出这样不负责任的话，大怒道：“你凭什么当老总？”结果两个人大吵起来，几乎动武。后来相持不下，哨官知道了，立即召集大家讲话。哨官对大家说：
“我看出是谁拿了东西了。我就说是你，快拿出来吧！”
这原是吓诈的法子，心想谁要是偷了东西，听见这话，心里惊慌，一定会自己出来招认的。但结果竟然没有效，一点点破绽也看不出来。于是哨官又召集各棚子里夫役小孩讲话，仍然使用那个诈法，这次却奏了效，正说到“我看就是你”这一句话时，一个小孩子就吓得浑身哆嗦，一经追问，他就一一招供了。他说皮袄是他偷的，放在他哥哥开的茶馆里的一座风箱下面，当即派人到那里去找，果然找了出来。从前多次丢失的东西，他也一一承认是他偷的。案子查出来了，过去疑神疑鬼的人，此时再也不做声了。可是被嫌疑的两个弟兄却大骂起来：“真不开眼，看看我们吃零嘴，就说是我们偷东西！冤枉好人，真他妈的不开眼！”骂了几天，没人出头计较，一场风波才算平静。没有半点证据，就凭空猜疑某人偷窃，实在太不对了。小说上有个故事，说一个樵夫上山砍柴，半途上把斧头丢了。这时他看见另一个人在那里砍柴，他就疑心是那人偷的。看见那人的眼睛，像个贼，看看那人的鼻子，也像个贼，只差没有实证，不好明指。后来他在河边把斧头找着了，回来看看那人，眼睛也不像贼，鼻子也不像贼，处处都像个好人了。这故事的意思是很深刻的。所以无故猜疑，最须切戒。这次幸亏偷东西的人终于查出来了，要不然，说不定就会逼出什么大乱子来的。
我们在独流镇住到月底，又奉令开往杨柳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