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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以虚无为宗，贵慈悲不杀。以为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所行善恶，皆有报应。故所贵修炼精神，以至为佛。善为宏阔胜大之言，以劝诱愚俗。精于其道者，号曰沙门。于是中国始传其术，图其形像。而王公贵人，独楚王英最先好之。
直解
天竺，是西域国名。沙门，即今之僧人。这一段，记佛法入中国的缘繇。初明帝闻西域天竺国有神，名叫做佛。佛字，即是觉字，言众生迷失了本性，能觉悟的乃是佛也。明帝因此就遣使臣往天竺国去，求其道术，始得佛书。及其弟子为沙门的，同到中国来，从此中国始有佛法。这佛书上所说的，大略以虚无为主，言天地万物都是幻妄。他所崇尚，只要慈悲不肯杀生，所以常持斋素。说人死后，灵性还在，随即受形，又复托生，即是轮回之说。人生时所行，或善或恶，死去都有报应。善者升天堂，受快乐；恶者入地狱，受苦楚。即是因果之说。所以只要勤下功夫，守戒习静，修练自家的精神以至觉悟而为佛，方脱得生死轮回之苦。又善为宏阔胜大之言，以见佛力神通无边无量，古今世界，唯我独尊，使人一意信向他，以劝化引诱那世俗愚蒙的人，同归于善。就中有深得这道术的，号为沙门。沙门译做息字，言能正息妄念而为佛也。于是中国始传其道术，图其形像以奉事之，而铸像建寺，皆从此起。当时王公贵人，独有明帝的兄楚王英最先喜好，敬奉其道，然其后竟以谋反诛，则佛法之不足信亦明矣。大抵古圣相传，只是此心，祸福之几，惟心所造。一念之善，福不求而自至；一念之恶，祸欲避而不能。自生人以来，未有易此者也。究观佛氏之说，其意也只是劝人为善，禁人为非。其言之精粹而近理者，则中国圣人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已自说尽。初无异指，而其流之弊，乃至欲弃父母、离妻子、灭人伦、废本业，以求所谓佛者，斯大乱之道也。世人往往惑于其说，至于糜费财力，兴建塔庙，以广福田；毁坏身体，捐弃骨肉，图生净土。然毕竟世间几人成佛？几人为仙？岂如尧、舜、周、孔之道，明白正大，近足以正心修身，得天人之佑助，远足以平治天下，措斯世于康宁，顾不简易而切实欤？此学道者所当明辨也。
原文
九年，帝崇尚儒学，自皇太子、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孙，莫不受经。又为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诸子立学于南宫，号“四姓小侯”。置五经师，搜选高能以授其业。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
直解
期门、羽林，都是扈卫禁军的名号。明帝崇尚儒学，自皇太子、诸王侯，及大臣的子弟、功臣的子孙，莫不教他从师受经，欲其通于学问，以为他日治天下国家之用也。又以贵戚之家，多不知书，往往溺于骄奢以失富贵，乃为皇亲樊氏、郭氏、阴氏、马氏四家诸年幼子弟，立个学馆于南宫，号“四姓小侯”。置五经之师，求选经术精通、行能高洁的人充之，与小侯每讲授学业。下至期门、羽林之士，虽是介胄武夫，也都着他习通《孝经》章句，其崇尚儒学如此。那时声教远被，匈奴君长也慕中国文明之化，遣子来入太学，而学校之盛至此极矣。自是礼乐修，明儒先辈出，济济洋洋，几同三代，至于东汉之衰，而余风未殄，则崇儒劝学之明验也。
原文
十一年，东平王苍来朝，月余还国。帝遣使手诏赐东平国中傅曰：“日者问东平王：‘处家何事最乐？’王言：‘为善最乐。’其言甚大。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诸王子年五岁已上能趋拜者，皆令带之。”
直解
东平王苍，是明帝同母弟。光武十一子，惟苍最贤，明帝极爱重之。中傅，是官名。永平十一年，东平王苍从本国来朝，明帝留住月余方遣归国。既归，仍思念他，又手写一诏书，遣人持赐东平王辅导官中傅说道：“近日东平王来朝，曾从容询问他：‘你处家以何事最为快乐？’王答说：‘只有为善一事，最为快乐。’夫藩王处富贵之极，苟纵其欲，何求不遂？而人之常情，所以快意适心者，不过是声色、财货、盘游、弋猎之娱而已。今王乃以为善为乐，而别无所好，可见他志向高迈，识度深远。其所以保国家而贻子孙之道，实在于此。其言包括甚大，非浅陋之见所能及也。今送列侯印一十九颗，但是王的子孙，年五岁以上，能趋走跪拜的，都着悬带此印，比于列侯以旌赏之。”按东平王此语诚为格言。古语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今世人之所谓可乐者，不过只是这几件。然至其流荡忘返，乐极生哀，或身婴疾患，而夭折其寿命。或荒废政务，而覆亡其国家。向之所谓乐者，乃天下之至苦耳。智者而能觉悟于此，制节谨度，清心寡欲，爱惜精神，动循礼法，则身体康健而有乔松之寿，国家治安而有圣哲之名。庆流子孙，声施万世，天下之至乐，孰大于是！奈何人之常情唯求取快于目前，而不能图虑于久远。往往弃此而取彼，至于堕落苦海，不能救拔，身殁名丧，虽悔何追？殊可悲也。然则东平之言，岂独为藩王者所当深思哉！
原文
