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 九之一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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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肆夏》，于元侯飨则下之。诸侯于邻国之君，与天子于诸侯同歌《文王》者，皆谓飨矣。飨宾当上取，而言有下就者，以飨宾之中，天子于元侯歌《肆夏》，诸侯相于歌《文王》，皆为上龋据多言之，故郑属上取于飨。其实飨中以兼下就，合《鹿鸣》是也。言或上取者，天子于元侯合《文王》，于诸侯歌《文王》；诸侯于邻国合《鹿鸣》，皆是己乐，非上取，故言“或”，见其不尽上取也。言燕或下就者，诸侯燕群臣及聘问之宾，歌《鹿鸣》，是已乐，非下就，故亦言“或”。案《仪礼》注云“颂为天子之乐”，则天子自当用颂矣，而谓飨元侯为天子上取者，诗为乐，王者尽用之，但郑从风为乡乐以上差之，使大雅为天子之乐耳，故不得不以《肆夏》为上取也。此郑直以差等为说耳，不可以已所得用则为已乐也。何者？元侯相飨歌颂，与天子于元侯同。诸侯相于，与天子于诸侯同；诸侯燕群臣及聘问之宾，又与天子燕群臣及聘问之宾同，则风、雅、颂皆为诸侯所用矣，岂得皆谓之为诸侯之乐乎？明郑以等差言之可知矣。既以等差定之，使天子定用大雅，诸侯定用小雅，非此者，皆谓之上娶下就。《仪礼》之注尽论《诗》为乐章之意，既以风为乡乐，小雅为诸侯之乐，而大雅之后仍有颂在，故因言大雅、颂为天子之乐。欲明雅、颂尽为乐章，所以与此异也。必知天子亦有上取者，以此《谱》文先定言国君、天子之用乐，即云有上娶下就之事，明上娶下就亦宜同矣。《燕礼》注云：“合乡乐者，礼轻者逮下。”诸侯燕臣子合乡乐为下就，明天子于诸侯合《鹿鸣》者亦是下就也。诸侯于邻国之君歌大雅为上取，则知天子于元侯歌《肆夏》亦上取也。若然，天子、诸侯皆有上娶下就，自由尊用之差。而云飨或上取，燕或下就，似上娶下就以飨、燕为别者，以穆叔曰：“《肆夏》，天子所以飨元侯。”《礼记》曰“大飨有四”，为两君相见之礼。《仪礼·燕礼》是诸侯燕群臣、宾客之礼，因此成文，故天子、诸侯于国君皆云飨，于臣皆云燕，所以见尊卑之礼异。臣与国君别其等，使上取以飨为文，其实国君与臣飨、燕皆有。何者？《周礼·掌客职》曰：“上公三飨三燕。”是天子于诸侯飨、燕俱有也。《鹿鸣》，天子小雅，而序曰“燕群臣嘉宾也。既饮食之”，笺云“饮之而有币酬，即飨所用”。是天子于群臣飨、燕皆有也。《左传》曰：“晋侯使士会平王室，定王飨之。”又曰：“晋士文伯如周，王与文伯燕。”是天子于聘问之宾，飨、燕俱有也。《秋官·司仪职》曰：“凡诸公相为宾，致飨食。”《左传》曰：“公与晋侯燕于河上。”是诸侯相于，飨、燕俱有也。《左传》曰：“穆叔如晋，晋侯飨之。”《聘礼》曰：“公于宾再飨一燕。”是诸侯于聘问之宾，飨、燕俱有也。《左传》曰：“季文子如宋致女，复命，公飨之。”《燕礼》“燕已之臣子”。是诸侯自于群臣，飨、燕俱有也。国君与臣并有飨、燕，而郑异其文，见尊卑之礼殊，为上娶下就之例耳。此因尊卑异其文，则其用乐也，由尊卑为差，不由飨、燕为异。此飨、燕之文互见耳，则飨、燕用乐同也。且燕礼燕邻国聘问之宾歌《鹿鸣》，晋侯飨穆叔歌《鹿鸣》之三，三拜，是其用乐同文也，故《仪礼》注引穆叔之辞乃云：“然则诸侯相与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与次国、小国之君燕亦如之。与大国之君燕，升歌颂，合大雅。”所言用乐，与此飨同。