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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喜
治河图略
原序
臣窃谓水之在天下，有自然之利，亦有自然之害，顺而导之者易为力，逆而遏之者难为功。犹人之一身，血流通则无病，血壅滞则病生。审而治之，宣其壅滞，使之流通，则病自去。治水之道，亦当如此。窃见比年以来，黄河失道，泛滥曹濮间，生民垫溺，中原雕耗，莫此为甚，以致上干宵旰之忧勤，次劳庙堂之轸念。见者闻者，莫不恻然，思有以救之。然未有出一谋建一策，有补于明时者，以其但知河之为害，而未知其所以为害。臣故历考累代河流变迁之故，与浚治之术，粗得其详，而知其有无不可为之理。且何以言之？皆缘下流壅滞，水势不能自泄，是以溢为害。为今之计，莫若浚入淮旧河于南，以顺其流；仍导一新河于北，以分其势。大河既分，其流自缓，无泛溢之患矣。禹之播九河，汉之浚屯氏，宋之导清河于南北者，即此道也。犹百钧之物，一人举之则力不能胜，两人举之则力有余，此理甚明，可举而行，今将禹河、汉河、宋河、今河图陈于左，以备睿览，有以考择，庶几拯溺之一助云。
禹河之图(略)
臣谨案：禹河自于阗、岭，两源合流，东注蒲昌海，潜行南出积石，经龙门三千里，而至于华阴；又自南而东，至于底柱、孟津、洛汭、大伾；又自东而北，过洚水大陆，迤逦北行，至冀东北，分播于九河，趋碣石入海。由是观之，气分则缓，势分则弱。禹所以治河之法，行水之道，其功皆在于九河之播也。盖自大伾以下，行于平地，河势悍猛而平地土疏，非堤防所能捍御，故开八条以杀其怒。又自大陆以北到州地方，为下流之冲，其势愈大，为害愈甚。禹则当其将入海未入海之处，疏其正派，分其支流，使都入于海。各派既安行于外，正流亦顺道其中，不复漫流为害，其到此而不得不分者，亦势之必然也。
汉河之图(略)
臣谨案：汉河自孟津底柱以上，河行地中，无所变迁，自大伾以下，河高于地，易于泛滥。自周定王时，已徙故渎，及汉元光间，改向顿邱东北，流经濮济，从乐陵入海。文帝时，酸枣；武帝时，瓠子，皆在今濮阳县，遂通淮泗。又《汉沟洫志》「河馆陶」，在今濮州；分为屯氏河，在今大名路，北流入海。其河深广，与大河等。盖亦因其自之势，就浚此河，以泄大河，故无复有泛溢之患。由是观之，河之下流壅则塞，泄则平。汉之所以能息弭患者，其功专在于屯氏之分也。
宋河之图(略)
臣谨案：宋河自建绍浚黄河，入巨野，溢于泗，以入淮，谓之南清河；由汶合济，至沧州入海，谓之北清河。初，禹导济水，出河之南，东入荷泽，即今之梁山泊也，南通淮泗，北从千乘入海。宋河既徙，济宁之巨野与济遂合于一，分而为南北流矣。又济之上流，旧有莨荡渠，汉明帝使王景浚之东注，浚仪南达于淮，即隋唐之汴口也。金末，河开封，则又因汴南流，而入于淮矣。今其于曹濮，复有合济之势。臣愚所以参之于古，审之于今，而知其有必合之理也。
今河之图(略)
臣谨案：今河自金末从开封北卫州入涡河南流，即今之过徐州而入淮者是也。比年以来，河水泛溢于曹濮。而入淮旧河淤塞不通，将有入御河之势，又未得其道，以致数郡垫溺，为害不小。窃料新塞河道，沙土尚虚，但浚治稍深，则水复故道，下流自顺，非比无源之水，必假强凿之难劳而无功也。又计今新河水，散漫无统，未有归一，以致横流。若旧河既浚，水势自减，然后因其横流所穿之径，顺其北流之势，加之疏导，别为一川，则用力寡而见功疾，此可为永久之利也。
治河之图(略)