帝遵奉建武制度，无所变更，后妃之家不得封侯与政。馆陶公主为子求郎，不许，而赐钱千万，谓群臣曰：“郎官上应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则民受其殃，是以难之。”公车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闻而怪之曰：“民废农桑，远来诣阙，而复拘以禁忌，岂为政之意乎！”于是遂蠲其制。是以吏得其人，民乐其业，远近畏服，户口滋殖焉。
直解
建武，是光武的年号。公车，是掌受章奏之官。反支日，是历书上禁忌的日子。汉家相传，凡遇反支日，便停封不奏事。明帝在位凡十八年，所行的事，都只遵守着光武立下的制度规模，无所更改。盖以光武圣德中兴，百凡制度都熟思审处，至明至备，为子孙者，只当谨守成宪，不可妄意纷更也。又鉴于王氏五侯之祸，凡后妃贵戚人家，只是优之以恩礼，并不得辄封为侯爵，亦不许他干预朝政。光武之女馆陶公主，尝为其子求做郎官，入备宿卫，明帝不许，但赐钱一千万，又对群臣说：“天上太微垣中，有二十五个星，叫做郎位星，可见这郎官职位虽卑，然上应列宿，非同小可。出补外任，便是县令，宰制百里，一方生灵之命寄托于他，苟非其人，百姓每便受其祸，岂可容易与人？所以不敢轻许也。”公车官以每月反支日例有禁忌，不受章奏。明帝闻而嗔怪说：“百姓每抛弃了农桑，远到阙下，进本陈诉，指望即日替他奏闻，若复拘以禁忌，耽误了他的生理，岂是朝廷宣达下情的意思？”从此便除了这禁忌，虽反支日，也受奏章。明帝之留心政务如此，所以那时官无滥授，而皆得其人；民无废时，而皆乐其业。永平之治，内自京师，外达四海，无不畏服。民间户口日见蕃殖矣。夫谨守法度，裁抑外家，慎重郎官，通达章奏，以至于吏称民安如此，此明帝之所以为明也。
章帝
肃宗孝章皇帝，名炟，是明帝之子。在位十三年，庙号肃宗。
原文
是时承永平故事，吏政尚严切，尚书决事，率近于重。尚书陈宠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闻先王之政，赏不僭，刑不滥，与其不得已，宁僭无滥。往者断狱严明，所以威惩奸慝。奸慝既平，必宜济之以宽。夫为政犹张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绝。陛下宜隆先王之道，荡涤烦苛之法，轻薄棰楚以济群生，全广至德以奉天心。”帝深纳宠言，每事务于宽厚。
直解
永平，是明帝年号。棰，是竹片，楚，是荆条，这两件都是刑具。明帝性喜苛察，俗吏争尚严切以称其意。至章帝即位之初，此时承永平年间故事，吏治还尚严切，尚书官决断众事，科罚人罪，大率务近于重，不肯从轻。尚书陈宠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刻之俗，乃上本说道：“臣闻先王之政，赏必当功，而不至于僭差；刑必当罪，而不至于滥及。这二者都不可过，然与其不得已而过，则宁可赏有僭差，不可刑有滥及。盖过于赏，犹不失为忠厚之心，而过于刑，则遂至伤生灵之命。故赏可过，刑不可过也。往时朝廷断狱，每过于严明者，盖以法度久弛，奸慝未平，故特用刑威以惩治之，所谓政宽民慢，则纠之以猛者耳。今奸慝既平，必宜轻省刑罚，而济之以宽，然后政为得中，人无冤滥。岂可复循前世之政，而以猛济猛哉？夫为政者，譬如张琴瑟一般，张琴瑟之弦，须缓急得宜，大小相调才好。若大弦忒紧则各弦都要紧以应之，那小弦微细，必至断绝矣。然则为政者，上严密，则下何所容？上急促，则下必扰乱，其弊亦犹是也。今陛下宜隆尚先王宽仁之道，荡涤近世烦苛之法。将笞杖等刑一一轻减其数，以济活百姓每生命。推广好生之德，以奉顺上天之心。救时之政莫切于此。”章帝览陈宠所奏，深嘉纳之。于是除钳钻之刑，罢妖恶之禁，每事务从宽厚，而汉之法自是称平矣。盖人君之治天下，以宽仁为本，而其仁天下，尤以刑狱为要。汉家法网，既伤于密，而永平之间，有司又承望上旨，争以酷刻为事。观楚王英一狱，株连者至数千人，则当时之刑，冤滥可见。故章帝承其后，不得不济之以宽也。光武、明帝以明作振之于前，章帝以敦大养之于后，此东汉之治所以为盛欤。
原文
二年，太后兄卫尉马廖，虑美业难终，上疏劝成德政，曰：“夫改政移风，必有其本。传曰：‘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长安语曰：‘城中好高结，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戏，有切事实。”太后深纳之。
直解
卫尉，是官名。创字与疮字同。结字与髻字同。章帝之母马太后，天性俭朴，内外从化，永平建初之间，助成朝廷美业，天下称其贤。至建初二年，太后的兄卫尉马廖，恐其富贵既极，不能久持，盛美之业难以克终，乃上一疏，劝成德政，说道：“夫政出于朝廷，风行于郡国，或美或恶，改变移易，都有个本原，不可不慎也。古书说道：‘昔日吴王阖闾喜好击剑的武士，以其善斗也。此风一倡，那百姓每都去学剑，往往为剑刃所伤，身上多有疮痕。楚灵王喜好细腰的女子，以其善舞也。此风一倡，那宫中妇人，或减食以求腰细而多至于饿死。’盖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今京师中也有俗语说道：‘京城之好尚，乃四方所观法。若城中喜用高髻，则四方之髻必至于一尺，比城中又高矣；城中喜画阔眉，则四方之眉必至于半额，比城中又阔矣；城中喜着大袖的衣服，则四方之袖必至于用全匹丝帛为之，比城中又大矣。’这样言语虽似戏谑，其实上行下效，理势必然，切于事理，非虚谈也。今诚能常持俭朴，无变初心，则德政可成，而美业可终矣。”太后闻其言，深加听纳，故终太后之世二十余年，俭朴如一日。诸舅兢兢，不敢少逾法度，朝廷政化大有裨益，而外家恩宠亦得保全。若马廖者，可谓识明而虑远者矣。
