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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初次到日本，约在辛亥以后，民国之初，何年何月，早已不记得了。这时的发源，乃在日本一个通讯社，是一位日本人波多博所创办的，名曰“东方通讯社”，波多博原来是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毕业生，在上海多年，能说上海话。后来又到北京的“顺天时报”（日本人在前清时代在北京所设立的华文报）任事有年，所以也能说北京话。并且他对于中国南北两方面的风土人情，揣摩极熟，结交了许多中国朋友。他从北京回到上海来，便设立了这个东方通讯社。
本来上海的外国通讯社，早已有的了，最早的自然是英国路透社，传说，在一八七二年，已经从伦敦到上海来设分社了。
他们设立的初意，原是要搜罗中国的情报，寄给总社，由总社再分发到本国和各国。当初在上海只发给西文报，不发给华文报，如果华文报要登载外国消息，只能到西文报上去转译过来。后来也发给华文报了，却取资甚贵，照英镑计算。但当时中国读者对于国际新闻是很少感到兴味的。虽然继之而起的各国通讯社多起来了，如美国的合众社、法国哈瓦斯社、以及德国、俄国也都有了通讯社，而一般读报人对之还是冷淡。只有那个东方通讯社，日文既容易看得懂（当时的新闻记者，大多数是不识西文的），后来索性翻译了送华文报馆了。而且东方通讯社在北京、广州、汉口、辽宁都有分社，消息灵通，各报都乐用了它。
波多博与神州日报的余大雄很友善（按，神州日报是好出身，最初是于右任等所创，后经火刦，屡易其主，到了余大雄手中，只销数百份，还靠三日刊的“晶报”支持，至“晶报”独立后，神州日报便关门大吉了），余大雄是日本老留学生，日本话说得很为流利。他在日本进的什么学校，我似未有详细问过他，不过他说和黄远庸同学过的。那时候，去日本的留学生，实在太多了，有的到日本去，不曾进学校，就这么逛了两三年，对于日本的社会状态，却是很为熟悉，像平江不肖生的向恺然，便是这样。余大雄和波多博认识，还是在东方通讯社开办以后呢。（东方通讯社后归日本政府官办，波多博又办了个日丈“上海日报”，自任社长，此是后话。）
有一天，余大雄特地到时报馆来访我，说，日本愿意招待上海各报馆记者到日本访问游历一下，但不是日本政府的招待，而是日本的各新闻社所招待，那只是一种私人社交，一种游宴性质，别无政治关系的。这是由波多博与他向各报馆分头接洽的，每报馆派一人。他问我：“你老兄高兴去吧？”我笑说：“我不是自由身体呀！要问我的馆主人。”大雄便说：“如此请你一问楚青先生，最好是你去，因你与波多亦认识呢。”我商之楚青，楚青道：“谁去呢？”他窥知我有欲去之意，便说：“你如果高兴去，你就去吧，发稿有倚虹，夜里我叫南士来看大样好了。”
我想：我有许多朋友和同学，都去过日本，而我却至今仍未曾去过，不禁心向往之，于是我就答应了，算是代表了时报。
这时上海各报所派的人，我还有些记得，申报馆是张竹平；新闻报馆是他们营业部里的一位老先生，我已忘却他的姓名了；时事新报馆是冯心支，他是苏州人，是我吴著有“校邠庐抗议”一书冯桂芬先生的孙子；神州日报当然是余大雄；中华新报是张岳军（群），他也曾留学过日本，当时还是一位新闻记者，尚未身入政界咧；新申报馆是沈泊尘，是一位漫画家，沈能毅的老兄；民国日报馆所派何人，现已想不起，或者是未有派人。此外除波多博陪了同去外，还有两位他们通讯社记者是日本先生，也陪了同往，照料一切，所有舟车旅费，都由日方所担任，那时还没有飞机，从上海乘轮船到长崎登岸，恐不过两天路程吧？
时隔五十多年了，我在记忆上，早已模糊一片。我们当时所到的地方，由长崎而,东京、西京、以及大阪,这个商业区，还有许多风景名胜的好地方，有如走马看花，过而不留。到今日如果有人问我：游踪所至，可资描述否？则早已瞠目不知所对了。而况这数十年间，日本经过了一次大地震，又不自度德量力，钲入第二世界大战中，第一个尝到了原子炸弹的味道，把这个岛国好像翻了一个身，已经从新妆点起来的了。我现在只好了无头绪，杂乱无章的，想到那里，就零星琐屑的写一点出来。