臣谨谓：治河之法，必先浚入淮旧河，使水南流，复于故道；次导入济新河，分半水北流，以杀其势，此上策也。今汴城之东，黄河南岸，列渠口数十，皆是古时引水注于陈、亳、宋、颍之郊，以泄水怒。又东至杞县，有三汊河口。往年归德、太康两处，将南北两汊堵闭不通，使三汊之水总于一河，安得不致溢哉？世祖皇帝尝设置分监，委任都水马和之、郭若思疏新河之水，导黄流由安山抵临清接御河，相地形，设开堤，通漕运，遂成千载之功。今所以导新河北流者，即马都水之成法也。盖河之末流，水势浩大，非一川能容，不浚则势不顺，不分则患不息，是皆历代已行之明效，而非一口之空言。臣故图此以见其有可行之理耳。
河源之图(略)
臣案：河源自吐蕃朵甘思西鄙，方七八十里，有泉百余，泓蹑高山，下瞰灿若列星，故名火敦，即星宿海也。东汇于泽，又东为齐必勒。一水西来，名赤里出；一水南来，名忽兰；一水东南来，名也里朮。合流名脱可尼，是为黄河。又东歧为九渡，尚清浅可涉。又东五百里，始浑浊奔悍。又三千里合二水折西，经乞里塔昆仑山之阴，四时积雪。又北东至贵德州、隶河州、吐蕃等处，宣慰司所辖。然后抵积石，与禹贡导积石者合，上去星宿海盖六千七百余里。此据世祖皇帝至元十七年，遣招讨使笃什亲历而言。臣所以并纪此图，以知河源之远，宜其末流之盛大而难制也。
治河方略
臣窃谓：水之为利，生民之所不可阙，有国之所不可无，关于利害至重矣。历代之虞衡水部，本朝之都水监，所以总天下之水而重其事也。而黄河之水，又天下之至大者。今其溢为害，下病生民，上累国家，不可视为寻常细事明矣。必也重其事，委重于大臣，旁求良策，而后可以息弭患。臣虽不敏，既图陈于前，复谓所以息弭患者，必本于理势之自然，而其要则在于浚旧河、导新河二者而已。所以能息弭患者，又必仰于人力之使然，而其要则在于专委任、优工役二者而已。故敢以四事条列于后：
一、先浚旧河。合于上流淤塞处，约以十里二十里为率，挑出沙土令深，或底下见流沙，则缚木簰平置沙面，为河水立之地。仍于两旁立桔槔长竿，提出沙土，渐淘渐洗，使水得行。上流既通，则下流自然滔滔，有建瓴之势，不待施工而自顺。若河水已循其故道，或可使之全流入淮。则于河北岸，用竹络木柜等，盛石块垒成河堤，虽非久远之计，亦可救患于一时。故不如因其自之势，分为两道，最为得宜。要在察其逆顺，审其形势，随宜量度之耳。议者莫不以为旧河沙土壅积如此之高，新河水如此之深，岂能使之复于故道？此自今日所见之势而言也。然所积沙土，高者虽有一丈以来，低者不下五七尺，皆是近年淤积，非天生坚顽之物，固可以人力去之。其下既有流沙，乃是水尚通，与河相平，故其余流浸渍，特以沙土壅隔，不得流耳。浚而治之，必有成功，是皆他日未形之势，人所未见者也。因谓龙门万仞之颠，四山皆石，禹尚以人力凿之，以通河道，今河行平地沙土之中，诸东方则东流，诸西方则西流者乎？此臣断断以为旧河有可浚之理也。
一、后导新河。浚旧河则始上流，导新河则始下流。盖旧河既浚，河流既分，泛滥之水渐平，于下流因其所穿之径，顺其势导一川，从北清河入梁山泊，合御河入海。又分一道入南清河，合泗水入淮。如此则南北闸河水增舟顺，可无启闭之劳，而国家永享其利。抑且桑土悉平，可以耕，有倍收之获，而民蒙其利。议者莫不以为大河入梁山泊，则必冲坏闸河，直趋东平，为害不小。殊不知河流既分，力弱势缓，不足为害。且以旧事证之：前宋建绍时，鲁从济宁巨野入。其时全河入于济水，下流分为两道，一道从南清河入淮，一道从北清河入海，尚且不闻其破闸河害东平也。今于上流已分半水入汴河，其一半入济水者又分为南北，则入于梁山泊者仅四之一耳。而梁山泊八百里之宽，足以渟蓄其怒波，则下流自然平缓，可保其无患矣。此臣断断以为新河有可导之理也。