原文
四年，校书郎杨终建言：“宣帝博征群儒，论定五经于石渠阁。方今天下少事，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宜如石渠故事，永为后世则。”帝从之。诏太常：“博士、郎官及诸儒会白虎观，议五经同异。”帝亲称制临决，作《白虎议奏》，名儒丁鸿、楼望、成封、桓郁、班固、贾逵及广平王羡皆与焉。
直解
石渠阁，是藏秘书的去处，在未央宫北。白虎观，是白虎门的楼观，在北宫。章帝建初四年，校书郎杨终建议说道：“先朝孝宣皇帝曾广招众儒生每，就石渠阁上讲论五经同异，亲赐裁定，使诸说有所统一，学者知所遵守，其后稍稍以衰乱废业。中兴以来，天下治平无事，学者趁此时，正好从容讲求，以成就学业。而浅陋之徒各主其师说，章分句析，穿凿附会，以破坏大体。异说纷纷，都失了圣经的本意，学者不知所从。今宜如宣帝石渠故事，会集诸儒，与之论定，垂示永久，以为后世法则。”章帝依杨终所奏，就命太常官，率所属五经博士及各署郎官与众儒生每，会集在北宫白虎观里面，讲论五经中注释同异，将那诸家所说的参酌其是非。章帝亲自览诸家之说，传旨裁决务求至当，以归于一，使天下学者依此诵习，而不惑于异说。于是作《白虎议奏》凡四十篇，引经断义，即今所传《白虎通》是也。当时名儒如侍中丁鸿、太常楼望、少府成封、屯骑校尉桓郁、玄武司马班固、卫士令贾逵，与明帝第三子广平王刘羡，都在其中。自是五经训诂赖以仅存。其后宋儒得有所据，以为注释而发明大义，羽翼圣真，亦汉世诸君之力也。大抵人君亲儒臣，讲经义，为益甚多。记诵博，则闻见广；思索勤，则智识开。专心致志，则内无放逸；体验扩充，则外有资助。审学术之邪正，可以辨人才；察事理之当否，可以决政务。以胜嗜欲，则养寿命之源；以希圣贤，则垂明哲之誉。其视声色玩好、射猎逸游之娱，无益而有损者，万不侔矣。故曰：“明君以务学为急，治天下者，岂可以为粉饰太平之具，而不加之意哉？”
原文
八年，中郎将窦宪恃宫掖之势，以贱直请夺沁水公主园田。发觉，帝大怒，召宪切责曰：“深思前过夺主田园时，何用愈赵高指鹿为马乎！久念使人惊怖。国家弃宪，如孤雏腐鼠耳！”宪大惧，皇后为毁服深谢，良久乃得解。
直解
章帝八年，有中郎将窦宪，是窦皇后的亲兄。那时章帝宠厚外戚，把窦宪兄弟都擢居贵近之职，亲幸无比。因此窦宪就倚恃皇后的声势，把贱价强买沁水公主的庄田。公主畏其势，不敢与他论价，章帝也被他瞒了，只说是两平交易，到后来这事发觉，才知他倚势强买。章帝大怒，召窦宪入宫，切责他说道：“昔赵高欺秦二世皇帝，当面指鹿为马，蔽主行私，而秦以之亡。如今你自家想前日欺谩着朝廷，强夺公主家庄田，比赵高指鹿为马之事相去几何？仔细思量起来，使人十分惊怕。想你所恃的，不过说你是皇亲外戚，不好行法耳。不知王法无亲，若将我祖宗的法度行起来，便弃舍了你一个窦宪，也只当孤雏腐鼠一般，何足介意！”窦宪闻帝之言，始大惶惧。皇后乃脱了冠服，替他再三谢罪，许久才得解释，姑饶了他。观章帝此一事，可谓能裁抑贵戚矣。然竟不能加罪而宠任之如故，则为窦宪者将何所复惮乎？故其后窦氏专恣愈甚，势倾天下，几致大祸，实章帝之姑息，有以养其乱也。古人论君德，以刚为尚。若章帝者，岂非短于刚德之为累哉！
原文
二年，诏曰：“夫俗吏矫饰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厌之，甚苦之。安静之吏，悃愊无华，日计不足，月计有余。如襄城令刘方，吏民同声谓之不烦，虽未有他异，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为察，以刻为明，以轻为德，以重为威，四者或兴，则下有怨心。吾诏书数下，冠盖接道，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职，其咎安在？勉思旧令，称朕意焉！”
直解
章帝留心吏治，于元和二年，下诏书说道：“夫国家设立官长，本以为民，故为官的，必能爱养斯民，方为实政。如今世俗做官的，不务本等职业，只去粉饰那虚文外貌之间，要取名誉，虽若可喜，而其实无益于民，这等的官我甚厌之，甚苦之。若那安静之吏，只是诚心爱民，朴朴实实的做去，不事矫饰，外面全无才华可观，眼前虽不见他有赫赫的功绩，到久后与百姓相安，却受他的利益处甚多。课其治效，以日计之，虽若不足，以月计之，实为有余。这等的才是好官。如襄城县令刘方，吏民每与他相安，众口一词，都说他刑清事简，安静不烦。看他行政，虽未有别样卓异，然拟诸悃愊无华之吏，亦庶几近之矣，此我之所甚喜者也。夫俗吏之弊有四：以行事苛细，显他精察；以问事深刻，显他聪明；以轻出人罪，市他恩德；以重入人罪，逞他威严。若只这等做将去，那下民必被其害，而有愁怨之心。为民父母者，岂宜如此？我诏书累下，惓惓以四事为戒。赍诏的使者，冠盖相接于路，晓谕不为不勤矣。而为吏者，不见加修其政治，百姓每或至不遂其生理，其过安在？无乃视诏令为虚文，而不肯奉行之故欤？自今其勉思向来的诏令，加意奉行，以称我爱民望治之意焉。”夫俗吏伤化，而能要显名；良吏便民，而类鲜近效。今章帝乃厌苦矫饰之为，而崇尚悃愊之政。如刘方无他异能，特以不烦之故，至蒙褒奖，可谓深知民生之休戚，灼见吏治之是非者矣。百世之下，读其诏令，犹可想见温厚恻怛之意，虽古之仁君，何以过哉！
