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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祭，若国故之旅于上帝，师行之类于上帝，天地之大，疾病水旱，皆不得不祷于天，孰谓雩旱而可为常祭者也？今定以南郊为一，明堂为二，此为一岁之大祭。若祈农事，虽非变礼，要为祭之次者。吕令固有议之者矣，独祈农于上帝，诚不可废，而元日之祭，不得与郊祭并，故两存而复议之。
圜丘 【[非郊]】 【【[非郊]】 ，据序文补。】 议
圜丘之名，独见于《周官大司乐》，《诗》、《书》、《春秋》、《仪礼》之所不载。二戴《礼》，先儒谓出于汉儒，今不复引。以《周官》考之，圜丘非祀天之地，其本文曰：「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簇为征，姑洗为羽，鼓，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云门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函钟为宫，太簇为角，姑洗为征，南吕为羽，灵鼓灵，孙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奏之。若乐八变，则地示皆出，可得而礼矣。」郑康成释以为禘祭，又谓天神为北辰，地示为昆仑，历代相承，皆谓祀天于圜丘。王肃之徒虽难郑说，能知禘之非祀天，而谓郊即圜丘，圜丘即郊，其说牵杂而不能定。愚按：圜丘非郊也。圜丘非祀天之所，独郑康成言之，既不能合于《诗》、《书》、《仪礼》，而于《周官》复有所背，以《周官》之本文言之，止言于地上圜丘奏之，不闻其祀天于圜丘也。《大司乐》前云：「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奏太簇，歌应钟，舞咸池，以祭地示。」夫祀天神、祭地示，其乐与圜丘所奏实异，则当以黄钟、大吕、云门为祀天，不当用圜丘降神之所而遽言为祀天之所也。其祭地也，亦当以太簇、应钟、咸池为祭地，不当用方丘降神之所为祭地之所也。郑康成知其说之不通，遂释前天神为五帝，日月星辰圜丘之天神为北辰。后来纷纷沿袭其说。而王肃六天之辨复泥于祀天圜丘之说，不能详明其本文而折其谬，乃谓郊即圜丘，圜丘即郊。故崔灵恩、孔颖达咸宗郑而黜王。夫《大司乐》既无祀天圜丘之文，而郑氏天神复释为二，有不待辨而明。按：释圜丘者，谓为自然之丘，非人力所为，其说与《尔雅》合。雍镐近郊宜或有此。若后代国都于平衍之地，将人力而为之耶，抑亦为坛以象之耶？或曰：「圜丘祀天，郑康成必本于前代。」愚曰：《诗》、《书》、《春秋》、《仪礼》之所无者，不必信。郑氏之说，本于秦始皇祠八神地主之圜丘。又，汉武帝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二者皆非祀天。郑氏阴取之而不敢明证其事。若谓南郊即圜丘，北郊即方丘，不知《周官》四郊非南北郊之郊，《诗》、《书》、《春秋》之郊非圜丘之制，不得合而为一。谓祀天于圜丘者，特郑氏之说，初非《周官大司乐》之本文。陈祥道《礼书》谓祭祀必于自然之丘，所以致敬；燔瘗必于人为之坛，所以尽文，亦宗郑之说，而微异崔灵恩。义宗亦宗郑黜王，而所谓郊即圜丘、圜丘即郊之误，乃不能正。其说历汉至宋，诸儒悉不过以《周官》傅合于《诗》、《书》、《春秋》，滋以启后来之误，故为之辨。
后土即社议