一、专委任。宜选在朝明达大臣一员，充总领河防使，一应河道，合于事务，便宜行事。仍选有学识、有材干之士，以为之属，同心讲究，务在兼采长，取人为善，参酌审量，底于功成。至如董工役，备器物，司出纳，掌簿书，则各有司存。
一、优工役。宜募民择丁壮者为河夫，十人为甲。前期给散雇工钱必令稍优，使之乐从，尽力工作。其有不趋事者，罚及甲长。仍禁有司，毋得因而差发扰重困一方。其铁匠、木匠常用制造器具，不致乏用。至如医工，亦所不可缺者。或河夫疾病伤损，必官为医疗，仍给半粮优恤之。凡连年被水去处，亦须赈赡之，使得以复业。
历代决河总论
臣窃谓洪水之害，莫甚于河；治水之功，莫难于河。凿龙门于上以疏其源，播九河于下以杀其流者，大禹敷治之功也。盖源疏则水性顺，流杀则水势分。臣所谓分河之说，实源于此。自禹功一立，地平天成，垂七百七十余载，无复为患。及商之祖乙始圯于耿，而河之经流固未尝改也。又九百四十余载，至周定王之五年，河徙砱砾，乃改其故渎。春秋战国，各私其地，壅防百川，以邻为壑，故葵丘之会，有曲防之戒意者。九河或湮或塞，皆在此时。以及汉之文帝，酸枣，溃金堤，尝兴卒塞之矣。武帝时徙顿邱，濮阳、瓠子，遂通淮泗，泛郡十六，害及梁楚。虽发卒十万塞之，辄复横溃。上去周定王又四百九十二年，然后益徙而东。田蚡乃狃于私田之利，以为江河之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强塞，由是二十年置弗治。及东封泰山，临河，沉白马玉璧，率群臣负薪，填河，筑宣防，导河北，行浚屯氏，以分大河，使复禹旧迹，八十年不为害，此则分河之明效也。成帝时，冯逡奏言：屯氏河塞，灵鸣犊口又益不利，独一川兼受数河之任，虽高增堤防，终不能泄。九河今既难明，请浚屯氏河以助大河，泄暴水，备非常。而丞相御史不以为意，后果大雨，水金堤，灌四郡三十二县，百姓多垫溺，败坏官亭室庐且四万区。盖屯氏一塞，下流不利，以致为害，此其验也。寻遣王延世为河堤使者，以竹络长四丈，大九围，盛以小石，两船夹载而下之，三十二日堤成。其后李寻议以为常欲求索九河故道而穿之，今且因其自，勿塞以观水势，河欲居之，当自成川；挑出沙土，然后顺天心而图之，必有成功，而用力寡。遂止不治。朝臣以为百姓可哀，遣使者据业赈赡之，乃求能浚川者。于是贾让言治河有三策，大旨以为土之有川，犹人之有口，治土而防其川，犹止儿啼而塞其口，岂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善为川者，之使道；善为民者，宣之使言。宜徙民放河北流入海，出治堤之费以业所徙之民，勿与水争地。此功一立，千载无患，此上策也。多穿漕渠于冀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水怒。虽非圣人法，然亦救败之术，此中策也。若乃缮完故堤，增卑培薄，劳费无已，数逢其害，此下策也。自今观之，李寻之言，最为近理。今所谓因其自之势，顺其自然之性，别导一川者，即其说也。至如贾让之策，似若可取，熟为审之，则有未然者。其曰徙民放河，置而不治，则泛滥东西，漂泊南北，日徙其民犹不足，将何以安其生耶？其曰多穿漕渠，分杀水怒，其说近是；而又未知河之末流，有必分之势。其曰随随塞，劳费无已，为下策者，诚哉是言也。