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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正在侘傺无聊的当儿，忽然有到山东青州府去办学堂的一事。
先是那一天，我妇翁陈挹之丈，来视其女，并对我说道：“昨天遇到彭诵田先生，详问你的地址，说是要来访你。”我觉得很为惊异，苏州彭氏，是吴门第一家大乡绅，状元宰相，簪缨不绝，其发甲还在潘氏之前。他们世居葑门，俗称旗竿里彭宅。所以称为旗竿里者，因他们住宅门前，有八根旗竿（清制，凡状元、大学士，门前都得竖有旗竿，可以悬旗），因是得名。不过到了清末，也没有人做大官了，但诵田先生，还是一位两榜，当了京官好多年，至今解组归田，在地方上当一名绅士。
那个时候，好像端方在当江苏巡抚吧，自命为开通人物，也想厉行新政。为了地方自治张本，请省内绅士担任公益事务。其中有一个节目，叫做“讲乡约”，在清代的皇帝的谕旨中，也常有此一条。几位绅士主其事，他们自己不讲，约了几位老学究来讲，每逢三六九，在玄妙观里寿星殿开讲。从前“讲乡约”，大概依照“圣谕广训”中词意，推阐一番，现在不免要变通一些了。我的岳丈，便是讲乡约老学究之一，而彭诵老则为轮值之绅士，他们所以相识。我这时急急问道：“为什么要访我？有什么事吗？”我岳丈道：“好像是关于办学堂的事，他未详言，我不大清楚。”
我想：办学堂的事，一定是彭氏小学堂的事了。彭氏小学，吾友汪棣卿等诸人在办，何须来问我？难道办女学的事，又有人发起了吗？胡思乱想了一阵，不过想到彭诵田先生到吾家来造访，我的房屋湫隘，他们是轿马出入的绅士，也许我不在家，有失迎迓，他是乡前辈、乡先生，既有所事，不如约了日子，我去拜访他。吾岳丈亦以为然，说：“你是晚辈，应当如此，明天我给你约定日子，你去见他就是了。”
两天以后，我去拜访彭诵老了。他是不住在葑门旗竿里老宅里，住居在他的丁香巷新宅里，招待在他的花厅会客室里。原来是他的一位亲家曹根荪先生（名允源），也是苏州人，丙戌进士，由部曹而外放山东青州府知府（当时中国府治尚未取消，故各省知县之上，有知府一级）。
满清政府，废科举，办学堂，谕令全国各省，每一府要设立一个中学堂，每一县要设立一个小学堂。青州府这个小学堂，已经设立了，但看看不像是一个学堂。曹耕翁是由京官而外任，已经很干练了，但是办学堂是个外行，他想请一位懂得办理学堂的南方人，整理此事。
那位曹耕翁便拜托了这位彭诵老了，要他在苏州物色人材，因为听说近来家乡风气开得很早，学堂也开得不少，最好聘请一位家乡中人，而于新旧文学都能贯通的人，来办理这个学堂，他可以放心了。彭诵老又说：“这个青州府中学堂监督的事，我想阁下一定能够担任，所以我前天同你令岳丈说了。”我那时不免有些受宠若惊，这是我的自卑感，试思我是一个读私塾出身的人，从未进过洋学堂，一向坐那些冷板凳的人，忽然要我去当一个官学堂的监督，如何吃得消呢？什么叫做监督，监督就是现在所称的校长，在前清初办那些官立的大中小学校的时候，不称学校，而称学堂；不称校长，而称监督；这也很奇怪的。
这个到山东办学堂的事，忽然飞到我头上来了，真是睡梦里也不曾想到，正不知彭诵老何以看中了我？我当时辞谢了，我说：“我一则年轻学浅；二则我也没有办过学堂。现在我们苏人中，到日本去学习过师范回来的人很多，何以不请教他们呢？”但是彭诵老却一定要我去，他说：“我已考虑过了，觉得你去是最适宜的，我已问过几个人，他们也一致推荐你。老实说：到山东去办学堂，要比苏州容易得多，曹耕翁又是我们的同乡，你不必推辞了。”
我还说容我思考，彭诵老竟好像已经决定似的打电报到青州府去了。后来知道他也询问过别人，一则，他们因为不要那班在日本留学回来的师范生；二则，苏州人怕出远门，谁愿意老远到山东这个地方去，他们在苏州舒服惯了，起居饮食，都不方便，家乡有个职业，就安居乐业吧。还有，诵老有位公子，号彦颐，在日本留学多年，我和留日学生的苏同乡，常有接洽，也许是彦颐将我推荐，不过诵老并未说出来罢了。
回家与震苏商量：从前因为祖母老病，不能远离，现在祖母已逝世了，所谓男儿志在四方，正好向各处走走。恰巧有此机会，山东也好，山西也好，虽然没有办过学堂，粗枝大叶，约略也晓得一点。缩在苏州，觉得不大有出路，上海一时也没有机缘。不过现在去山东，不带家眷，往后再说。山东与江苏，虽为邻省，已是北方气候，起居饮食，一切都有些不同了。
决定以后，彭诵老去电，青州知府曹允源的关聘便来了。因为那个中学堂，是属于青州府的官立学堂，青州知府领有个督办名义，学堂里的一切经费，都是府里开支的。监督由府里聘请，这个学堂监督，好像与府主有宾主关系，似从前书院里的聘请山长一般。我的薪水，是每月白银五十两，因为青州地方，不用银圆，更无洋钱，还是以银两计算的（小数目即用钱票）。五十两银子，恰好是一只元宝，在南方可以兑换银圆七十元左右。我自从受薪以来，以每月束脩二元始，至此亦可算是最高阶级了，私心窃喜，学佛者也不能戒除这一个贪字呢。
随着关聘而来的，还致送了一笔川资，是五十元，那是彭诵老处代垫的了。以五十元的川资，从苏州起身到青州，大概是很敷用的了。那是从苏州乘小火轮至上海，在上海耽搁一二天后，便趁搭海轮到青岛，然后再由青岛坐胶济铁路的火车，便到青州，也可以算得跋涉的了。
那时候，我还有两位同行的人，却也不很寂寞。原来青州府中学堂，还聘睛了一位教英文的教员杜安伯君，那也是曹耕翁托彭诵老介绍的。那位杜君的父亲，也是一位老先生，我在朱静澜师读书的时侯，他与朱师为老友，常来访问，早已识他，却已忘其名。现在这位杜安伯君，是上海南洋公学毕业的，年不过二十四、五，新结了婚，这回去青州，带了他的新夫人同行，有此伴侣，也是有兴味的事。
我到了上海后，急来抱佛脚，买了一点近来新出的关于教育的书，以供研究。自己想想好笑，我还是做教书先生，旧教育改换新教育，换汤不换药罢了，终究跳不出这个框子。安伯夫人是第一次到上海，虽然无多耽搁，也不免要稍事游玩。我没有携眷同行，也只有访问访问几位老朋友。第一件事，我们便要去定好到青岛去轮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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