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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熙载
刘熙载庸斋，兴化人也。以翰林教贝子，书房伺候皆太监。向例至年节必有赏赐，惟刘公独无。太监至其家索之，将至门，见其屋破而低，手可探檐。入门后，止有两小房一厅，厅仅可铺一桌两几，容三四人。厨一小灶，一小釜，釜中方煮薯为食。主爨者为其妻，衣补缀十数处。一子八九岁，衣亦破甚，以外无婢仆一人。太监见而惊诧，谓其贫如此，安有钱给赏？并未开言，不悦而归。告同伴曰：“我们晦气，今年逢此穷相教书，年节外费竟绝望矣。”于是常常谈论，谓从未见如此贫苦之人，或笑或讥，渐传入太后耳中。太后谓此乃天下极清廉士，特加调剂，放广东学政，为翰林最优差。
广东向弊：府县考童生，案首一人，多卖与大富家，价一二千金。否则取大世家子弟，以为夤缘干求之路，历来如此，恬不为怪。盖案首一人，无不录入庠中者。学政棚规及办差诸费，全倚府县之力，于势于情，俱不能弃而不录，文之优绌勿论也。
刘公知其弊，欲痛挽之，不计棚规，办差费亦极节省，比从前十仅一二。而取士则必衡文，文如绌，虽案首亦不录。于是遭摈斥者，十居六七。府县既不悦，而势家富室尤怨之，竟造蜚语，传入都中，竟撤任回京，而未终其事矣。甚矣，挽回弊俗之难也！
*散馆诗
甘公如来，为涞水知县。值纯庙谒陵，太监搔扰百姓过甚，甘公执太监鞭之，与太监同锁见纯庙。纯庙初甚怒，继深叹其刚直有胆略，重用之，骤升至尚书。
袁子才太史散馆时，为“因风想玉珂”题，太史有句云：“人似隔天河。”其刻画“想”字颇佳。而甘公谓诗虽佳，其心术必不正。必有才而轻佻者，黜之，散为知县。
后又有某翰林散馆诗，题为“薰风自南来”，其破题第二句云：“南风句亦薰。”阅卷为旗下某公，见而斥之曰：“此人必好男色。”人问其故，曰：“以诗中言南风知之。”闻者不觉匿笑。盖都中好男色者，谓之好男风，乃男女之男，非南北之南也。某翰林素端方，竟因此散为知县。
又有某翰林，诗中用“蜚声”二字，阅卷官某，平日学问半明半暗，见而黜之曰：“蜚乃臭虫，读为匪，仄声也，失粘。”亦散为知县。
袁太史本风流放荡，甘公因一语决其终身，而此二人则冤甚矣！
*换和约
咸丰十年，美酋至天津换和约。梅小岩河帅时为吏部主事，朝廷命同某主事执约往换。美酋献约，河帅阅之曰：“伪也。”美酋不服。河帅历历指其伪迹，与之抗辩，气稍屈，始曰：“乃抄来者，真约在国中，往返取来，非一年不能换。”河帅曰：“俟一年再换，又何妨？”其实真约已带来，故以假者戏侮中国耳。而当时天津大员，皆悚惧无敢言者。美酋见河帅辩论侃侃，遂出真者换之。而河帅以此知名矣。
*造船
中州周沐润，名进士也。宰苏州长洲县时，有名妓褚富金，常召至署侑觞，昵爱之，赠以联语云：“我富才华卿富艳，兼金身价断金交。”为御史奏参革职，发遣新疆，褚随之往，余别有传记其事。后经赦回，复职，仍宰苏州常熟县。
张忠武殉节丹阳后，贼由常州窜姑苏一带，周即招民勇，为保城计，贼至围之，死守不破。时寇氛满地，米价日昂。大军驻上海，信息难通。周乃创造脚带船，日往上海报米价。其船长仅丈馀，广仅三尺馀，蓬高仅二尺馀。内仅可卧二人，不能坐，坐即欹侧。驾船者在船头，亦卧下，用两脚踏棹行。棹约长七八尺，一踏即行二三丈，昼夜可走二百数十里。姑苏乡村，皆有港汊，而浅狭者甚多。欲往探米价，船大难入，船小亦缓。惟此船可曲折穿过，而又捷速。故通信之便，无便于此者。以风流名士，而有此经济，可措诸实用，人固未可以一节少之也。