船到长崎，便有许多人在岸上迎接，我们一上岸，即蠭拥而来，深深地向你一鞠躬（鞠躬也有规则，须两手按在膝上），口中念念有词，便取出一张似云片糕一般的名片，塞在你手里后，又顾而之他。但这个方去，那个又来，也和前人一样，似是刻版文章。我手中握了一大把名片，也无暇观看，究竟也不知那是谁的名片，而我又措手不及，无从回他一张名片，茫然若失。好在他们自鞠躬送名片后，即飘然远去，不知所踪了（按，后来到别一个都市，到火车站来迎接的，也是如此）。我看了他们的名片，当然都是各报的外勤记者，也有商业界各大公司（株式社会）的人，以迎送宾客为职业的。
那天长崎地方人士，在一个唤做徂诹山（这个山名，我或记错，我国是有个徂徕山的，但我记得是有个诹字的）地方，开了一全会。这个会很为别致，算是欢迎会，又不像园游会，仅是一片旷场，周围却罗列了各种的小摊头，有饼糕（日语称“果子”），有熟食、有廉价的小品玩意儿。来宾如喜欢这些品物，尽吃尽拿，不须付钱。这个会是什么名称，我可不记得，询诸东游诸友辈，亦未能举其名也。
这时便有许多花枝招展的艺妓列席。任招待之职。日本凡有宴会，必召艺妓，每有大宴会，甚至满室尽是裙钗，跌坐于来寅身旁，侑觞劝酒，似乎非有艺妓，举座为之不欢者。那一天的欢迎会，亦有艺妓十余人，并摄一巨型照片，前排坐着我们一班东游者，而在足畔则各趺坐一艺妓。张岳军膝畔趺坐的一艺妓甚美丽，及其后来任上海市市长时，上海的晶报，乃单独剪取此摄影上岳军先生与艺妓的照片登在报上。张市长见之亦不忤，但笑曰：“这又是余大雄开人家玩笑的故技耳。”
到东京，又是宴会无虚夕，有时还分昼夜两次，粉白脂红，艺妓满堂。原来每一大餐馆，每一大酒家，都有他们的基本艺妓，如果今日有宴会，应需多少人，一呼而至，群妍毕集。即如上海的“月廼家”，“花之间”这些料理店，也都是这样，我曾数度与宴，故并不陌生。日本的宴会必招艺妓，与上海的吃花酒不同，这是招她们来侍应宾客的，是共同的而非单独的，是公诸同好而非据为私有的。只是她们载歌载舞，而我们却莫名其妙，在座的有拍手赞美，我们也只好盲从而已。此辈艺妓，酒量颇宏，譬如她来敬酒，请你乾杯，你亦必洗杯回敬她，她也一吸而尽，如果量窄，客未醉而她先醉，岂非要失礼呢？
凡是日本式的宴会，都是席地而坐，这是我们最不习惯的。照他们的坐法，便是双膝着地，脚底向天，屁股压在小腿上，我们这样的坐半小时，简直要不能起立，我们只能照我们的席地坐法。若是在上海的那些料理店，他们对于中国人，备有一种小兀子，以供年老、或肥胖、与实在不能席地坐的人，此间大宴会是没有此例的。每人前面设一几，所进的餐是各客的，餐具颇多漆器、或碗或碟，形式不一。
日本所著名的生鱼，中国人往往不食，或厌其有腥味，或谓其不卫生，我却觉其颇腴美，生鱼有两种，一红一白，红的艳如玫瑰，白的皎若玉雪，日本人视之为珍品云。
但是如果以西餐饷客，则艺妓均不列席。记得有一次，是大阪朝日新闻靖客，那全是欧化型式，就在他们报社大食堂中，这一回甚为张扬隆重，似欲炫其日本新闻事业的伟大者，周围扎以纸制的樱花，（日本纸扎花著名，颇能乱真），满室生春。所有餐具，都有该报社的徽章与名称，即小小一火柴匣也印有他报社之名。我们这一次到日本，也算是一个上海新闻记者团，但没有什么团长团员的名义，惟以余大雄能说日本话（其实张岳军也能说，但他谦抑不肯说），每宴会，必有主人一番演说，我方亦须有答谢之词，只好让余大雄去担任，也无非互相祝颂之词，万岁万岁之声，不绝于耳，高呼乾杯而已。
这一回，我们这个记者团，除余大雄、张岳军外，无人能说日本话的，真是一个“哑旅行”（日本有一小说名“哑旅行”，说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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