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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怕管。”他要怎样，只得依他怎样了。所以每逢朔望，行拜孔典礼，好似串一出戏，那倒不来管它了，而这一天的上午，为了把课堂权作礼堂，并且为了谒圣，便不能上课了。上午谒圣，下午学生便藉词休息了。起初还像样一点，后来教员溜之大吉，学生则“如不欲战”，我劝他们帮帮场子，好在一个月只有两次，后来连太尊也不能如期来了，但是我们倒要预备呀。
有一次，为了学堂某一件事，必定要与府里商量请示，我便写了一封信去。那是曹耕翁在任时，一向是如此的，有例可援。可是这次那里的号房（收发处）拒绝不收，把原信退了回来。问他们是什么原因呢？说是：“送来的信，没有红签条，不合程式，况且我们大人，老太太在堂，避免那些没有红签条的信封，送到上头去，碰过了钉子，所以不收。”原来有这么多的忌讳，那真是出于孝心吗？他们官场中最怕丁艰，丁艰就要弃官守制，是做官人最犯忌的事。
我说：“这容易办，换一个信封就得了。”（原来苏州那些笺扇店，古色古香，制了这种有瓦当文、钟鼎文的信笺信封，有朋友送了我两盒，我便带到青州，不经意的用了。）那时我便换了一个红签条的大信封，里面的信笺也换过，开头写了几句恭颂他的四六句子，然后方说到正事，想没有话再说了。至于说不合程式，一个学堂监督，对于他们地方官，应用如何程式，当时也没有规定，只好我行我素了。我觉得曹耕翁在任时，我太脱略了，什么程式不程式，我完全不知道，但官场中最讲究程式，直到辛亥革命以后还不能改。
又有一次，段太尊到了学堂里来，学堂里有一间会客室，上面有坑，坑上铺以红昵的垫子，有铜痰盂，有瓷帽架，富丽堂皇。十足是个官样文章。以前曹太尊来，也是先到这会客室坐地，如今段太尊来，也在那里坐地。那个监学兼庶务的李先生，为了会客室四壁空虚，挂了一些从上海购来的植物、动物彩色图画。这都是日本印刷品，那动物图中属于水族一类中，有许多鱼类龟类的标本。段太尊看了，觉得很不须眼，便叱问道：“谁主张把这忘八也挂在这儿喇？”立命撤去。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他那样思想不开明，实在我已没有法子再和他周旋了。这时他又觉得学堂里的课程表，不合他的意旨，要加以重新修改。我不等他的提出，便把辞职书送进去了。他在面子上，也加以挽留，但我知道不过虚与委蛇而已。总之我总算客气的离开这青州府中学堂监督之职了。
这在两年以前，学风起初很不好，学生们到学堂里来，好像是住不要钱的旅馆。因为膳食、住宿、杂费，全是学堂供给的，上课无一定时间，吃饱了饭，出去游玩，晚来回到斋舍里住宿，再自由也没有了。这两年来，不敢说如何进步，总算是上了轨道。以曹耕翁的努力，学生也增加到八十人。
学生的思想也渐改正，很有几个人肯用功的，可惜他们年龄太大了。有几个和我比较亲近的学生，当我离开青州府的那一天，还到车站上送我，这使我不禁有些惭愧感想呢。
在我离开青州府的时候，南方来的几位教员也联袂走了，并非和我同进退，实在也觉这位段太尊有些叙不下。胡菊如后来有朋友介绍到上海申报馆当会计，一直到他故世。杜安伯回到苏州当英文教员，好像在草桥中学也教过书。徐粹庵回到常熟，忽然留了一部大胡子，但过了几年，胡子又剃去了。此君乡誉不大好，他的哥哥徐念慈，却是不寿，中年即逝世了。
做官人往往相信运气，曹耕翁是光绪丙戌进士，他这一科，有徐世昌、陈夔龙、杨士骧等，都是同年，偏他与杨士骧结成了儿女亲家。他最初简放直隶（今河北）宣化府知府，那时杨莲府不过是直隶通永兵备道，道府非直属，不用廻避。乃杨累擢至藩司那便例应廻避了，于是调任青州府知府，不意杨又追踪而至，升为山东巡抚，又要廻避，再调湖北襄阳府知府。其时，陈夔龙已是湖广总督了，未到任以前，谒见陈筱石，陈筱石说：“老同年仕途蹭蹬，我既在此，应得帮忙，请不必到襄阳府本任，我以鄂督名义，奏调署汉阳府，兼八卦洲厘金总办，或可稍充宦囊，便即归营菟裘吧。”但他一直老书生本色，不善经营，恐亦未有所得。
辛亥革命以后，他回到苏州故乡来了，苏州人因他是乡前辈，推他为省图书馆馆长，即在沧浪亭对面的可园中。其时我已移居上海，那一年回苏之后，便去访问他。他送了我一部是他自己的诗文集，是木刻大本线装的。还约我请吃便饭，我以来去匆匆辞谢之。他的长公子恭翊，即彭诵老的女婿，在外交部当差，曾做某处的领事（似为纽丝纶，已忘却了），次公子恭植，后为李搢臣的女婿，早故。李搢臣，后升山西大同府知府，旋擢巡警道，革命以后，曾任山西财政厅长。有一天，我在上海法国公园遇到了他，已自山西告病回来，观其走路蹒跚，语言塞涩，恐是真病，未几亦谢世了。后又认识了他的弟弟李祖虞大律师，又认识他的一位公子李宗瀛兄，这都是后话。写到此，归结了在青州府的登场人物，可以闭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