是天子、诸侯于国君飨、燕同乐之事也。若然，用乐自以尊卑为差等，不由事有轻重而升降。《乡饮酒》、《燕礼》并注云：“乡饮酒升歌小雅，礼盛者可以进龋燕合乡乐，礼轻者可以逮下。”似为礼有轻重，故上娶下就。与此不同者，彼以燕礼，诸侯之礼，乡饮酒，大夫之礼，工歌《鹿鸣》，合乡乐，故郑解其尊卑不同，用乐得同之意，因言由礼盛可以进取，礼轻可以逮下，所以用乐得同。彼言解燕礼与乡饮酒礼异乐同之意，其实不由飨、燕有轻重也。此用乐之差，谓升歌、合乐为例。其舞，则《燕礼》云“若舞则《酌》”，是诸侯于臣得用颂，与此异也。又《郊特牲》曰：“大夫之奏《肆夏》，自赵文子始。”注云：“僣诸侯。”明诸侯得奏《肆夏》。故《郊特牲》又曰：“宾入门而奏《肆夏》，示易以敬。”注云：“宾，朝聘者也。”又《大射》、《燕礼》纳宾皆云“及庭，奏《肆夏》”，及《周礼》注杜子春云“宾来奏《纳夏》”之等，皆谓宾始入及庭，未行礼之时，与升歌、合乐别也。

    此其着略，大校见在书籍。礼乐崩坏，不可得详。○正义曰：飨、燕用乐，皆推《礼》、传而知。事不详悉，是其着明质略，其大校见在于书籍也。其馀笙、间、管、舞之诗，无以言焉，由礼乐崩坏，不可得详审也。故《仪礼》注“天子约诸侯于国君燕用乐”之下云“其笙、间之篇未详闻”，是也。案《乡饮酒》及《燕礼》升歌小雅，其笙、间之篇亦小雅，则此笙、间之篇宜与所用升歌同。而云未详闻者，以其虽知同在小雅、大雅，仍不知是何篇，故曰“笙、间之篇未得详闻”也。

    大雅《民劳》、小雅《六月》之后，皆谓之变雅，美恶各以其时，亦显善惩过，正之次也。○正义曰：《民劳》、《六月》之后，其诗皆王道衰乃作，非制礼所用，故谓之变雅也。其诗兼有美刺，皆当其时，善者美之，恶者刺之，故云“美恶各以其时”也。又以正诗录善事，所以垂法后代。变既美恶不纯，亦兼采之者，为善则显之，令自强不息；为恶则刺之，使惩恶而不为，亦足以劝戒，是正经之次，故录之也。大雅言《民劳》，小雅言《六月》之后，则大雅径召旻》，小雅径何草不黄》，皆为变也。其中则有厉、宣、幽三王之诗，皆当王，号谥自显；唯厉王，小雅谥号不明，故郑于下别论之。如是，则大雅《民劳》至《桑柔》五篇，序皆云厉王。通小雅《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小宛》四篇，皆厉王时诗也。又大雅《云汉》至《常武》六篇，小雅自《六月》径无羊》十四篇，序皆言宣王，则宣王诗也。又大雅《瞻卬》、《召旻》二篇，序言幽王；小雅自《节南山》下径何草不黄》，去《十月之交》等四篇，馀四十篇，唯《何人斯》、《大东》、《无将大车》、《小明》、《都人士》、《绵蛮》六篇不言幽王，在幽王诗中，皆幽王诗也。《本纪》曰：“厉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荣夷公。大夫芮良夫谏厉王，不听，卒以荣公为卿士，使用事焉。王行暴虐，国人谤王。召公谏曰：‘民不堪命。’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三十四年，王益严虐，国人不敢言，道路以目。王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召公又谏，不听。于是国人不敢出言，三年，乃相与叛，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周、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十四年，厉王崩于彘。”如迁此言，厉王积恶有渐，三十年而甚，三十四年益虐，又三年而出奔，三十七年乃流彘也。《板》曰：“善人载尸。”笺云：“厉王虐而弭谤。”