《周官》无祭地之文，先儒言之详矣。而其言近于地者有五，曰地示、大示、土示、后土、社是也。郑氏之释地示则曰「北郊，神州之神及社稷」。夫以北郊为祀地，此祀之大者，不得合社与稷而言。合社与稷，是为三祀，非祭地明矣。曰大示，郑无明释。或谓大示乃地示之大者，祀地以北郊为大，则地示之大者将何以祀之？曰土示，郑谓原隰平地之神，此又非祀地矣。曰后土，郑氏则直谓后土黎所食者。后土，官名，死为社而祭之，又曰后土土神，不言后土、社也。其答田琼则曰：「此后土不得为社者。圣人制礼，岂得以世人之言着大典。」明后土土神不得为社。至于太祝建邦国，告后土，郑复曰：「后土，社神。」独此说违戾特甚，启历代之讹谬，实自此始。按：《尚书》曰：「告于皇天后土。」孔注曰社也。《泰誓》之「宜于冢土」，亦社也。《召诰》之「社于新邑」者，亦后土也。《甫田》之「以社以方」，注：「社，后土也。」后土与社，皆地之称。今悉疏经文之可证者而言之。《泰誓》曰：「郊社不修。」《礼》曰：「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国，所以列地利也。」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又曰「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又曰「明乎郊社之礼」；又曰「礼行于郊而百神受职」，「礼行于社而百货可极」。若然，则社即后土，后土即社。郑氏之释大宗伯，既以黎所食者为是，而复有所疑而不，于是答田琼之问，以后土不得为社，四者之说更相背戾，而方丘北郊复为二说，终莫能定。至胡宏氏始定郊社之义，以为祭地于社，犹祀天于郊也。故《泰誓》曰「郊社不修」，而周公祀于新邑，亦先用二牛于郊，后用太牢于社。《 【[礼]】 记》曰：「天子将出，类乎上帝，宜乎社。」而《周礼》「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别无地示之位。「四圭有邸」，「舞云门以祀天神」，「两圭有邸」，「舞咸池以祭地示」，而别无祭社之说，则以郊对社可知。后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此说足以破千古之惑，故新安朱氏中庸郊社，亦以社为祭地，取夫胡氏而独以其废北郊之说为未然。愚按：北郊不见于经，独见于郑氏。郑氏之北郊，非至日方丘之祭。攻郑氏神州之说者多，而不能辨郑氏北郊之不经；攻合祭之说者力，而不攻以地为郊之失，亦始于王氏郊以祀天，社以祀地，谓郊为祀地，吾知其不出于六经也。《春秋》书鲁之郊，止于郊天，不闻其郊地也。用牲币于社，间于两社，皆天子之制也。谓鲁为僭郊社则可，以鲁郊为祀地则不可。《云汉》之诗曰：「祈年孔夙，方社不莫。」又曰：「自郊徂宫。」宫，社宫也。告天地之礼。郊宫为二，则《诗》之郊亦非祀地也。朱氏亦曰：「《周官》止言祀昊天，不言祀后土，先儒之言，祭社者为是，其言《周官》礼大神、祭大示，皆无明文。」是深有疑于《周官》之非全书也。或谓社不足以尽地，此盖因诸侯大夫皆得立社，遂因此以致疑。按：「《大宗伯》王大封则先告后土」，又曰「建邦国先告后土」。谓之后土者，建国之始称，若武成之告于后土者是也。左祖右社，亲地之道也，此言社之名成于告后土之后也。先儒谓尊无二上，故事天明独行于天子而无二事，地察故下达于庶人而且有公私焉。胡宏氏曰：「诸侯之不敢祭天，犹支庶之不敢继祖也。诸侯之得祭地，犹支庶之各母其母也。」其说为是。且社有等差，至于州党族闾，愈降愈少。独天子之社为群姓而立。王社之说，孔疏谓「书传无文，其说莫考」。陈祥道释社后土之辨，终泥于郑氏，至谓建邦国先后土为非社，曾不知社之未立，其不谓之后土其可乎？
祭天无间岁议
