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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了很多旧朋友，他们对我说：“我们得快点想办法，我们是加入军统，还是加入党统；不然我们是不能存在的。”
看那样子，人人都在自危。我对他们说：“只有抗日和爱国是最重要的事，若要说到根本，是要拿老百姓做主人。”他们都向我笑了一笑，好像是了解我的意思。我在成都东北角的操场上看军队，人数不多，有一两千人，都是吃不饱、穿不暖的样子。我到军官学校去看了一看，也给他们讲了话。成都人民对我说：“军官学校的学生纪律太坏，他们时常不断的手里拿着手榴弹往鱼塘里扔，炸弹一响，鱼死了，浮在水面上，军官学生就捞回去吃。百姓们都是敢怒而不敢言。成都城里的戏院和电影院子，军官学生今天逛这个戏院子，明天逛那个，谁也不敢管。”不久以前有一期军官学生毕业，分发到前方去，他们的川资被军需人员给剥削了。学生们气愤极了，把军需人员打伤，屋子也给破坏了。军官学校里有好多很好的教官，我请他们来，问是什么缘故这样做，他们说：“校长是蒋介石，一年也来不了一次或二次。负教育责任的，用人用钱，都不能做主，如何不坏呢？”他们又说：“蒋介石一身兼着军官学校校长，步兵学校校长，炮兵学校校长，交辎学校校长，工兵学校校长，骑兵学校校长，航空学校校长，陆军大学校长，军医学校校长，中央政治学校校长，又曾任过一度中央大学的校长，还有许多军官分校也是蒋介石当校长，只有一个兽医学校校长不兼。大概算起来，蒋兼了三十七个校长，教育长都当不了家，事情怎么不坏？军纪怎么不坏？”我看那些教官们都忧愁极了！
在华西坝给五间大学学生讲抗日的事情。那天本来预定的在一个大讲堂里，临时来的人比屋子能容的多了十倍。没有办法，就在大院子里临时来了一个电灯，在一个桌子上站着讲的。学生们听了我的话有时落下泪来，有时大笑起来，有时鼓起掌来。青年们是有血性而且又纯洁的，他们只知道爱国家、爱人民，因此就容易受感动。散会后，有几个学生对我说，他们可怜得很，很受压迫。我问他们什么缘故？他们说：“学校里布满了特务，谁说了不满政府的话，不是失踪挨打，就是被开除。还有念书好的，就称他是共产党，更有那些吃苦耐劳而帮助人的学生，那就是红色帽子戴上了。”我听见他们报告的这一切实情，真觉得难过。
我曾到过华西大学教授费尔普先生家里，他是美国人。这里有三对美国夫妇都是很好而又热心的基督徒，共同写了一本《为人的耶稣》。这个意义很高明，既然是基督徒，当然基督还不是老师么？真是很平正，很公道的说法。但谣言却因此出来了，说他们不该说神话，一定是共产党。我想连美国人写一本书都拿红帽子给他们戴上，中国人那还得了！
成都西门外，一二十里的一个地方，有一个特设的党务训练班找我去讲话。我对他们说：“国民党的总理孙中山先生说，什么叫民国？民国就是人民的国，人民是主人，公务员是仆人，仆人要服侍主人，仆人要处处讨主人欢喜才对呢！你们大家受了训练之后，是做主人呢？还是做仆人？我希望大家做个真正的仆人，时时刻刻要为老百姓服务，那样你们就没有白受训练了。”散会后，有人对我说：“先生这种讲话很像共产党的论调。”我说：“是那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