又上海知县黄冕，初以失守城池，充发新疆，后亦赦回，在曾文正营中效用。创造舢板船，以攻贼舟。其船长可二丈内外，广可六七八尺，底微尖，头平，中、左、右可安炮，尾稍昂，出水二尺馀。上有舱，可住二人。两旁用桡十，或十二、十四不等，兵士掉之，其行如飞。安桅处近船头一分，离尾二分。无蓬，夜架帐，昼收。前后左右，灵变如意。杨、彭诸公以水师破贼者，皆此船之力也。黄君之功，真不小矣。
*不食燕窝
彭刚直贫时，母欲食燕窝不得。贵后，赴大宴，遂不忍食此菜。军中闻母讣，只身徒步归守制。袖一铜锤十二斤，以备不测。其巡阅长江也，制一小艇，倏江南，倏湖广，倏江西，来不知，去不识。提镇以下，得其劣迹，动即参杀，人莫不慄慄。船小仅四座，客四人至，己即坐门限上以陪。
*彭刚直
曾文正称彭玉麟为奇男子，予观其生平二事，有英杰所不能为者，诚哉是言也！
左文襄克服浙江，扫荡闽寇，肃清新疆全境，功在诸将上，封侯入觐，与李合肥积不相能。某公请赴宴，合肥亦在座，故事：非翰林不入相。嘉道间，杨公遇春平教匪，擒张格耳，有大功，封昭勇侯。宣宗念其功不已，欲以使相酬之。曾文正谏曰：“宰相赞助圣德，燮理阴阳，非酬勋之具。其爵而以公封之，则可；任其位而以相予之，则不可。”宣宗犹不允，文正以死争，乃已。合肥翰林，文襄举人，合肥微辞傲之曰：“公伟业盖世，进封侯而封公，余不敢望，惟端揆一位，恐应让余一筹。”文襄默然。自是心怏快，颇露其意于朝臣，谓非入阁则气难平。太后旋知之，即赐进士翰林，拜东阁大学士，心遂慊然而无憾。盖虽有所激，而实功名之念，未能忘于中也。
刚直则不然，予读其辞按察使、辞巡抚、辞总督、辞尚书诸疏，语出肺肝，字字恳挚，非同矫激。然国家有事，朝呼夕至，尽心竭力，不避艰险。事平仍遂其初志，不肯言一劳，不肯居一官。如此实心为国，不受爵位，文襄尚不能及，何论馀子？此一奇也。
乱平后，长江水师漫无统纪。太后命刚直总摄之，许以便宜从事，遂不复辞。严立章程，凡泊舟之处，十里、二十里不等，分布炮船数只，画界而守。界内有盗案出，带炮船之武弁，立即正法。先伯兄奉政公官都中，挈眷回南。予廷试后，由运河同归，出瓜州，随黄天荡岸侧走。忽搁浅，俟夜半乘潮进，前后十教里无船只，孤舟独系。三更后，见一船将至，谓必盗舟。方惊惧间，已近侧，问之，曰：“炮船也。彭公令：夜必巡河，倘有孤舟阻风、搁浅、遇盗者，惟我辈是问。”遂泊舟旁不去，潮至舟开，方去。乃叹刚直之令之严。数十年来，长江少盗劫者，刚直力也。
当奉命巡江时，两江总督与宁藩，议养廉银，每年二万两，一切供役、船价俱在内。奏上，允从。刚直不辞，亦不领，存在藩库。积至二十年，银四十万。忽具一奏，缴还皇上，以助军需。真出人意表。论东南四五省，长江数千里，往来艰险，从卫必多，膺此重寄，每年支银二万，亦不为过。而刚直青衣小帽，驾一小舟，随身数人，往来不测，忽而至此，忽而至彼，察有犯令者，即从船上杀之，一时慄慄，无敢怠纵。
其所需费，自总师以来，积有银五千两，放在某典生息。一身及仆从，惟取其息，以供日用。予尝见其衣，一羽毛马褂，有虫蛀孔数十，非止三十年物。所食多蔬菜，少肉味。其俭如此，诚无所需。昔诸葛公在军，虽无私积，尚仰给于公。刚直则并此俱无矣。
予在扬州，闻刚直有盐票十万两，人颇怪之。予曰：“此必其部下将领，悯其子贫，敛资买此票以送之也。”按：票初改时，买—大票，银五百两；小票，银三百两。今大票增至一万三千五百两，小票增至七千两，计十万银。有七大票，当日止值银三千五百两，帮助亦易。刚直决不知也。或谓：“何所见而云然？”曰：刚直在军时，其子曾至军中，刚直怒，斥逐不见。使人给以银二百两，谓之曰：“以此尽父子之情，倘再至营，即以军法从事。”自是国尔忘家，不相闻问，故其辞巡抚疏内，有曰“臣上无父母，下无妻子”，读此便知之。此一奇也！