原文
博士鲁国曹褒上疏，以为宜定文制，著成汉礼。太常巢堪以为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许。帝知诸儒拘挛，难与图始，朝廷礼宪，宜以时立，乃拜褒侍中。玄武司马班固以为宜广集诸儒，共议得失。帝曰：“谚言：‘作舍道旁，三年不成。’会礼之家，名为聚讼，互生疑异，笔不得下。昔尧作《大章》，一夔足矣。”
直解
《大章》，是帝尧所作之乐名。夔，是后夔，尧时典乐之官。东汉自光武中兴，崇尚经术，然天下初定，日不暇给，明帝虽曾临幸辟雍，讲学行礼，而仪文制度尚多缺略，未经裁定。到章帝时，博士中有个鲁国人曹褒，上疏奏说：“宜及时裁定文制，以著成汉家一代的典礼。”当时太常官巢堪奏说：“制礼作乐，乃是一朝的大典，量曹褒一人之见，如何便定得？不可听从。”章帝晓得那众儒生每拘泥故常，无通达之见。起初创立时，难与他谋议，而朝廷上礼文宪典，委宜及时建立，不可因循，就拜曹褒为侍中之官，使他日直禁中，讲求礼制。那时玄武门司马班固也奏说：“这事体重大，还该遍征诸儒，会集一处共议得失，方可裁定。”章帝说：“今俗语有云：‘若人家盖造房屋，在大路边，使往来的人各出意见，议论可否，纷纭不决，就造三年也成不得。’如今聚会着讲礼的，人自为说，家自为论，往往相争不定，就如告状对理的一般，这叫做聚讼。此以为是，彼以为非；此以为非，彼以为是。互生疑异，可否相持，徒使执笔主议的停阁而不得下，此与道旁作舍的何异？古时帝尧作《大章》之乐，止用一个后夔已自彀了，何必多人？”章帝此言，盖亦有见天下的事功，所以不得成就者，其失只在议论太多。如舜之好问好察，何尝不谋之于人？至于执两端而取中，则出于一心之独断，初未尝徒徇人言也。后世人臣，既无揆事之定见，又无任事之实心。每朝廷有大议，浅陋者，掇拾以塞其责；刚愎者，忿戾以执其偏；趋时者，承望而不尽其情；泥古者，迂阔而不适于用。或甲可乙否，而不肯相下；或前非后是，而不能坚持。诸说混殽，徒乱观听，以致朝廷的事，或方行而遽止，或已罢而复行，一切纷纷，有损无益。故申公谓：“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议论多而成功少，此宋之所以亡也，图治者尚鉴兹哉！
和帝
孝和皇帝，名肇，是章帝第四子。在位十七年。
原文
四年，窦氏父子兄弟充满朝廷。是时，宪兄弟专权，帝以朝臣上下莫不附宪，独中常侍郑众谨敏有心几，遂与众定议诛宪。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诛宪，迫令自杀。
直解
和帝永元四年，此时国舅车骑将军窦宪，既将兵出塞，北破胡虏，成功而归，拜大将军，封武阳侯，威名益盛。他家父子兄弟都做显官，有权势。如叔窦霸为城门校尉，窦褒为将作大匠，窦嘉为少府，弟窦笃封郾侯，位特进，窦景封汝阳侯，为执金吾，窦环封夏阳侯，为光禄勋。其余为侍中等官的，尚不计其数。一门亲属，权贵显赫，充满朝廷。而窦宪兄弟，倚宫闱之势，挟征伐之劳，专擅朝权，肆无忌惮，遂生逆谋。和帝心里思量要处治他，但当时在朝大小官员都是党附窦宪的，没有可与商议此事者。独有个中常侍内官郑众，他平日却谨慎明敏，有心计，多智策。和帝就与他密定谋议，诛戮窦宪，把他朋谋为恶的人尽数拿了。只缘他是太后的亲兄，恐伤母心，不欲明正典刑。先收其大将军印绶，发遣就国，使人到国中，勒令自尽，而窦氏遂此败矣。按和帝此举，制外戚，收威权，似有孝文诛薄昭、宣帝除霍氏之风。惜当时不得忠臣智士与之图谋，而独使中贵得以参帷幄之议。故贵戚虽除，而宦官之势遂盛，驯至十常侍，专恣乱政，而汉竟以亡。上失其道，大柄下移，以乱救乱，不败不止，有天下者可不戒哉！
安帝
孝安皇帝，名祜，是章帝孙，清河王庆之子。在位十九年。
原文
尚书郎樊准以儒风浸衰，上疏曰：“人君不可以不学。光武皇帝受命中兴，东西诛战，不遑启处，然犹投戈讲艺，息马论道。孝明皇帝庶政万几，无不简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经艺。每飨射礼毕，正坐自讲，诸儒并听，四方欣欣。又多征名儒，布在廊庙，每宴会则论难衎衎，共求政化。期门、羽林介胄之士，悉通《孝经》。化自圣躬，流及蛮荒。是以议者每称盛时，咸言永平。今学者益少，远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讲，儒者竞论浮丽，忘謇謇之忠，习之辞。臣愚以为宜下明诏，博求幽隐，宠进儒雅，以俟圣上讲习之期。”太后深纳其言。
直解