古者天必岁祭。三岁而郊，非古制也。然则曷为三岁而郊也？三岁之礼，始于汉武。其祀天也，不于泰坛而于甘泉。坛有八觚，席有六采，文章采镂之饰，玉女乐石之异，鸾辂骍驹之靡，瑄玉宝鼎之华，其礼也侈，其用民也劳，如之何其勿三年也！至于后世，不原其本而议其末，三年之祭犹不能举，其能力行者若唐之太宗，享国长久亦不过三四。至宋仁宗以后，始克遵三年之制。夫三年一祭，已不得为古，则一二举者尤非礼也。苏氏曰：「秦汉以来，天子仪物，日以滋多，有加无损，以至于今，非复如古之简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礼。三年一郊，非周礼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庙，一日而祭太庙，非周礼也；郊而肆赦，非周礼也；优赏诸军，非周礼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荫补亲属，非周礼也；自宰相宗室已下至百官，皆有赐赉，非周礼也。」先儒又曰：古之郊礼，以事天也，以报本反始，以教民尊上也。天子前期斋戒，命冢宰誓百官而莅事焉，事之莫尊者也。近世则变矣，三年而一郊，其所事者，则军旅亿丑之赏赉耳。事军旅亿丑之赏赉，则诚不专于享帝制，不一于报本。夫郊，以报一岁生物之功也，夫岂三岁一生物而三岁一报耶？古者大路素而越席，大圭不琢，大裘不饰，牲用茧栗，器用陶匏，谓德产精微，物所以称，故其文至简而其诚至。近世盛鸾辂冕服珠玉金缯之饰，惟惧不华；内阙观宫一夕之具，惟恐不工；其文至繁而其费至广，岂所以降格天神之意耶？如是，则郊天之礼自汉而下皆非古制，礼乐百年而后兴，诚能如三代之礼，其茧栗陶匏费不为甚广，罢坛陛从祀之位，止以始祖为配，则千百年之废礼坠乐由是而举，岂不甚盛？其或不与祭，则如《大宗伯》所谓若王不与祭祀则摄位。郑氏之释量人亦曰：「冢宰佐王祭，亦容摄祭，庶几破千古之陋，上以合于天道，而下足以解诸儒之疑议云。」
燔柴泰坛议
《仪礼觐礼》曰：「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瘗。」《祭法》亦曰：「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瘗埋于泰折，祭地也。」《尔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瘗薶。」《祭法》、《尔雅》虽各自为书，而其说与《仪礼》合者，独燔柴无异。《周官》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以]】 实柴祀日月星辰， 【[以]】 槱燎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夫《周官》之柴，归于日月星辰，而以禋祀为祀天，是不与《仪礼》合也。《礼器》曰：「至敬不坛，扫地而祭。」不坛非燔柴也，扫地而祭，非周官之祀也。合《仪礼》、《周官》、《礼器》三书而言之，实有不同。自郑氏必欲合三礼之说为一，而后人附会者，曲为之迁就。崔灵恩则谓先燔柴及牲玉于丘讫，次乃扫地而祭。祭天之法，皆于地上，以下为贵，故不祭于人功之坛。陆佃则曰，祭天之礼，升烟于泰坛，奏乐于圜丘，所以致天神也，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然后扫地而祭。乐者，阳也，其声无形，故奏于自然之圜丘；烟者，阳中之阴，其气有象，故燔于使然之泰坛。至于禋祀实柴，有异于《仪礼》。郑氏则云：禋，烟也。三祀皆积柴实牲，体于日月，言实柴于昊天，言禋三祀，互相备矣。其释《觐礼》则曰：燔柴，祭天祭日也。