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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一笺，向我告贷，其词曰：“今夜又断炊矣，恳借我十元，以疗我饥”云云，我即解囊予之。其时的纸价，有十元可买四令纸，不出三日即偿还，其实他们馆中经济，由力子主之，但力子觉得不好意思，而楚伧与我同乡，又以我编杂志，请他写稿，有文字缘，较不客气耳。
这个时候，日本已是纸业发达，纸厂林立，并不要仰仗于外力了。颇闻有新闻社自办纸厂的，也有与纸业公司合作的。我还记得当时日本的“读卖新闻”，所用的纸，别创一格，乃是淡红色的，这必是定货的了。日本以文化发展，印刷事业随之扩大，各种纸品费用日繁，即对于印行书刊图画等物，用纸亦已不少咧。此就当时的情形而言，到现在更不知进展如何了。
在我中国，记得曾有一度，以上海用纸最多的如申报馆和商务印书馆等，曾合议在浙江某一地方创办一制纸公司，结果，意见不协，未能成功，这事我当时略有所闻，此刻却已想不起了，许多老朋友，当还记得。后来上海有一家较大的造纸公司，居然也能试造卷筒纸，曾经请过申报馆作试用。史量才告诉我，那天夜半开印时，不旋踵而机器就停了，问他们为什么呢？回说这种纸经机器一卷，便即破碎了，须停十五分钟，方能接上。量才说：“我报夜半三点半开印，六点钟要运火车站，经得起每次停十五分钟吗？”不得已只好仍用舶来纸。一个国家，欲求新闻事业的发展，而不能自己造纸，差不多就成了英雄无用武之地了。
我在报馆里的时候，常常看到日本报，所有东京，大阪的各大新闻，都有得寄来。因问楚青，是否与他们特约交换的。据楚青说：“我们并未与他们交换，我们开报馆后不久，便送来了。”我起初以为楚青、景韩、继兴，他们都是日本通，所以与日本新闻界有所联系，特别寄送时报。继见别家报馆，也一样赠送，可见日本的宣传性质，器量甚大。不过这种日本报纸，送到各报馆，大家看也不看，原封不动，送之字纸箩中。不但他们不懂日文的人，即如我们馆中景韩、继兴，都谙日文的，也不屑一顾呢。我这一回到日本，倒是很想参观一下日本新闻界的状况的，无奈这是个团体旅行，不能自由，而且这一个集团中，还有几位不是我们同业中人，说是走马看花吧，不但花香未曾嗅到，花影也未曾窥见呀。
当时我所参观的“大阪朝日新闻”，觉得最特异的便是他们的改版室（按，“改版室”这个名词，是我杜撰的）。何谓改版室呢？原来他们的报，一清早已印好发行出去了，但在印刷发行的时候，又有新闻电报来了，他们等不及到明晨始行见报（那时还没有夕刊），于是就在第一次原报上，挖去一些旧新闻，补入了新新闻，打好纸板，重新开印，这便是所改的第二版。当第二版开印时又有新闻电报来了，仍要挖旧补新，开印第三版。……如此的改版，一天甚至可能改版到六七次，要看新闻的来源重要不重要。假定上午五点钟出第一版，七八点钟出第二版，中午出第三版，以及下午出若干版，一天工夫，便是改版不停，出版不停。
有人说：这样的改版，不是使读报者迷乱吗？究竟是读了那一版才对呢？不！他们是有规定的，排好了次序，有条不紊的。
尤其是运输到外埠，外国的报纸，何处是第一版，何处是第二版，不教人看重覆新闻，也不使人有漏网新闻之虞，那是联系了国内外的交通邮便寄送出去的。我们那天去参观的时刻，是在上午约十点多钟，而他们的报纸、还正在机器上印行，也不知是第几版。却见有两位校对先生与排字工友，围聚在机器旁边，就地在那里工作，满头大汗的形势紧张得很，而频频听得有铃声，似乎是催促他们，时限已到，我们也不敢打扰他们，只得望望然去之了。总之我觉得日本那时，对于无论何种事业，都是一本正经，不像我们那时的喜欢轻松，懒散、写意、省力，甚至不负责任、乱搭架子。我不是扬人之长，揭己之短，当日的感想，实在如此。那时是在二十世纪初年，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大正年代，而我国亦在辛亥革命以后，军阀时代呀！
回国以后，不多几天，我遇到了商务印书馆的高梦旦先生（凤谦）。那时我已住在爱而近路的庆祥里，在这个里口却开了一家小小的闽菜馆，店名唤作“又有天”，那个名字，当然由一时著名的闽菜馆“小有天”化出来的。而这家“又有天”的老板，从前原来是高先生家的厨子，所以梦旦先生常常约了二三知友在此小吃。那天我刚走出庆祥里口，便被高先生拉住，同往吃饭，在座好像还有李拔可先生。
高先生知道我新从日本回来，问我有何记述。我告诉他集体旅行，实在没有看到什么，真是如入宝山空手归。既而谈到了新闻界，我们当记者的，就如俗语所说的“三句不离本行”，讲到在“大阪朝日新闻”看了一看，也只看到一点外表，未审其内容。高先生说：“您何妨写点出来呢！我们出版界，也与新闻界息息相通，现在我们出版的书籍中，也没有一种对于新闻事业的著述，近来到欧美各国去留学的，也有几位研究新闻学的，我们不管它，先把日本新闻事业，写出来给人看看也好。”
我经他一说，心中不免也有所动，回国以后，关于日本社会上、风俗上，琐屑的事，在时报上（尤其在小时报上），也零零碎碎的记述了一些，可是也不免杂乱无章。如果此行是写了日记的，那就好了一点，但也没有，我便是上文所说的轻松懒散的一流人吧。
我使和梦丹先生说：“让我考虑一下，管中窥豹，仅见一斑，对于日本新闻事业，虽然略看一点儿，实在资料不多，而且不能作统一贯穿的叙述，我当整理作为笔记体裁，或可以编一小册子。”
我那时便穷了一个月之力，约摸写了有二万宇，因为资料不多，实在枯窘得很。且在此时代，新闻事业正在日趋进步，日本又是同文之国，可以做中国一个榜样，而我不能向之研究采访，深自抱愧。不得已将日本新闻的普通状况（与大阪朝日新闻齐名的，有大阪每日新闻，而且东京也有朝日新闻）叙述一番，杂凑成文，怕还不到三万字。题其名曰“考察日本新闻略述”。自己看看，也不能满意，但高先生说可以印行，而且还取了我一张照片去，登在扉页上（按，我所著述的刊物，从未有印出照片，仅此书有之）。可是出版以后，销数寥寥，远不及我译写的小说，这是冷门货，谁也不高兴去看它。不用说不是报业中人了，即使是我们同业，也懒得看它，日本是日本，中国是中国，吾行吾素。至于物质上的发达，问之报馆老板好了。但是仔细想来，我们从事新闻事业的人，看到日本的日趋进步，而我瞠乎其后，不能不有些愧作，有所警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