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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十七年的国庆日了。
十五年十月十日我做过一篇小文，题曰‘国庆日’，是通信的形式，文曰：
似乎中国现在还是在那一个大时代里，如《官场现形记》所说的‘多磕头少说话’的时代。今年的国庆日只得就这样算了，不知道明年的国庆日能否给我们带来一个好运，使我们有可以少磕一点头多说几句话的福气？”
以前的国庆日是怎么的过去的呢？恕我记性不好，有点记不明白了，勉强只记得近两年的事，现在记录出来，以资比较。
今年的国庆日是在青天白日旗里过的了，这自然就很够可喜了。即使没有政治的意义，我也反对那不好看的五色旗，虽然因此受到国家主义者的怨恨也并不反悔。现在这张旗换掉了，而且北海桥上的高墙也已拆去，这就尽够使我喜欢了，我已经获得了一个不曾有过的好的国庆日，此外哪敢还有什么别的奢望呢。我为表示我的真诚，将于是日正午敬干一杯白干，以贺民国十七年的国庆日，并以凭吊十七年前的今日武昌死难的诸烈士之灵。
‘子威兄：今日是国庆日。但是我一点都不觉得像国庆，除了这几张破烂的五色旗。旗的颜色本来不好，市民又用杂色的布头来一缝，红黄蓝大都不是正色，而且无论阿猫阿狗有什么事，北京人就奉命乱挂国旗，不成个样子，弄得愈挂国旗愈觉得难看，令人不愉快。其实，北京人如不挂旗，或者倒还像一点也未可知。
这篇文章因为题目是“国庆日颂”，所以照例应该有几句颂祷的话，但是颂祷又照例是空话，不大期望它是能兑现的。上面所说的福气事实上没有得到，只获得了身上的一条湿麻绳，渐渐的抽紧拢来，虽然因为华北不是辇毂之下，抽的不很快，然而末了有名的“宪兵第三团”也终于到来了。我与它有过一回喜剧的接触，虽然结果是个喜剧，然而当时的虚惊实在是很大的。民国廿三年（一九三四）十一月，我和俞平伯因了燕京同学的介绍，往保定育德中学去讲演，讲演完了顺便往定县一看平民教育会的情形，因为那时孙伏园在会里办公，就在他那里住了两夜，下午一点钟在车站候车，预备回京。在车站上有宪兵第三团一个正装宪兵在那里徘徊，这也不足为奇，可是他似乎很注意我们三人——我和俞平伯以及送行的孙伏园。在观察一会儿之后，他径来找我问道：“你是从北京来的周先生么？”我想要来的终于来了，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可是有了麻烦，这趟火车无论如何是来不及的了。便把来保定讲演和看平民教育会的事说了，现在就等火车回北京去，闲谈了几句，看他并没有什么恶意。正在纳罕，他又笑说，本来也不知道，因为看见手提包上的名片，所以问一声，果然是的。据说卓别林有一次在美国旅行，隐姓埋名不让人家晓得，谁知他所到的地方凡有旅馆都知道他是卓别林，这个谜随后也是在皮箱上的名片那里解决的。卓别林的笑话或者出于假作也未可知，但是我这一回却是真实的，而且事后重述可以当作笑话来讲，在当时却实在是大吃一惊，古人云谈虎色变，这回不但谈到而且还碰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