祭天为祭日，则祭地瘗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灵之也。敢各疏其穿凿，以从古《礼经》之正。《周官》之不与《仪礼》、《易》、《诗》、《书》、《春秋》合者，不止于祀天地，今止因三礼之异同，诸儒之附会，而言其非是。夫《周官》之圜丘，乃奏乐之所，非坛也。自汉而下，皆祀于圜丘，已失《周官》之意。崔氏谓圜丘即坛，为人功之坛。按释圜丘者，为自然之丘，非人功之坛，崔说与释圜丘者异矣。使果从坛下扫地而祭，则燔柴于人功之坛不可谓质，而独扫地之祭得谓之质矣。若然，则《仪礼》之燔柴为末，而扫地之祭为本。历考梁陈以来，不闻有祭于圜丘之下者，是崔氏之说不得以行也。陆氏谓自然者为丘，使然者为泰坛，是祀天之坛有二。愚尝谓，合于《周官》，则泰坛之制未尝有，合于《仪礼》，则燔柴之制无圜丘。历代之失祀于圜丘，非是陆氏独不能证其误，是为二坛者亦非也。郑氏谓禋，烟也。《诗》「生民之禋祀」，《书》之「禋于六宗」，「禋于文武」，释者谓禋，敬也，又曰精意以享之谓也。使从郑说，以禋为烟，则六宗之祀，不得与上帝并，而祀文武于宗庙，又难与燔柴之祭同也。郑氏之释燔柴以祭天，为祭日祭地，为祭月，其说尤妄。是殆尊《周官》之书，其不可合者，遂臆说以非古礼。如夏正郊天，迎长日之至圜丘、南郊，二天帝之说，类皆若是。古《礼经》独觐礼为天子礼，舍燔柴为祭天，则此书又如王安石之罢黜，不能以用于世。《戴记》之合于经传者，先儒类皆取之，若王制、礼器、儒行、明堂位等篇，固有疑之者矣。独燔柴泰坛为祭天，与古礼合，特取其说。泰坛虽不见于《仪礼》，然从古传袭，未尝不以坛壝为正。觐礼之坛十有二，寻周公之三坛，同墠司仪之为坛三。成去祧为坛。下至周末，齐侯为柯之盟有坛，先君适四国，未尝不为坛，祀天钦崇之实，其可废坛壝哉？
郊不当立从祀议
郊有从祀，西汉未之见也。礼之失，始于建武。建武采元始之制而为之。元始，王莽之政也。王莽之失在分牢，在同祭，不闻其从祀也。杜佑尊时王之礼而深知其非，谓从祀之坐，近古皆有，梁陈及于国朝，始相沿袭。夫谓之近古者，非古明矣。开元之礼，成于徐坚之徒，而开宝所作，祖于开元，大较从祀损益，咸取于建武。今因开元所定而论著其非是。其第一坛曰五帝，曰大明夜明。以《周官》言之，五帝之祀在四郊，大明夜明以实柴；而朝日夕月之制，复见于经传，此不得混而一之之证也。坛之第二与第三，皆以《星经》为之制。杜佑谓天有万一千五百二十星，地亦如之，考其所祭，知其坛壝之不足以容也，遂为外官、内官以别而节其数。开宝以后，又复增五狱四渎、风师雨师之类而并祭之。其坛愈广，其牲牢愈繁，而其礼愈失。考于《周官》，则「大宗伯」之实柴槱燎，此又不得混而为一之证也。今考于《虞书》，其类上帝之后，则行六宗山川群神之祀，不闻其合祭也。汤之玄牡，武成之柴望，皆若此矣。《召诰》用牲于郊牛二者，后稷配天之始也。若鲁之三望虽为非礼，亦皆无总祀之理。自汉而下，牲犊尊罍之数不胜其烦，其郊礼之费，竭九州岛之贡赋不足以供。由是，虽三年之祭，亦不能举，坛壝繁杂，宫县四立，有司临事，登降偪仄，惧不能以周旋，跛倚颠仆，无所不至。昔之儒先，能议合祭天地之非，而不能正合祭群祀之失；能以亲郊为是，而不能以三年一郊为非；能知牛羊供给之费广，而不能尽角茧栗之诚悫；甚者，配帝之争不，遂有二配帝于坛上，依违莫从，一至于是。今若悉如三代典礼，不伤财，不害民，一岁一郊，则何惮其不可行也。
明堂与郊天礼仪异制议