衎衎，是和乐的意思。謇謇，是直言。，是巧言。安帝之初，尚书郎樊准见当时儒风渐衰，欲朝廷加意振作，乃上疏说道：“为人君者，必亲近儒臣，讲明经典，庶几有益身心，有裨政治。若不知学问，则义理无所发明，兴亡无所鉴戒，如何做得明君圣主？所以人君不可以不学，先朝光武皇帝，承王莽篡汉之后，受天命而中兴。那时群雄四起，光武东征西战，连岁只在兵间，虽坐止之安，亦有不暇，这是何等扰攘的时节。然犹好学不倦，才投下干戈，就去讲解文艺，才歇下鞍马，就去谈论治道，而况于从容暇豫之时乎？孝明皇帝具英睿过人之资，庶政万几，无不亲自听断，一一简择于帝心，这是何等勤劳。然且留情于古人之训典，加意于六经之文艺，每次行飨老、大射礼毕，辄正坐自讲经书，诸儒辈皆环侍而拱听之。四方之人，传闻朝廷这等好学，都欣欣喜悦，有慕学之志。明帝又多征聘名儒，不次擢用，布列在廊庙之上。那时群贤满朝，便是遇着饮宴聚会，只相与论难讲习，衎衎然情意款洽，以共求治化之术。下至期门羽林介胄的武士，也都能通知《孝经》大义。惟其化导之本，倡自圣躬，故其风教所流，不但中国从化，而且远及于蛮夷荒服之外，至使匈奴遣子就学。所以论者，每称盛时，都说永平年代，我祖宗列圣崇儒，劝学之效如此。近年以来，稍稍衰废。如今学者渐少，在远方尤甚。博士之官，本以讲授为职，今则空倚着讲席，全无生徒听讲。纵是号为儒者的，亦不复以通经学古为事，只去工些文字，雕章琢句，争论浮华，忘謇謇正直之忠言，而习巧好之虚辞，是何益于身心？何裨于政治？今圣上讲学有期，须用名儒为之辅导。臣愚以为宜早下明诏，广求山林幽隐之贤，宠进儒学博雅之士，置诸朝廷，以待圣上讲习之期。如此，则圣学既有所资，而儒风亦有所劝矣。”此时安帝尚幼，邓太后览疏，深加听纳。于是海内名儒稍稍响用矣。大抵光武、明帝之时，人多务实，学为有用；其后士皆习尚浮华，徒务口耳，无益于身心。故樊准此疏，谓儒风浸衰，非为学者之寡也，乃实用者之寡也。人主欲得贤以图治者，宜留意焉。
顺帝
孝顺皇帝，名保，是安帝长子。在位十九年。
原文
汉安元年八月，遣杜乔、周举、周栩、冯羡、栾巴、张纲、郭遵、刘班分行州郡，表贤良，显忠勤。其贪污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驿马上之，墨绶以下便辄收举。乔等受命之部，张纲独埋其车轮于雒阳都亭，曰：“豺狼当路，安问狐狸！”遂劾奏大将军冀、河南尹不疑：“以外戚蒙恩，居阿衡之任，而专肆贪饕，纵恣无极，以害忠良，谨条其无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齿者也。”书御，京师震竦。时皇后宠方盛，诸梁姻族满朝，帝虽知纲言直，不能用也。
直解
二千石，是郡守、国相。绶，是悬带印信的组绶。古时官员印信都悬带在身上，其绶有紫的、绿的、黑的不同，各照品级。这县令郡丞等官，他的绶该用黑色，故叫做墨绶。都亭，即今驿馆。汉时分天下为十二州，每州设一个刺史，以督察郡守、国相、县令等官。其后刺史多非其人，举劾不得其当，奸豪横行，盗贼并起，到顺帝汉安元年八月，又选侍中杜乔、周举，守光禄大夫周栩、冯羡、栾巴、张纲、郭遵、刘班这八个人，都是素有风力的，着他分投出去，巡行州郡，督察官吏。有贤能循良的，便旌表他；有忠实勤敏的，便显扬他，都荐来擢用。其贪污暴虐、罪状显著的，若是刺史二千石这等大官，使臣虽不敢擅处，许他差人驰驿到京劾奏，请旨黜免。其余墨绶以下县令等官，听从拿问，径自处置，然后奏闻，就是如今抚按官一般。于是杜乔等七人各领了敕旨，前往所属地方去讫，独有张纲不去，却将所乘的车轮埋在雒阳县公馆里面，以示不行。说道：“朝廷要我等访察奸贪，搏击豪强，必将那大奸臣恶处治得几个，然后人知畏法。如今贵戚纵横，专权擅政，朝纲不振，时事日非，就如豺狼猛兽据了要路，放着这样人不能驱逐，却远去四方搜寻那贪官污吏，而问此区区狐狸之辈，岂不谬哉！”于是遂劾奏：“皇后之兄大将军梁冀，及冀弟河南尹梁不疑，俱以外戚之故，荷国厚恩，身处阿衡之任，朝廷倚以取平，乃不务循理守法，而专肆贪饕，招权纳贿，纵恣无极，阴行刺杀，枉害忠良，他每心里全不知有朝廷。谨开列梁氏兄弟欺上无君的事迹一十五件，都是举朝臣子所切齿痛恨者，愿陛下察之。”书既奏进，一时京师臣民以张纲所言皆人所不敢言者，无不震动悚栗。然当是时，皇后宠眷方盛，诸梁姻族满朝，顺帝心里虽知道张纲的言语切直，而内牵于宫闱，外怵于邪党，毕竟不能从也。夫人主总揽乾纲，威福在己，乃不胜其宠幸之私，而至于掣肘如此，亦可叹矣。卒之养成其祸，以至桓帝之世，梁氏竟以专恣诛，中外亲族无长少，皆戮于市，资产三十余万尽没入官，亦今日之宠幸误之也。待外戚者可不戒哉！
原文
是时，二千石长吏有能政者，有洛阳令任峻，冀州刺史苏章，胶东相吴佑。章为冀州刺史，有故人为清河太守。章行部，欲案其奸赃。乃请太守为设酒肴，陈平生之好甚欢，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独有二天。”章曰：“今夕苏孺文与故人饮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举正其罪，州境肃然。
直解
顺帝时，天下刺史、守、相，秩二千石的，及各县的长吏，其搏击豪强，擿发奸宄，以才能见称者，有洛阳县令任峻，冀州刺史苏章，胶东国相吴佑。这三人都是有才能的官。苏章做冀州刺史，有个相知的故人，做清河郡太守，属他管下。那太守平日贪赃坏法，苏章按临所属地方，考察官吏之时，要查究他枉法赃私。以故人之情，不可遽绝，乃先请他相会，摆设酒肴，与叙述平生交好之情，甚是欢洽。那太守见苏章这等厚待他，不胜喜幸感激，说道：“众人头上都只顶戴一个天，我今幸遇故人做上司，凡事有所庇覆，是我比众人独有两个天矣。岂非我之至幸乎！”苏章自称其字说：“人有私情，官有公法。今夜苏孺文与故人饮酒，极其款洽者，私情也。明日是冀州刺史行事，止知有朝廷的公法，顾不得私情了。”到明日遂尽发其赃私，而明正其罪。于是一州境内，凡贪残之吏，豪强之家，知苏章之无私，莫不望风惧法，为之肃然。按古刺史，即今巡按御史之职。御史若能奉公守法，则有司官岂敢放纵为非？有司清廉，则百姓自然安乐矣。朝廷选差御史，都得苏章这样人用之，天下何患不太平哉！
冲帝
孝冲皇帝，名炳，顺帝之子，在位一年。
