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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上自黄帝起，下至太始二年获应..为止，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共一百三十篇，而有十篇缺了，司马迁所记，从汉朝开国至武帝时绝笔，这是它的功绩。至于采取经传，搜罗分散于百家的材料，很多粗疏简略之处，不如原来的真实详细，它是以多闻广载见长，论议肤浅而不厚实。他论学术就推崇黄帝、老子而轻视《五经》；写货殖传，就轻仁义而以贫穷为耻；写游侠之士，就轻视那些节烈的人而推崇世俗建功之士。这就是大毛病，有伤正道，所以遭到腐刑的缘故。但是他善于叙述事理，文笔畅达而不华丽，质朴而不粗野，文质相称，不愧为良史之才。如果让他遵照《五经》的礼法之言，符合圣人的是非标准，那就差不多了。“那些百家的历史书籍，都有可取之处。如《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书》，读了之后，今天的人能够知道古代历史，后世的人可以知道前代的事，实在是圣人的耳目呀。司马迁替帝王作传就称为本纪，写公侯传国就称为世家，写卿士特起就称为列传。他把项羽、陈涉列入本纪和世家，而淮南王、衡山王降为列传，写得细致委婉，很有条理。司马迁的著作，采自古今的轶闻，贯穿经传的史料，实在广博得很。凭一个人的精力，内容复杂而繁重，所以他的收删削繁芜之处还不太够，有些多余的语言，不够整齐划一。例如写司马相如，举出郡县，写出他的表字，至于写到萧何、曹参、陈平等人，以及董仲舒同时的人，就不记载他们的表字，有些只写了县而不写郡，可能是没有顾及到吧。今后写历史，必须严格核对事实，修饰文字，统一体例，写世家，只要纪、传就够了。古书上说：‘杀虫见极(按：此四字不好理解。“杀”，作“杀青”讲，引申为“写历史”。“极”可作“标准”讲，译为“写历史是为了使人们见到一些标准”。
解释很勉强，供参考。)平易正直，是《春秋》的本义。’”班彪又调升到司徒玉况府。当时太子的东宫刚建立，诸王国同时开辟，而官吏没有配齐，师保齐缺。班彪又上言道：“孔子说：‘人们的天性是差不多的，而习俗的影响就差得很远。’贾谊认为：‘经常与善人打交道，不能不做好事，犹如生长在齐国，不能不说齐国话。经常与恶人接触，不能不做坏事，犹如生长在楚国，不能不说楚国话。’因此圣人严格选择邻居，特别注意环境的影响。从前周成王做孺子时出外就由周公、邵公、太史佚等人辅佐他；在朝内就大颠、闳夭、南宫适、散宜生等人辅佐，他的左右前后，没有违背礼节之义，所在成王一登上王位，天下空前的太平。
因此《春秋》提出‘：爱儿子应该教育他走正路，不走邪门歪道。骄傲奢侈，婬逸懒惰，邪门歪道的根源。’《诗经》上说“：留给孙子的好主意，就是安敬之道。”就是指周武王留给成王的宝贵遗产。“汉朝兴起后，太宗派晁错用法术教育太子，贾谊用《诗经》、《书经》教育梁王，到了中宗，也使刘向、王褒、萧望之、周堪等人用文章儒学教育东宫以下的人员，没有不选择合适的人，促成他们的品德和才具。现在皇太子诸王子，虽然年轻时就在学习，修习了礼乐，但是做太傅的尚未遇到贤才，官属很少熟悉旧典。应该广泛挑选有威望、懂政事的名儒，用他们做太子太傅，东宫和诸王国，官属应该配齐。按旧规定，太子有十县作汤沐邑，设保卫人员，五天一朝见，坐在车厢，检查膳食，不是朝见的日子，使仆、中允每天问安罢了，表明举动不随便，处处讲究恭敬哩。”书奏上后，皇帝采纳了。后来选司徒廉作望都长，得到官吏百姓的爱戴。
建武三十年(55)，班彪年五十二，死在官位上。他所著的赋、论、书、记、奏事共九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