晋挚虞议曰：「郊丘之祀，扫地而祭，牲用茧栗，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远祖明堂之祭，备物以荐，三牲并陈，笾豆成列，礼同人理，故配以近考。」新安朱氏曰：「为坛而祭，故谓之天，祭于屋而以神示祭，故谓之帝。」晋傅玄亦云：「于郊尚质，于明堂尚文。」若然，则仪文悉皆有异矣。郊以特牲，明堂以牛羊。《诗》曰：「我将我享，维羊维牛。」此牲之异者也。燔柴以报阳也，犹宗庙之裸鬯也。明堂与宗庙近，则燔柴乎何有？席用鞂，器用陶匏，象天之质也。玉爵代匏，尊罍簋俎之属，一以宗庙，此元丰议礼之得也。郊之祭用气也，进孰之失，始于唐。自唐以降，未之有改也。《记》曰：「郊血，大飨腥，三献爓，一献孰。」解者曰：「郊，祭天也；大飨，袷祭也；三献社稷五祀也；一献群小祀也。郊不以血，而以孰荐礼之，亵而失之甚者也。」然则，明堂之祭，其不进孰与？曰「圣人亨，以享上帝」。上帝，明堂之称也。用于明堂而不用于郊，其义明矣。特牲少牢之始于荐孰，大夫之礼也。用大夫之礼于郊，不可也。用于明堂，近宗庙也。配群祀于郊，非礼矣。明堂，国中也，邑外曰郊，引而近之，其渎莫大焉。尊罍，尚质也，彝以盛郁鬯，郊得以用之也。《记》曰：「黄目郁气之上尊，彝得谓之尊也。」定尊罍于天地，六彝于宗庙，郑氏之说也。开元遵而不用于郊，犹曰以质不以文，明堂宗庙之近而文物之极也，其不用也则野矣。凡此皆礼仪，文质之异，不可以不辨也。
郊非辛日议
《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郑玄谓：迎长日者，建卯而画夜分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其释「周之始郊，日以至」，则谓鲁之始郊日以至，鲁无冬至祭天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夫以迎长日为建卯，胡氏非之至矣。三王之郊以寅，则冬至圜丘之祭，是周以冬为春矣。正月正岁，犹曰以子为首，若以冬为春则非矣。盖郊之用辛，言鲁礼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言周以冬至而郊也。易周为鲁，以附夫臆凿之论，则大有所不可。周为周王，鲁为鲁公，合周鲁为一礼，曷不曰鲁之始郊日以至？叶梦得氏曰：「以郊为迎长日之至，下言郊之用辛，周之始郊日以至，正以别鲁礼。」郑氏反之，强以建卯为日至，甚矣其好诬也。冬至祭天，此周之正礼不可易者，孟春建寅之郊，盖祈谷之祭。鲁虽得郊，不得同于天子，是以因周郊之日以上辛，三卜不从，至建寅之月而止。鲁郊殆周祈谷之郊，故左氏谓启蛰而郊也。或曰：郊必以辛，周之制与？曰：以至日而祭，则至日非常以辛也。鲁之郊雩皆辛，是用辛，鲁之礼也。然则周郊非辛与？曰：周官祀大神则卜日。崔灵恩谓卜日以至为主，不吉，始用他日，是有疑于卜也。横渠张氏谓日至不必卜日，周之始郊日以至，言日至则不容卜，言月至则有卜，卜日则失气至之时矣，是定以为不卜日也。《曲礼》曰：「大飨不问卜。」吕大临谓天时阴阳之至，日月素定，故不问卜；若他飨，则问卜矣。或又曰：周之不用辛，有所本与？《召诰》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非辛也；至异日而社，非卜也。《五经异义》、《春秋》公羊说，礼郊及日，皆不卜，常以正月上丁。成王命鲁使卜，从乃郊，故鲁以上辛郊，不敢与天子同也，是足以明周郊之非辛矣。历代之月时不一，独唐武德以冬至祀天，孟春辛日祈谷于南郊，能取二说而裁正之，号为近古，故特表而出之。
北郊议
