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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损本逐末，偏爱华章，转相师法，越久越严重。
到大隋受命，圣道复兴，摒弃轻浮，遏止虚伪，如非胸有经典，生性质朴，有志于大道，归依于仁孝，不得引入仕途，为官为宦。
开皇四年(584)，普诏天下，举凡公私文书，并宜实录。
这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马幼文的表章言辞华丽，交有关部门治罪。
从此公卿大臣都知走正路，无不崇仰典籍，抛弃华丽虚浮，选择先王的令典，行大道于这个盛世。
但我听说，外州远县，仍然承袭坏风气，选举官吏，不遵照规矩。
以至出现宗族人等称其孝顺，乡里乡亲说他仁义，学习先圣的经典，不随便交友的人，就被摈弃在门外，不加录用的情况；出现学习不师古，追逐时尚，写作轻薄的文章，交结朋党而求声誉，就反被选作官吏，送到朝廷的怪事。
这都是因为县令、刺史不行风教，犹讲私情，不讲公道。
臣下我既然在司法部门充数，我的职责，就应该纠察这类事。
但是，如果闻风即弹劾，恐怕处理的人又太多，请皇上下令有关部门，普遍加以搜寻访查，如有此类情况的，一律写明情况送到台省处置。
李谔又因当官的好自我吹嘘，又上奏道：我听说舜帝告诫大禹说：“你只有不矜持，天下人才不能与你争比才能；你只有不骄傲称功，天下人才不能与你争功。”言偃又说：“侍奉君王，自数其功，这就要自取其辱；侍奉朋友，自数其功，这就会被朋友疏远。”这些都是先哲的格言，是后王的正道。
那么臣下之道，出力济时，即使勤劳可与大禹相比，功勋有如太公望吕尚高，也不能骄傲自大，要挟君父。
何况还是功劳不足以录下，勤奋不足以补过，却胆敢自述功勋，随意地干扰皇上的视听！世间的丧亡之道，到北周就到了极点：下无廉耻，是上头使他这样的。
北周用人唯信其口，取士不看其行。
自吹自擂的，就以干练有才而承蒙提拔；谦虚退让的，多因其静默而被遗忘。
因此，周代大臣上表章表达忠诚，就先论自己的功勋；承受龙颜敷衍上奏，也说：“臣下我最为用心。”自我吹嘘，自卖自夸，都无惭愧羞耻之色；强行求官横行要爵，只以把天下搞光为能事。
自大隋受命以来，此风顿改，甚至连耕田的农夫、贩卖的农妇，也无不洗心革面，何况还是大臣，却仍旧遵从坏风气！我听说，刺史入京朝觐皇上，还有自述巴掌大的小宝，喧闹于朝廷之上，言辞不逊，自我吹口虚的，对皇上如此轻慢不敬，特别难以饶恕！凡是这样的人，都要写清他们的罪状，送交台省，公开地加罪废黜，以惩风教。
皇上把李谔前后所奏颁示天下，四海蔚然成风，深深地革除了弊政旧俗。
李谔在职几年，务求存大体。
他不喜欢严酷激烈，因此无刚正之誉，但他悄悄地却有很多匡正。
邳公苏威以为临街的商店客舍，都是求利之徒干的，事情污杂，不是敦本务农之义，于是奏明高祖，要他们归农种田。
如有想依旧从商的，所在的州县要把商店客舍录附市籍充公，拆毁商店客舍，并限定时日，令他们到很远的地方去。
那时正值寒冬，没有哪个敢陈述申诉。
李谔因有别的事出使外地，见到这个情况，以为士农工商，各有其业，旅店和旗亭，自古都有，情况各异，录附市籍充公，在道理上讲不过去。
而且，旅店是旅客的依托，岂容一朝废掉？这么作，白白地劳累烦忧，于事无补又不应该。
李谔于是专权决定，一切依旧。
他出使完毕回到朝廷，然后报告皇上。
高祖赞赏他说：“治国大臣，应该这样。”因为年老，李谔出京拜授通州刺史，很有恩惠之政，百姓夷人都很高兴。
三年后，在刺史任上去世。
有儿子四人。
李大体、李钅匀，都官至尚书郎。
世子李大方承袭爵禄，最有德才。
大业初年，大方任内史舍人。
炀帝正要重用他，碰上他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