质帝
孝质皇帝，名缵，是章帝玄孙，渤海孝王鸿之子，在位一年。
桓帝
孝桓皇帝，是章帝第六子，河间王开之孙，名忠，在位二十一年。
原文
元嘉元年十一月，诏百官举独行之士，涿郡举崔寔，诣公车，称病，不对策。退而论世事，名曰《政论》。其辞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繇人主承平日久，俗渐敝而不悟，政浸衰而不知。为天下者，自非上德，严之则治，宽之则乱，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于君人之道，审于为政之理，故严刑峻法，破奸宄之胆，海内清肃，天下密如，算计见效，优于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宽政，卒以堕损，威权始夺，遂为汉室基祸之主。政道得失，于斯可鉴。昔孔子作《春秋》，褒齐桓，懿晋文，叹管仲之功，夫岂不美文、武之道哉？诚达权救敝之理也。故圣人能与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变，以为结绳之约，可复治乱秦之绪，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围。夫熊经鸟伸，虽延历之术，非伤寒之理；呼吸吐纳，虽度纪之道，非续骨之膏。盖为国之法，有似治身，平则致养，疾则攻焉。夫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残，是以粱肉治疾也；以刑罚治平，是以药石供养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运之会，自数世以来，政多恩贷，驭委其辔，马骀其衔，四牡横奔，皇路险倾，方将拑勒鞬辀以救之，岂暇鸣和銮，清节奏哉！昔文帝虽除肉刑，当斩右趾者弃市，笞者往往至死。是文帝以严致平，非以宽致平也。”山阳仲长统尝见其书，叹曰：“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坐侧。”
直解
公车，是收天下文书的所在。结绳之约，是上古时风俗。古时未有文字，凡立契约，只用绳子打结为记。干戚之舞，是虞舜的乐舞。舜尝舞干羽于两阶，而有苗来格。平城之围，是汉高祖的事，高祖尝被匈奴围于平城，七日乃得脱。熊经鸟伸，是修养家导引之术。呼吸吐纳，是修养家炼气之术。骀字，解做脱字。衔，是马勒。牡，是牡马，古时以四马驾一车，呼做四牡。皇路，是大路。辀，是车前曲木，钩衡以驾马者。和、銮，都是铃名。和在车轼，銮在马镳。马走则马銮鸣，銮鸣则和应而有节奏。东汉自和帝以后，主威陵替，国纪不张，外戚中官，擅权用事，到桓帝元嘉元年十一月，诏百官举天下独行之士。涿郡以崔寔应诏，荐举将来。崔寔诣公车，自称有疾，不能对策，退而作论一篇，讥切时事，叫做《政论》。说道：“自昔人君，孰不欲常治而无乱，然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繇人君承继先世，坐享太平，为日已久，遂生骄逸，风俗渐以敝坏，而上不悟，政事渐以衰废，而上不知，因循苟且，玩愒颓惰，不务讲求所以因时达变，振衰起敝的道理，以至于乱亡而不可救。夫为天下者，其道止有二端，不是宽，便是严。惟至德之世，无宽严之名，自非上德，则宽不如严，往往严的便治，宽的便乱。盖天下人心，全在这纪纲法度，以维持其涣散。而继世之后，多优游姑息，养成祸乱，所以常要励精振作，以严治之，而后不至于乱。怎见得是如此？但看本朝孝宣皇帝，明于君人之道，审于为政之理，综核名实，责任考成。有功的必赏，而卑贱不遗；有罪的必罚，而贵势不免。故严刑峻法，儆惕人心，内外奸宄，震慑破胆，都有所惩创。不敢为非，而海内清肃，天下宁静。如今算计他的明白效验，比于文帝之躬修玄嘿，与民休息者，反似过之，这便是严之则治。及元帝即位，多行宽政，优游姑息，或知其贤而不能用，或知其恶而不能去。嬖宠用事，贵戚擅权，遂致纪纲陵替，威福下移，人主操柄，始为奸臣所夺。至于王莽，遂篡汉室，究其祸原，实繇于此。这便是宽之则乱。夫严莫如宣帝，而天下愈治；宽莫如元帝，而天下愈乱。繇是观之，政道之得失，不必远求，近观二帝，亦可为明鉴矣。昔周之衰，齐桓公、晋文公以兵威纠合诸侯，其去文王、武王之道远矣。然孔子作《春秋》，常褒称齐桓公，嘉美晋文公，又叹管仲之功，以为民到于今受其赐。夫孔子岂不知美文武之道哉？亦以周道既衰，王纲不振，夷狄内侵，诸侯莫制，而齐桓、晋文能尊周室，攘夷狄，以明上下之分，故孔子犹有取焉。诚达于权宜，救乎时敝之理也。故圣人能与世推移，因时立政，而世俗之士，每苦于泥古，不识变通，以为上古结绳之约，可复用之以治乱秦之绪，虞廷干戚之舞，可复用之以解平城之围，岂不迂哉！然则当衰乱之世，而惟欲德教之是用，宽政之是行者，何以异此。今以养身喻之，夫屈伸俯仰，如熊之经，如鸟之伸，以调其形，这虽是延寿之术，却不是治伤寒的方法；一呼一吸，吐故纳新，以调其气，这虽是引年之道，却不是接骨的药膏。若不问其病势之所急，但以此为良方，而概用之，则误矣。那为国之道，也如养身一般。当身子和平的时节，常常用粱肉以致养，若卒然有疾病，少不得用药石以攻之。这两件都各有所宜。夫为政者之有刑罚，即是治衰乱的药石；德教，是养太平的粱肉。粱肉虽不可以一日缺，而以之治病，则非所宜。药石虽可以疗病，而平居不可以常服。