北郊之名，不见于五经，谓北郊见于《周官》，郑玄之论也，《周官》无北郊之本文。因郑玄谶纬之说，而与《周官》并行者，王莽、刘歆实为之始也。先儒能攻王莽南北合祭之议，而不知立北郊之说者，始于匡衡，成于王莽，舍其大而议其细，相承谬误，今千七百余年矣，敢推其本始而详言之。夫《周官》圜丘、方丘为奏乐之地，非祭之所。圜丘之辨详矣。郑氏祭地之法有二：夏至之日祭昆仑之神于泽中之方丘，一也；正月祭神州地示于北郊，二也。是方丘北郊为二，今合而言之，不知其何所始也。按《大宗伯》之本文，郑氏之不能释者有二：曰以血祭，以狸沈。以辜则曰不言祭地，此皆地示，祭地可知。以黄琮礼地则曰礼地以夏至，谓神在昆仑者。至于《大司乐》之地示，则又曰祭于北郊。郑氏既以方丘、北郊为二，而后人之尊郑者，未尝不以方丘、北郊合而为一。神州谶纬，非之者至矣，至若方丘之不为祭所，北郊之无所经见，皆泥其说而无有辨之者。或曰北郊始于匡衡，非王莽自为之说。谨按《汉志》，高帝因北畤而备五帝；至武帝时，后土犹未立；建始之际，方正南北郊。匡衡、张谭以天随王者所居，援据《礼经》，皆自为损益。若所引祭地于泰折在北郊就阴位之说，今《戴记》无北郊之文。陈祥道《礼书》知其说之无所据，遂谓南郊祀天则北郊祭地，祀天就阳位，则祭地就阴位，以强合夫郑氏北郊之说。夫郊非天不足以言，社非地不足以尽，二者相对，如天地之不可以合祭也，谓之郊地，其何所据哉？先儒能明祭之不可以合，而不能辨社之不可以为郊，沿袭建始之弊，自汉而降，无有知其非者。祀地之为社，详见于后土之议。尊地之说莫先于罢方丘废北郊，以全古礼之正。或者谓玄璜礼北方，孟冬迎气北郊，古不得而废。愚谓郑氏之言人帝五精帝，于地无预。王肃之攻郑玄，其说虽行于泰始，惜其说犹以郊丘为一。故宗郑者多而王说复废。驯致今日，郊社盛礼方由是损益，以承三代之正，罢北郊之谬，其不在兹乎？(录自《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一，《四部丛刊本》，下同)
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状
【(臣)】 猥以非才，备员史馆几二十年。近复进直翰林，仍兼史职，苟度岁月，实为罔功。
伏睹先朝圣训，屡命史臣纂修辽金宋史，因循未就。推原前代亡国之史，皆系一统之后史官所成。若齐、梁、陈、隋、周五代正史，李延寿《南北史》，房玄龄等《晋书》，或称御撰，或着史臣，此皆唐太宗右文稽古，数百年分裂事志，悉得全备。至宋仿依唐世，爰设官局，以成《唐书》，是则先朝屡命有合太宗文明之盛。
卑职生长南方，辽、金旧事，鲜所知闻。中原诸老，家有其书，必能搜罗会粹，以成信史。窃伏自念先高叔祖少傅正献公燮，当嘉定间，以礼部侍郎秘书监专修《宋史》，具有成书；曾祖太师枢密越公韶为秘书著作郎，迁秘书丞，同预史事；曾叔祖少傅正肃公甫、吏部尚书商，俱以尚书修撰实录。言剪薄弱息，获际圣朝，以继先躅。宋世九朝虽有正史，一时避忌，今已易代，所宜改正。昔司马迁、班固皆以父子相传，遂能成书；刘知几、刘餗、刘赞咸以家世旧闻撰成《史通》、《史例》。辄不自揆，庸用条析，兼本院宋朝名臣文集及杂书纪载，悉皆遗缺，亦当着具书目以备采择者。
一、宋太祖实录。旧有两本：一是李昉诸臣所为，太宗屡曾宣索，已有避忌；至真宗咸平再修，王禹偁直书其事，出为黄州。禹偁所著《建隆遗事》，足见深意。前实录无太宗叩马一段，后实录增入，显是迎合。
一、杜太后金滕之事。赵普因退居洛阳，太宗嫉之。后以此事密奏，太宗大喜，秦王廷美、吴王德昭、秦王德芳，皆繇普以死。今《宋史》普列传无一语及之，李焘作《通鉴长编》亦不敢载。私家作普别传，始言普将死，见廷美坐于侧，与普忿争。其集号《巽岩集》，所宜搜访。
一、天圣三朝正史。纪载多有谬误，盖修史官夏竦所为，吕夷简受成而已，其列传遂以寇准、丁谓同传，所宜改正，若此非一。
一、洪迈作神、哲、徽、钦四朝史，于时高宗在德寿宫，多所避忌，立传亦有芜类，所宜刊削，当直书徽宗亡国之罪。
一、徽宗违盟契丹，童贯复燕城，正史回避，所合改正。
