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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人则俗称为“做花烛”，新郎新娘对向坐，中间点大红巨烛四枝，作为新婚夫妇对钦对食状。旋即有青年四人（预先选定者），各持一烛，送入洞房。
入洞房后，新郎新娘并坐牀沿，此一节目，名之曰：“坐牀撒帐。”那时新娘头上仍遮上大红方巾。入洞房后，第二节目便是扬去她这个方巾，名曰“挑方巾”，挑方巾必延请亲戚中的夫妻团圆（续弦不中选），儿女绕膝的太太为之，这个时候，新娘方露出庐山真面，为妍为媸，可以立见。以后便是新娘至后房易服，卸去凤冠霞佩的大礼服，而穿上红袄绣裙的次礼服，出来谒见翁姑及各亲戚尊长行见面礼，与新郎偕，此一节目，名曰“见礼”。吴中风俗，并无所谓翁姑端坐，新妇献茶的仪式。以后有一节目，曰：“祭祖。”那是儒家规范，于礼甚古。祭祖时，翁姑在前，新夫妇居中，而合族中人都来行礼也。以后更有一节目曰：“待贵。”此是设盛筵以待新妇，而新郎不与其事，新娘居中坐，往往选未出嫁的小姑娘为之陪席，亦有“定席”“谢宴”小节目，不赘述。
依照旧式婚姻喜庆事，我家于以上所述节目，一一遵行。最后我谈到了“闹新房”一事。闹新房虽然不是善良的风俗，但亦是青年人意兴之所趋。又因为中国传统，对于少女太不开放，男青年对于女青年，很少有见面的机会，而女人又养成羞怯的习惯。醉饱以后，哄入新房，欲见新娘子一面，说说笑话，打趣一番，原无所谓。如果是恶作剧，甚至演出无礼的举动，这便是令人憎厌，而为不受欢迎的宾客了。
我此次结婚中，并没有闹新房的一个节目。原因我为了简省之故，未发请柬，仅仅几位至亲密友来吃喜酒。有几位比我长一辈的，怎好意思闹新房。至于我所交的新朋友，他们有些新时代气息，不喜此种旧风习。还有一种趋势，闹新房具有报复性质，你如果喜欢闹人家的，到了你结婚时，人家也来闹你新房了，这便叫“我不犯人，人不犯我”，我就是不欢喜闹新房的，所以也没有人来闹我新房了。
这一回，亲友的贺客虽然不多，却也吃了八桌酒席。女宾倒也不少，还有许多儿童。苏州人对于吃喜酒，那是最欢欣鼓舞的事。想起了从前的物价，使现代青年人真有所不信，那时普通的一席菜，只要两元，有八只碟子，两汤两炒四小碗，鸡、鸭、鱼、肉、汤五大碗，其名谓之“吃全”。绍兴酒每斤二角八分。八席酒荣，总计不过二十元而已。不过最高价的筵席，则要四元，那是有燕窝、鴒蛋等等，我们那天的“待宾”节目，即用此席，新娘例不沾唇，留待家人分饷。至于后来的什么鱼翅席、烧烤席，苏人从未染指也。
我妻端庄而笃实，我祖母及母亲，都极挚爱她。尤其是身体健全，不似人家所说的工愁多病的林黛玉型那样人物，因为她在家里也是操作惯了的。虽然她是缠了小脚的人（那时苏州风气，凡上中等人家，如果讨了一位大脚的新娘子，便将引以为耻，而为亲朋所哗笑），可是行走极便利。在文字上，它曾进过私塾，读过两三年书，论语上半部，她还能琅琅上口，只不过不求甚解而已。至于缝絍刺绣，却是从前吴中闺女的必修科。倘欲洗手作羹，则正可向我母学习耳。
在从前未出阁的小姐们，对于婚姻事，一听父母支配，自己连提也羞于提起，怎敢有什么主张。
嫁了过来，侍奉舅姑，是其本职，那里有什么自由行动，也没有什么组织小家庭的志愿的。尤其像我是一独生子，又没有伯叔兄弟，祖母仅有这一个孙媳，母亲仅有这一个儿媳，自然是格外的宠爱了。我见到祖母与母亲都锺爱地，我也为之心慰。
不过我那时已呼吸了一些新空气了，那时大家又在那里提倡女学，解放缠足，有些外国教会里也在开设女学堂了。我们写文章也是动不动说妇女要解放了。而我所娶的女人，却是完全旧式，好像是事与愿违。但是我们在六七年前已经订婚了，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是经我同意。那个时候，也没有所谓洋学堂里女学生。就是到我结婚的时期，女学生也还是很少的，所有我们亲戚朋友中，那一家不是娶的深闺中的小姐呢。
这时上海已有了女学校了，苏州还是没有。即使有了，在我们的环境上，也不许可，试想我要进学校，尚且不可能，何况她是个女人，怎能许可呢？，直到后来我住居在上海，我在女学校教书，所住的地方是在上海老西门，那边有好几家女学校，她曾经在民立女中学的选科中，学习音乐与绘画，这时年已三十，更有了儿女，也像我的学习外国文，一无成就，只得放弃了。
我妻姓陈，名震苏，这个名字，很不像一个女人名字，那是我的岳丈陈挹之先生题的。陈挹翁有两女，她是长女。次女名兰仪，嫁王稚松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