自汉而下，溢之患虽代有之，而其终流至宋又千二百五十余载，始改于巨野，寻又改于开封。由禹距今，上下三千七百余载，而河流三徙其渎，岂有不假人力之助，而遂如斯安流耶？方今明见如冯逡，材敏如王延世，谋议如李寻、贾让者，岂乏其人？我朝如马和之、郭若思引黄流由安山接御河，相地设筑堤，皆能深知水性以成事功，盖亦不为无人，举而措之，又何难焉？臣以后学戆愚，切念生际盛明，沐浴膏泽，未有涓埃之报，恒怀畎亩之忧；睹黄河之横流，哀赤子之垫溺；譬有病而必疗，宁无方之可施；庸献其一得之愚，庶或助万分之补。捧漏，沃焦釜，谓宜莫急于此时，歌瓠子，筑宣防，端可追功于前代。臣谨论。(录自《治河图略》，《丛书集成》初编本)
崔敬
迎太子归疏
文皇获不轨之愆，已彻庙祀；叔母有阶固之罪，亦削洪名。尽孝正名，斯亦足矣。惟念皇弟燕帖古思太子，年方在幼，罹此播迁，天理人情，有所不忍。明皇当上宾之日，太子在襁褓之间，尚未有知，义当矜悯。盖武宗视明文二帝，皆亲子也，陛下与太子皆嫡孙也。以武皇之心为心，则皆子孙，固无亲疏；以陛下之心为心，未免有彼此之论。臣请以世俗谕之。常人有百金之产，尚置义田，宗族困阨者为之教养，不使失所。皇上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子育黎元，当使一夫一妇无不得其所。今乃以同气之人，置之度外，适足贻笑边邦，取辱外国。蛮夷之心，不可测度，倘生他变，关系非轻。兴言至此，良为寒心！臣愿杀身以赎太子之罪，望陛下遣近臣迎归太后、太子，以全母子之情，尽骨肉之义。天意回，人心悦，则宗社幸甚！(录自《历代名臣奏议》卷七十七)
郑玉
为丞相乞立文天祥庙表
臣窃惟纲常乃国家之大本；忠义为人事之先猷。故武王灭商，首表比干之墓；高祖立汉，即斩丁公之奸。盖忠邪虽在于前朝，而劝戒实关于后世也。此皆圣主贤君所以维持世教、扶植人心之要道也。
伏至元十三年，国家渡江取宋，其君后既就臣虏，宗社已为丘墟，独丞相文天祥，以亡国之遗俘，立当时之人极，从容就死，慷慨不回，义胆忠肝，照耀日月，清风高节，荡涤寰区，岂惟作轨范于一时，实可为仪刑于千古。盖自生民以来，一人而已。世祖皇帝天纵圣神，既不屈之于未死之前，又复惜之于已死之后，周王、赵祖之心，何以过于此哉？累朝承继，乐举褒封，四海观瞻，以为叙典。臣窃观亡金忠臣赵，在世祖皇帝时，已尝敕中书传旨翰林学士王盘撰文刻庙，以褒宠。其于亡宋，岂有异制？则知本非朝廷吝夫礼秩，自是臣下失于敷陈。臣比以罪戾，流窜江西，所居南安，与吉安相密迩，每与父老谈及此事，无不咨嗟涕洟。臣亦为之感发兴起。盖懿德者，人心之所同好；名节者，国家之所必崇，岂有古今之殊，初无遐迩之异。兹者伏遇皇帝陛下，德如天地之大，人无不受其恩；泽如雨露之均，物无不被其化。虽臣愚鲁之极，亦在陶铸之中，赦其已往之愆，开以自新之路，召还魏阙，复置要途。每竭忠诚，图思补报，实以此事系于纲常，欲自我朝着为令典。如蒙特降圣旨，宣谕中书，俾吏行封，太常议谥，于吉安路立庙，长吏以时致祭，赏罚既明，纲常自定，人心以之而振，世道由是而兴，天地人神同有依赖，其于国家，岂小补哉？臣干冒天威，无任战栗之至。谨昧死奉表以闻！(录自《师山先生全集》卷一，清钞本)
让官表
臣闻高祖开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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