一、徽、钦围城受辱，北行遭幽，正史不载，所有杂书、野史，可备编纂，今具于后：
《三朝北盟会编》 靖康传信录》
《孤臣泣血录》 《靖康草史》
《靖康奉使》 《靖康遗录》
《裔夷谋夏录》 《陷燕记》
《南归录》 《靖康录》
《犯阙录》 《伪楚录》
《松漠纪闻》 《伪齐录》
《起戎录》 《痛愤录》
《建炎复辟记》 《己酉航海记》
《建炎扈从录》 《中兴遗史》
一、元符至元佑事，赵鼎虽于绍兴改正，亦有隐讳，今可考证增入者，今具于后：
《邵氏辨诬》 《元佑党籍传》
《尊尧集》 《丁未录》
《符佑本末》
一、宋世九朝，莫详《长编》而可资证援参考，复别有书，今院中《长编》不备，诸书并缺，今具于后：
《续通鉴长编》 《长编纪事本末》
《国纪》 《九朝通略》
《编年备要》 《建隆编》
《隆平集》 《元符诏旨》
《治统类》 《两朝国史纪志》
《东都事略》 《仁皇训典》
《国朝会要》 《续会要》
一、太史公作世表、年表，至秦楚之际复为月表，致意极深。晋代播迁，魏宗勃起，所宜为表，以分年统。时兵火湮厄，南北三史，无所凭依，卒不能就至。欧阳修任史官之责，独能于宰相方镇年月谱系。盖宰相之任匪轻，推年可以考得失，方镇之害最重，因年可以推盛衰，宋朝兴亡繇是可考。目今旧书尚有，而史院无存，今具于后：
《百官公卿表》 《宰辅拜表罢录》
《百族谱》 《麟台旧事》
《宰辅编年》
一、礼乐，历代帝王不相沿袭，自聂崇义作《三礼图》，多有舛误。乐自王朴、李照、胡瑗、范镇，魏汉津、房庶皆有异同。史志所载，止于一时，而诸家所陈，罔有纪载。其乐志止详于乐髓《新经礼书》，若《元丰集议》，未之有载，其书尚在，可备讨论，今具于后：
《开宝通礼》 《开宝通礼义纂》
《分门礼选》 《礼阁新编》
《太常新礼》 《庆历祀仪》
《太常因革礼》 《郊庙奉祀礼文》
《政和五体》 《大飨明堂礼》
《卤簿记》 【本院止有宣和。】 《濮议》
《东向议》
一、兵刑、徭役、漕运、度支，随俗施政，莫敢偏废。赵元昊用兵，保甲、义勇、保马等制，群臣各有议论，王安石以顾役行于河北，司马温公以差役行于东南，各有不便。王安石青苗贷息，大坏极弊，繇是驯致靖康之祸，所宜博采奏议及食货等书，以备作志。
《经济集》 《群臣奏议》
《三司考》 《会计录》
《救荒录》 《刑统》
一、宋翰林视唐尤加清重，有杂书可补志书者：
《金坡遗事》 《翰林杂记》
《续翰林志》
一、地志，宋有成书：
《太平寰宇记》 《皇佑方域图志》
《皇佑地理新书》 《元丰九域志》
一、纂修史传，必当先以实录小传附入，九朝史传仍附行状、墓志、神道碑，以备去取。
《琬琰集》 《诸家文集》
《涑水纪闻》 《邵氏闻见录》
《春明退朝录》 《梦溪笔谈》
《龙川略志》 《归田录》
《续归田录》 《可谈》
《谈丛》 《师友杂志》
《童蒙训》 《晁氏客语》
《清丰懿范》 《韩忠献遗事》
《忠献家传》 《中国春秋》
《欧公本末》 《苏魏公谭训》
《师友谈记》 《王巩闻见录》
《桐阴旧话》 《王沂公笔录》
《张乖言行录》 《胡安定言行录》
《王沂公别录》 《旧闻证误》
《唐介事实》 《范太史遗事》
《邹道卿语录》 《丰清敏遗事》
《文昌杂录》 《杨文公谈苑》
《麈史》 《能改斋漫录》
《石林燕语》 《嘉佑杂志》
《东斋纪事》 《谈圃》
《渑水燕谈》 《避暑录》
《王巩杂录》 《秀水闲居录》
《扫编》 《挥麈录》 【后录、三录。】
《典故辨疑》 《吕氏家塾广记》
一、诸降王当别立传。三朝史所载简略，宜用伪史参照作世家，仿欧阳修《五代史》例。
《十国纪年》 《九国志》
《吴越备史》 《南唐书》
《江南录》 《南唐近事》
《蜀梼杌》 《闽王事》
《江南野史》
一、宋代疆理，北不尽燕城，南不尽交趾，西不尽灵夏，东不尽高丽，宜仿《晋书》载记，各纪其事，当访寻四境关涉诸书。