若用德教去除残贼，则过于姑息，是犹以粱肉治病，病不可除矣；用刑罚去治太平，则伤于惨刻，是犹以药石养生，反戕其生矣。所以善养身者，贵识攻补之宜；善为政者，贵审宽严之用。知用宽而不知用严者，犹知有补而不知有攻也。岂达权救敝之理哉！且自古及今，天运人事，相为循环，历代帝王，起初立法无有不善，到后来不免有敝。如今正承百王之敝，又遇着天运厄塞的时节，自和帝、安帝、顺帝，数世以来，朝政不纲，主威日替，权倖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诛。多以恩贷，惟事姑息，就似乘车的一般。这纪纲法度，庆赏刑威，乃人君御天下之衔辔也。今国政废弛于上，人心纵恣于下，如驭马的人，失了韁辔，驾车的马，脱了衔口，以致四牡横奔，无可控制。纵是大路，亦成倾险，势必倾覆。到这时节，方将约结其衔勒，缠束其辀衡以救之，尚恐不及，又何暇鸣和銮，清节奏，雍容如平日哉！今当纪纲废坠，上下陵夷之时，必须用严，方可救济，若复从宽纵，将至于长恶容奸，国势衰替而不可复振矣。昔文帝之世，号称治平，人见他除去古时肉刑，只说是一切从宽，不知那时肉刑虽除，然罪该斩截右趾的，改为弃市，杀于市曹，该斩左趾及割鼻的，改为笞五百、笞三百，笞数既多，往往至死。名虽轻刑，其实杀之，盖将使人不敢轻易犯法，以全其命。是文帝之治平，乃以严致之，非以宽致之也。今欲致文帝之治，乃不法其严，而法其宽，岂善学文帝者哉！”那时山阳郡人，姓仲长名统者，见了崔寔这书，喜其识达时务，叹息说道：“凡为人主的，宜将这书全写一通，置于坐侧，时常省览，庶不蹈衰世之风，而可保治平之盛也。”按崔寔论治，主于尚严，固一时救敝之言，非万世通行之道。但后世之论治者，不明于宽严二字之义，故其论各有所偏，而不能无弊。夫所谓宽非纵弛之谓也，包含敦大，赦过误，蠲烦苛，这个叫做宽。严非暴戾之谓也，厉精明作，振纪纲，齐法度，这个叫做严。宽中有严，严中有宽，如春生秋杀，相代而成岁功，雨露雪霜，并效而行化育。二者阙一不可，故《中庸》论圣德，以发强刚毅，宽裕温柔并言，这是尧舜以来相传的治体。世儒不知此义，才说要宽，便因循姑息而流于纵弛；才说要严，便严刑峻法，而伤于暴戾。而人之常情，每乐放纵而惮绳检，乃又创为宁可过于宽，不可过于严之说，是谓天道可使阳过乎阴，昼多于夜，春夏长于秋冬也，将何以成岁功而行化育乎？昔周公之告成王曰：“敦大成裕，明作有功。”必如是而后无弊，论治者审于斯。
灵帝
孝灵皇帝，名宏，是河间孝王之曾孙。桓帝无子，迎而立之，在位二十二年。
献帝
孝献皇帝，名协，是灵帝次子，强臣董卓废少帝辩而立之，在位三十年。
原文
初涿郡刘备，中山靖王之后也。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有大志，少语言，喜怒不形于色。尝与公孙瓒同师事卢植，繇是往见瓒，瓒以为平原相。备少与河东关羽、涿郡张飞相友善，以羽、飞为别部司马，分统部曲。备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备周旋，不避艰险。
直解
涿郡，即今涿州。平原，即今德州。河东，即今平阳府解州等地方。这一段是记刘先主的事迹。说先主姓刘名备，是涿郡人，乃汉景帝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子孙，流落在民间。他生有异相，手臂垂下过膝，自家回顾，便看见其耳。平日有大志，要安定天下，简默沉静，无多言语，心有喜怒，不发露在颜色上。当初曾与辽西人公孙瓒，同拜涿郡卢植为师。东汉之末，董卓擅权，天下大乱，豪杰并起。此时公孙瓒为降虏校尉，屯军在右北平，先主既与他有旧，就去投他，瓒收留他做平原国相。先主少时与河东解县人关羽、涿郡人张飞相好，结拜为兄弟。先主既为平原相，就着关羽、张飞做别部司马，分管其众。先主与这两人情意绸缪，就是睡卧时，也不相离。同在一个床榻上，其恩爱如至亲兄弟一般。他二人也一心尽忠于先主，却不以兄弟结义之情，失了上下相临之礼。平居虽是这等忘形相爱，若是公庭聚会，在稠人广众之中，便终日侍立在旁，不少怠倦，出去时跟随着来往，一步不离，虽在艰难险阻之中，未尝辞避，其忠义如此。今世俗相传桃园结义，即此是也。夫先主本帝室之胄，而有英雄之姿，关羽、张飞皆万人之敌，而负忠义之气，然又情投意合，誓同死生，上下一心，至诚无间，此所以能跨有荆、益，而兴蜀汉之业也。
原文
初，操壮关羽之为人，而察其心神无久留之意，使张辽以其情问之。羽叹曰：“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恩，誓言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耳。”辽以羽言报操，操义之。及羽杀颜良，拜书告辞而奔刘备于袁军，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为其主，勿追也。”
直解