刚直嫉恶如仇，果于除害。安徽总兵某，买一妓为妾，为所荧惑，共杀其嫡，寸斩瘗园中。母家控，至抚、臬不理。刚直在湖口，闻而至皖垣，召某总兵至，鞫问数语，即杀之，据实奏闻，抚、臬皆悚然。
赣州总兵王某，为御史所弹。太后命刚直查办。赣南道以下官，日日预备接钦差，总不见至。谁知刚直杂入一乞人船中，私至赣三日，查访王某劣迹，去，人无知者。回奏王某革职，并参黜武职提镇以下数十员，文职府县以下数十员。人皆悚惕。
刚直所至，访知文武官吏贪恶者，非杀即参，人呼之曰“彭打铁”。故闻其至者，无不头痛。而其至也无常，无一人知之。自奉巡江之命，不独水师整顿，即东南数省大小吏，亦未敢过于贪酷，真国家不可少之人也!生平爱居寺宇，湖口石钟山，向有古刹，颓败不堪，募资修理，招僧住持。每巡江回，必栖息其中。彭泽有彭浪矶，俗讹为“彭郎矶”，县北有小孤山，俗讹为“小姑山”，小姑屹然江心，为贼所据，阻绝上下兵舰不能通。刚直帅舟师大战江中，杀贼数万，取回此山。喜而作诗，有“彭郎夺得小姑回”之句。刚直性严毅，而有此风趣，真如宋广平赋梅花，以铁石心肠人，而饶妩媚之词也。
*黎兆棠
黎公兆棠，为礼部主事，工文藻，负盛名。肃顺闻而结纳之，情渐密，誓为弟昆。及顺威权赫奕，有摇动社稷之势，黎公乃垂涕谏诤，历举古来权奸，终归杀戮，忠良终荷褒宠，以耸动之。顺不能用，遂弃官去，与之绝。及顺诛时，忽至都中吊之，如栾布哭彭越，蔡邕哭董卓故事。闻者奏请治罪，黎公曰：“予早知其必败，故谢而归。然曾有兄弟之约，今吊之者，动于情也。人孰无情？明知此举必获戾，然刑戮是甘，无所怨悔。”而旁有原之者曰：“彼绝交已久，不得以怙终党恶者为比。”遂奏请赦之，仍供职礼部。
沈文肃抚吾省时，闻而叹曰：“昔李夷简谓徐晦不负扬临贺，岂负国者？此公真有肝胆人也。”即奏请分发江西差遣，至仅旬日，南安知府缺出，且闻贼将攻南安，即调黎公往署。黎公谓母曰：“此去吉凶未可卜，一死不足惜，所眷眷者，母年已高耳。”母曰：“汝上不负朝廷，中不负沈公，下不负己身，真孝子也。我死瞑目矣!”遂往履任，而兵饷俱无，勉劝乡绅助资，招集民兵，为守城计。日以忠义激励人心，皆感泣，愿为死守。贼至，攻围月馀不可破，乃退去，城遂以全。文肃奏保道职，署布政使。中因事被御史奏弹，降为知府。数年，复保授台湾道。
总兵林某，家资千万，骄纵不法，杀之。旋为天津道。因李合肥一营兵变，寄书政府，极论其事。合肥恶之，遂告病归。
*户部亏空
户部库银，自乾隆时和珅当国后，即未清理。库内侵蚀，子而孙，孙而子，据为家资六十馀年矣。嘉庆间，虽经盘查，然皆受库吏贿嘱，模糊复奏，未能彻底澄清。自是逢皇上命御史查库，必进规银三千两，仆从门包三百两，日积月久，习以为常。
或穷京官与会试举子知其弊者，向库吏索诈，库吏必探访其人之家世，才能如何，以定送银多寡，数两、数十、数百、数千不等。道光十年后，御史周春祺欲历举弊端奏参，其姻亲汤文端公力言不可。此案若发，必籍数十百家，杀数十百人。沽一人之直，而发此大难何为者？遂止。
二十三年，库吏分银不均，内自攻讦，其事不能复蔽，达于天庭。宣宗震怒，拿问亲鞫，尽得其实。惊问库吏：“亦有未受规银者否？”曰：“近惟骆御史秉章己身不染，仆隶亦不受丝毫。外此则有周御史拒却，但门包三百两，仆役仍私受之。”宣宗遂深赏骆之清廉，次亦谓周能自爱。周未几卒，不复进用。骆之洊升封疆，其见知自此始。
案经审实，凡得赃者，例应正法。宣宗仁慈，不肯兴大狱。盘查后，亏空九百数十万。命自乾隆后官户部者，大小多寡摊赔。人已故，则问其子孙。贪吏之后人，监追罪所应得。于是有清吏之后人，无力偿赔，而不免拖累十数年者。时骆、周二公，亦每人分赔五千馀两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