《高丽图经》 《至道云南录》
《赵元昊西夏事实》 《交趾记》
《丙午录》 《辽金誓书》
《国书本末》 《使辽录》
《西夏事宜》
一、李筠、李重进本非叛臣，实汉、周之忠臣，《宋史》作《叛臣传》所宜改正；韩通亦周忠臣，欧阳修作《五代史》不立韩瞠眼传，议者非之。又如诸方僭窃皆宜立传，《宋史》悉讳，今宜会粹立传。
李顺 方腊 王则 【《甘陵伐叛记》】
赵谂 【有《事实》。】 侬智高 【有《平蛮事迹》。】
一、欧阳修作《唐书历志》悉取一行十议造历之法，见于志书。宋世五朝志，《应天历》、《干元历》、《仪天历》、《崇天历》、《明天历》，亦号详备，独熙宁《奉元历》、经元佑《观元历》、崇宁《占天历》、大观《纪元历》，洪迈作志不能尽纪，所宜访求。历草见于志中，大抵历不差不改，得其造历更改，则后有考，民间通历学者亦有其书，所宜搜访。
一、神宗元丰以前，官制似唐，亦有增损；元丰以后，官阶勋爵分为二途，史志虽详，难便检阅。
《官制新典》 《官制旧典》
《官制通考》
一、艺文志，自元丰后，该载未尽，宜以今世所行书籍备载。旧制进呈者入书目，亦当以馆阁书目为主，分类补入。
自惟志学之岁，宋科举已废，遂得专意宋史，亦尝分汇杂书、文集及本传、语录，以次分别。不幸城西火，旧书尽毁，然而家世旧闻，耳受目睹，犹能记忆。或者谓国亡史不宜修，南方鄙儒，讵敢置论，年齿衰迈，分宜归老田里，旷官縻职，实为罔功，而区区素蕴，亦蕲别白，以称朝廷奖拔之厚。凡所具遗书，散在东南，日就湮落，或得搜访，或得给笔札传录，庶能成书，以备一代之史。谨呈翰林国史院。谨状。(录自《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一)
国学议
成周国学之制，略于《大司乐》，其遗礼可法者见于《文王世子》，三代而上，详莫得而闻焉。汉武表章六经，兴太学，至后汉为尤甚。唐制微附益之，而其制愈加详密，今可考也。宋朝承唐之旧，而国学之制日堕。至于绍兴，国学盖废，虽名三学，而国学非真国子矣。夫所谓三舍法者，崇宁、宣和之弊也，至秦桧而复增之，月书季考又甚。夫唐明经帖括之弊，唐杨绾尝曰：「进士诵当代之文而不通经史，明经但记帖括投牒自举，非仄席待贤之意。」宋之末造类不出此。
今科举既废，而国朝国学定制深有典乐教冑子之古意，傥得如唐制，五经各立博士，俾之专治一经，互为问难，以尽其意。至于当世之要务，则略如宋胡瑗立湖学之法，如礼乐、刑政、兵农、漕运、河渠等事，亦朝夕讲习，庶足以见经济之实。
往者朱熹议贡举法，亦欲以经说会粹，如《诗》则郑氏、欧阳氏、王氏、吕氏，《书》则孔氏、苏氏、吴氏、叶氏之类。先儒用心实欲见之行事。自宋末年尊朱熹之学，唇腐舌弊，止于《四书》之注，故凡刑狱、簿书、金谷、户口靡密出入，皆以为俗吏而争鄙弃，清谈危坐，卒至国亡而莫可救。
近者江南学校教法，止于《四书》，髫诸生，相师成风，字义精熟，蔑有遗忌，一有诘难，则茫然不能以对，又近于宋世之末尚。甚者知其学之不能通也，于是大言以盖之。议礼止于诚敬，言乐止于中和。其不涉史者，谓自汉而下皆霸道。其不能词章也，谓之玩物丧志。又于昔之大臣见于行事者，皆本于节用而爱人之一语。功业之成，何所不可，殊不知通达之深者，必悉天下之利害，灌膏养根，非终于六经之格言不可也。又古者教法，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钥，若射御书数皆得谓之学，非若今所谓《四书》而止。儒者博而寡要，故世尝以儒诟诮。由国学而化成于天下，将见儒者之用不可胜尽，儒何能以病于世。(录自《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