初时曹操曾破刘先主于徐州，擒获关羽以归。曹操见关羽英雄出众，每壮其为人，礼待之甚厚，要重用他。但察他心神动静，还眷恋旧主，似未肯久留为用，以其将张辽素与他相好，乃使往见之，以试探其意如何。关羽叹息，从实对张辽说：“我极知曹公待我甚厚，非不感激，奈我先受刘将军厚恩，与他发过誓盟，愿同生死，不可负背他，更事别主。我终不留于此，但曹公之恩，我岂肯遽忘，须要立些功效，以报答曹公，方才辞去耳。”张辽把关羽的言语，回报曹操，曹操见关羽这等忠义，越发敬重他。及袁绍遣大将颜良来攻曹操，其锋甚锐，关羽替曹操迎敌，单刀匹马，刺杀颜良于万众之中，既以此报曹操的恩，遂写一封书，拜辞曹操。那时闻刘先主正在袁绍军中，就径自奔寻去了。曹操的左右人等，多欲领兵追赶，曹操止他说：“人各有主，他也是各恋其主，终强留他不得，不必追也。”俗说关公千里独行，便是这件事。夫刘先主之在当时，兵破势穷，寄身河北，其视曹操之势，安危成败，相去何如。然关羽宁为故主死，而不肯为曹氏留，艰险不避，始终一心。此所以忠义贯于古今，精灵充于宇宙，而后世有叛君事仇，自托于去就之智者，视此可以深愧矣。
原文
十二年初，琅琊诸葛亮寓居襄阳隆中，每自比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颍川徐庶与崔州平谓为信然。刘备在荆州，访士于襄阳司马徽。徽曰：“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备问为谁，曰：“诸葛孔明、庞士元也。”徐庶见备于新野，备器之，庶谓备曰：“诸葛孔明，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备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备繇是诣亮，凡三往，乃见。
直解
献帝建安十二年，此时天下扰乱，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孙权藉父兄之业，据有江东。刘先主新败于曹兵，往荆州依刘表。这里有个贤士，姓诸葛名亮，他本是琅琊郡人，寓居在荆州襄阳县隆中地方。他常自比做管仲、乐毅。管仲，是齐桓公的谋臣，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乐毅，是燕昭王的谋臣，能复燕国，报齐仇。诸葛亮自负有王佐之才，若遇着齐桓、燕昭这等君，知而用之，也能匡济天下，兴复汉室，做得这两人的事业，故以自比。当时众人莫有能知他的，见他自比管、乐，都不信许，只有颍川郡徐庶与崔州平，这两人认得他是奇才，果然干得管仲、乐毅的事，非是浪说。及先主在荆州时，访问这地方的贤士于襄阳人司马徽，徽对说：“那儒生俗士每，徒事章句，岂能通达世故？要求通达世故的，须是英俊豪杰，非常之人才可。这里自有伏龙、凤雏，两个俊杰。”先主问是谁，司马徽对说：“诸葛孔明乃伏龙，庞士元乃凤雏。”孔明是诸葛亮的字，士元是庞统的字。其后徐庶来见先主于新野县中，先主深器重他，徐庶也说：“诸葛孔明是个卧龙，虽在潜藏，实能变化，将军可要见此人否？”先主说：“既如此，你可与他同来。”徐庶说：“这人只可到他家里就见，怎么呼唤得他来，将军还该枉驾去求见他才是。”先主依徐庶的言语，便亲自到亮家里，连去三次，才得相见，就与先主谋据荆、益二州，结好孙权，同拒曹操，以次平定天下。后来行事，一一如其所言，真可谓识时务之俊杰矣。观此，可见孔明在草庐中，都把那天下的事，先在心上经画得停当了，故蜀汉四十年之业，与孔明相为始终。有孔明，则日兴，无孔明，则日废，是汉室不可无孔明也。然遇先主，则建三分鼎足之业，不遇先主，将终为南阳之耕夫，是孔明不可无先主也。其两相成如此。而又必本于相知，盖主能知臣，然后信之而不疑，任之而不贰，虽亲密如关羽、张飞，不能间其交。臣能知主，故感激而驰驱，尽瘁以图报，虽富强如曹操、孙权，不能移其志。惟相知，故相得；惟相得，故相成。此三代而下，言君臣之契，鱼水之投者，必称先主、孔明，而至于今，犹以为美谈也欤。
原文
曹操密遣蒋干往说周瑜，干乃布衣葛巾，自托私行诣瑜。瑜出迎之，立谓干曰：“子翼良苦，远涉江湖，为曹氏作说客邪？”因延干与周观营中，行视仓库军资器仗讫，还饮宴，因谓干曰：“丈夫处世遇知己之主，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言行计从，祸福共之。假使苏、张更生，能移其意乎！”干但笑，终无所言。还白操，称瑜雅量高致，非言辞所能间也。
直解
孙权的大将周瑜，既破曹操之兵于赤壁，曹操大惧，他帐下有个宾客，姓蒋名干，是周瑜的旧交，乃密遣他往见周瑜，说他来降。蒋干乃穿布袍，戴葛巾，只托做故人自来相访，使吴人不疑。周瑜已知他来意了，出营相迎，立便呼蒋干的表字说道：“子翼好生受苦，远涉江湖，不避风波之险，莫非是替曹氏做说客邪？”因延入蒋干，与他遍观营寨中的军马，又行看仓库钱粮，及刀兵器械等物，以示其严整，夸其富贵。既一一看了，乃请他回到帐中饮宴。因对蒋干说：“君臣相遇，自古为难，丈夫处世，幸遇知己之主，外面虽托为君臣之分，内里情意相结，实与骨肉之恩一般。以言则必用，以计则必从，上下一体，休戚利害，无不同之。遇主如此，自当感恩图报，有死无二，莫说常人离间不得，便是苏秦、张仪那样舌辩能言的人此时再生，亦岂能反移其意乎？”周瑜此言，所以拒绝蒋干者至矣。蒋干既被周瑜说破，只得笑应，终不敢露出一言而去。回报曹操，盛称周瑜识量弘雅，志趣甚高，君臣义重，非言辞所能离间也。夫以周瑜之才，不思为汉家出力，扶衰持危，而乃事窃据之孙权，固为不得其正矣。然能报恩于知己，尽心于所事，不以祸福动其心，亦人臣之大节也。而所以使周瑜若是者，又孙权言行计从，骨肉之恩，有以结之。吴之君臣如此，其卒成鼎足之业，不亦宜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