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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前章，曾分时报为两时期（黄伯惠接办后，乃另一组织，不算在内），辛亥以前为前期，辛亥以后为后期，确有此种境界。
原来江苏诸元老，合谋接收席子佩申报馆，聘请陈景韩，事前把狄楚青瞒住，他一点也没有知道，并且连我也一点没有知道。因为倘被楚青知道，他决不肯放景韩走的。及至他知道时，事已大定了，楚青的愤恨可以想见。因为景韩是楚青言听计从的人，凡事都与他商量。以前如雷继兴走了，林康侯走了，他并不十分置念，况且他们也并非跳槽，现在景韩走了，似挖去他心头之肉，他真的要和史量才拼命了。可是上有江苏元老派（如张謇、赵凤昌等）的压力，下有息楼里一班朋友（如沈信卿、黄任之等）的帮腔，玉成其事，而且他们是有政治力、经济力，楚青却是孤掌，难与为敌。
还有，狄楚青虽是江苏人（他是溧阳县人，属于镇江府），却与上海的一班松江人、苏州人、常州人，不大融洽的。即以息楼的一班朋友而言，都是上海本地人和松江府属人为多，都不是他原来的朋友。他的一班旧友、老友，从来不到息楼中来，息楼虽是附属于时报馆的，他却也难得来。这是一弱点。其次，辛亥革命成功，时报虽已脱离了康粱的关系，这个保皇党的余臭仍在，不能在这个时候吃香，这又是一个大弱点。而申报以旧日威权，新兴势力，一切要改革上海新闻界颓风，重整旗鼓，气象万千，那得不大都来倾向呢？
于是黄任之、林康侯等向楚青来劝慰，说这是元老们所主张，要办好申报，非请冷血出为总主笔不为功。但申报的编辑事，仍由张蕴和总其成。景韩可以算不曾脱离时报，仍旧时常到时报看看，你有什么事，可仍与他商量。你还有天笑咧，景韩所担任的一切，如专电，要闻各栏，可由天笑任之。楚青还有什么话可说。于是我就顶了景韩这个缺了。
我的薪水，每月八十元，自初进时报馆以来，一直没有加过。景韩的薪水，为了他续弦以后有家用，加到了月支一百五十元（到申报后，月薪三百元，董事会议定，五年为期）。不过我的八十元，在初进时报时，约定要写论说、小说，后来论说不写，小说另计，学编外埠新闻，写一短评，实在轻松。而我又东搭西搭，向别处写小说，编杂志，可两倍于时报薪水。现在楚青亦每月送我一百五十元，如景韩例。
这一回儿，楚青很不高兴，那也无怪其然，好似战争方酣，遽失一员大将。向来每到下午三四点钟，一定到报馆，第一件事是看信。报馆里茶房守候他来了，一大叠信件、一把剪刀，他就分别是编辑部的，是发行部的，是他自己的，是编辑部同人的，除了私人标有姓名的信件不拆外，其它拆开看过，分送各部，这是他的每天工作。但是这一回儿常常不来，打一个电话，嘱我代为着信，不是说身体不舒服，便是说有正书局印刷所事忙。那些本来也是无关紧要的信，我便做了官场中的“代拆代行”了。
谈起有正书局，楚青倒是以全力经营的。它的发行所，就在望平街时报馆的傍边；印刷所却又在他的海宁路的住宅傍边。说起他的工作来，实在花于有正书局精神、时间，还比时报多。就是那个用珂罗版精印各种古今名画，也是由他创始的。他雇用了日本两个技师，订了两年合同，专管印刷古画的事，又令他的厂中艺徒加以学习，所以不到日本技师两年合同期满，他们都已学会了。到了后来，时报困穷，入不敷出，而有正书局却岁有盈余，于是挖肉补疮，以其盈余，补其不足，时报得以支持数年下去，也很靠有正书局为之扶助呢。
我自从顶了景韩的缺后，觉得他的编辑要闻，发发专电，事甚轻松，以他的果断明决，大有举重若轻之概。及至接手以后，方觉得未可轻量。我们苏州人有两句俗语道：“看人挑担不吃力，自上肩头嘴也歪。”也正是新流行的一句话，叫做“不筒单”了。那时黄远生还没有脱离时报，他的北京通信稿，是游夏不能赞一词的：读了一遍，看它没有什么笔误，便即发下排字房了，就是这个专电，那真有点麻烦呢。
那时北京政府算是优待新闻界，所谓新闻电者，特别便宜，每字只收三分，可以记账（其它普通电，每字一角，三等电倍之，至于一二等电，便是官电，只许官家打了）。因此电报局便把新闻电尽量压后，甚而至于到午夜二三点钟，方始发出。报馆里呢？为了省电费，字数又尽量减少简约。譬如关于一个人的姓名，单写一个姓容易缠误，于是就分出什么老徐（徐世昌）小徐（徐树铮）老段（段祺瑞）小段（段芝贵）等等。
但是那些新闻电，还常有错误，有些照了它上下文，可以看得出，有些却错误得看不出，而且还是紧要的字，这却很费脑筋了。这个叫做“洋电报”，似详梦一般去详，有时闹得困窘非常。越是重要的电报，越是来得迟，午夜两三点钟还没有电报来，真是急死了人。那时各报都有了专电了，到了明天，人家都有这重要的专电，而我们报上没有，岂不是相形见绌。最可笑的是“造专电”，怎样是“造专电”呢？报纸全版排好了，空着一个地位，只等专电，真似三国演义上说的：万事齐备，只欠东风，而专电老是不来。于是有几位编辑先生，便造出专电来。我们同业中的邵力子先生，最是能手，因为他们的民国日报最穷，专电常常脱稿，他造出来的假专电，和人家的真专电竟无甚参差，可称绝技。
其次便是看大样。所谓看大样者，就是报纸全部排好，最后覆看一次之谓。当我在编辑外埠新闻时，真是省力极了，我大概在下午四五点钟到报馆，编那些外埠新闻，修正一下，连写一则短评，不过一小时；此外我再编一个副刊“余兴”，总共也不过两小时，便可以没事回家了。但是我不回家，因为这时侯，正是报馆里大家上班，而息楼又是宾客云集，所以要到吃了夜饭，方才回去。现在为了要看大样，一直要等到专电来后，全部一齐排好，机器开印（排字工友的术语，叫做“上架子”，排字工友起的名词，如空了一个方块叫“开天窗”，对于那些花边新闻，叫“坐花楼”，排好而不用拆去的名之曰“充公”，均有趣味），方可回去。那时天已作鱼肚白色，赶菜市场的卖菜佣，推着碧绿菜蔬的小车，已出来了。不过景韩当时是住在报馆里的。他比较是要便利得多呢。
其时我还兼了编辑外埠新闻，我请楚青添人，也请了几位。记得有一位秦先生（名忘却），来了数月，另有他就去了。
留美回国的杨心一，本来请他是翻译西文的，也帮忙了一阵，后来被中华书局请去了。濮伯欣也搞了一回，但他不是新闻记者的材料（楚青请他编佛学时报的），这都是玩票性质。及至毕倚虹进了时报馆，那觉得志同道合，才是我一个好帮手。
我五倚虹怎样认识的呢？说来也甚微妙。当我在编辑“妇女时报”的时候，有一位杨女士常来投稿，都属于诗词之类，什么绾春词、饯秋词，我知道这都是她的床头捉刀人所作，一看笔迹便知道，无庸推敲其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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