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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白中，却要说得漂亮，简捷俏皮，奸在他是住过北京的，可以对付。不过他的孽海花实在写得太慢了。在“小说林”杂志上预告，每期可以登一回（小说林是月刊），但他还是常常脱期，即使不脱期的话，每期登一回，试以全书八十回而言，也须六年又八个月，可谓“长线放远鹞”了。
孟朴的写小说，正与我相反，我是写了下来，不加修饰，并且不起第二回稿，以前写制艺文、叙事文，都是如此。直到如今，有好多小说，我已记不起它的内容，并且记不起它的题旨与书名了。我想：这也是我的一个恶癖与懒性，必然因此而错误很多吧？孟朴却不然，他是句斟字酌，改了又改，甚至将做好的一两回全部推翻了，从新再做起来，也是有的。可是错误还是有的，因为孽海花不是虚构，而是影射那时代的实事的。孟朴的著书与写小说，全在夜里工作，至少要到半夜，时常至于通晓，因为他是有烟霞癖的，他独居在小说林编辑所的楼上，他的家眷都不在此。
他的有烟霞癖，为了他的多病，他在孽海花小说上的笔名，不是叫做“东亚病夫”吗？为了这个缘故，他在上午是不起身的，有时要到下午三四点钟才起身，起身以后，便与阿芙蓉为伴。
我每天到小说林去是在上午，那个时候，他正是“春眠不觉晓”，在他的黑甜乡里，不便去惊动他。要去访他，最好是在吃过夜饭后，而他也是精神最健旺，即使和你谈一个通宵，也不算一回事。
在小说林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志愿，可惜到后来，这个志愿，一个都没有偿。因为孟朴说：他的孽海花，写到庚子事变，两宫回銮以后，就结束不写了，赛金花让她活下去吧，也就无关紧要了。因此徐念慈（小说林总编辑）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记东三省红胡子的事。”在清代称红胡子为胡匪，又称为马贼，民间则有称为义勇军的，这时候正在崛起时代，他也起好了一个书名，正在搜集材料。他说：这部小说，正好接在孽海花之后，可以出版。
我说：我想写革命事迹。当时革命党东起西患，排满风潮热烈。恰有徐锡麟、秋瑾的一件事发生，秋瑾是中国女子中革命的第一人，我想把秋瑾做书中的主人，而贯穿以各处革命的事迹。书名也已拟好了，叫做“碧血幕”，并且在“小说林”杂志上登载过一两回的，后来“小说林”杂志不出版了，我也就此搁笔了。
孟朴的孽海花始终没有完篇，最初出了有二十回的单行本，倒也风行一时。但是这单行本出版以后，虽然书中人物出于影射，然而核对事迹，一望而知。因此得罪了许多老前辈，第一、他的老岳丈汪柳门，便不以为然，更有许多还是他的父执，尤其苏州人中，如陆凤石、汪芝房、叶鞠裳等，对于他都有谴责之词。后来端午桥邀了他去，说何必写这种小说得罪人呢？你何妨到我这里来呢？（旧回目中，本亦有涉及端方的事）这时他们又搞什么宏文馆，编什么“博物大辞典”，那时我已不在小说林了。总之资本已经蚀光，关门大吉。
这以后，孟朴便浮沉于宦海中。辛亥以后，陈陶遗任江苏省长时，他是什么水利局长、财政厅长，闹了一下子，我也弄不清楚，其实吏事非其所习，他是一个文学家呢。
到一九二七年，他官又不做了，他的大公子曾虚白，从法国留学回来，在上海开了一家“真美善书店”（我们称之为父子书店），又出了“真美善”杂志，孽海花又写了十余回，写到赛金花那时从洪宅出走为止，那一个回目是“青阳港·好鸟离笼”，以后便不曾写下去了。
徐念慈的红胡子小说，可怜他并不曾着笔，便这样賷志以没了。我的“碧血幕”，也不曾继续写下去，后来便是辛亥革命，仅仅秋瑾一方面的事，也不足以包罗许多史实。但我对于这个志愿，当时总搁在心头，老想以一个与政治无关的人，为书中的主角，以贯通史实，这不但写革命以前的事，更可以写革命以后的事了，只是我却想不起我的书中主人。
直到民国七八年间，我在北京，和张岱杉先生（名弧，别号超观，绍兴人，曾一度为财政部长，是前清举人）谈起此事，他知道我要写此历史小说，他提醒我道：“眼前有一个极适当的人，你没有留意吗？”我问是谁？他说：“梅兰芳将来是一个成名的人，而且都搭得上政治历史的，何不把他为书中主角呢？”我被他提醒了，大为称善，于是我便写了“留芳记”，但也只写了二十回，给林琴南先生看过，他还给我写了一篇序文，在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关于写“留芳记”的事，我后将再述。
在从前以一个文人，办点商业性质的事，终究是失败的多数。小说林也是如此，虽然所出的书，倒也不少，销路也不差，还是亏本。譬如说：放出的帐，收不回来；管理处不得其法等等；而且出版物是有时间性，尤其是小说。他们是自办印刷所、排字房的，后来搜出了半房间的铅字，都是拆了版子，不归原位，倾弃在那里，只好作为废铅卖了，诸如此类，都是吃了人家的亏。时报后来的失败也是如此，他们两位，狄楚青与曾孟朴，都是公子哥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