《荡》笺云“厉王弭谤，穆公不敢斥言王之恶”，则流彘前事也。《桑柔》，芮良夫所作，云“贪人败类”，则与所谏云“荣夷公专利”事，同三十年后事。《雨无正》云“周宗既灭，靡所止戾”，则是流彘之后。此其可验者也。《楚语》云“卫武公九十五矣，作《懿》以自儆。”韦昭云：“《懿》，今《抑》诗。”则作在平王之时。然检《抑》诗，经皆指刺王荒耽，仍未失政，又言“哲人之愚，亦维斯戾”，则其事在流彘之前，弭谤时也。韦昭之言，未必可信也。《民劳》，召穆公谏王，令息京师之民；《十月之交》，言后党专权，有权可专，有民可役，则事在流彘前也。《小旻》，戒王无沦胥以败；《小宛》，诲王无忝尔所生，皆教王为善以导民，其事亦在流彘前矣。则厉王小雅《雨无正》一篇，事在大雅之后，其馀不可详矣。厉王大雅，事类大同，所次之意，盖以王者所以牧民，今反劳苦，故先《民劳》。民之所以劳者，由王政反常，纲纪废缺，故次《板》、《荡》，王恶甚焉。而《抑》刺王之荒耽，《桑柔》责贪人败善，皆为恶之次，故又次焉。小雅《十月之交》，以谴自上天，小人专恣，恶莫甚焉，故以为先。由恶之甚，致覆灭宗周，无所安定，故次《雨无正》也。《小旻》刺王谋之不臧，《小宛》伤天命之将去，论怨嗟小，故为次焉。《小旻》笺云：“所刺列于《十月之交》、《雨无正》为小，故曰《小旻》。”此郑解篇次之意也。前检《小宛》，谓事在《雨无正》之先，今而处流彘之后者，以《诗》之大体，虽事有在先，或作在后，故大雅文、武之诗多在成王时作。论功颂德之诗可列于后，追述其美，则刺过讥失之篇，亦后世尚刺其恶。《本纪》又曰：“宣王即位，二相辅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归宗周。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羌氏之戎。四十六年，宣王崩。”如迁此言，则宣王自三十九年以前无他过恶，唯败于千亩为始衰耳。而小雅有箴规诲刺，其事有渐矣，则王衰亦有渐矣。皇甫谧云：“三十年伐鲁，诸侯从此而不睦。”盖周衰自此而渐也。大局宣王之美诗多是三十年前事，箴规之篇当在三十年之后。王德渐衰，亦容美刺并作，不可以限断也。其大雅六篇，小雅自《六月》至《鸿雁》及《斯干》、《无羊》七篇，皆宣王德盛时作。其事多在初年，以王承衰乱之弊，百事草创，任贤使能，征伐安集，初则当然，亦不可定其年月也。自《庭燎》径我行其野》，是王德衰乃作，多在三十九年之后。而三十九年以前，诸侯不睦，各不朝宗，《沔水》之等，或亦作也。而三十九年之后，则王政大衰，刺诗为常，故宜多也。《祈父》传曰：“宣王之末，司马职废，羌戎为败。”推此，则其馀亦多败后事也。其诗之次，大雅以宣王承乱，遇灾而惧，忧民之本，故先《云汉》也。王既忧百姓，天下复平，五岳生佐，故次《嵩高》也。神生贤哲，王能任用，又锡命之，故次《烝民》、《韩弈》也。既能锡命，贤哲任用，其力可以征讨不服，以立武事，故次《江汉》、《常武》也。此则先忧百姓，次用臣以征伐为后。而小雅与之反，以蛮荆玁狁南北交侵，急须出兵，以匡中国，故先《六月》、《采芑》也。虽俱征伐，以《六月》见侵之急又先。《采芑》以夷狄既平，当修车甲，大会诸侯，因蒐狩，故次。《车攻》、《吉日》以田猎征伐之类，故使次焉。以田猎选车徒会诸侯，又盛于从禽接下，故又使《车攻》先《吉日》也。是以《车攻序》曰：“宣王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复文武之境土，修车马，备器械，复会诸侯于东都。”言非徒外攘夷狄，又复会诸侯于东都，是序此篇之意也。既言征伐事终，外无兵寇，可以安集万民，故次《鸿雁》也。然宣王承衰乱之后，民先逃散，岂得不早安集，而待田猎之暇也？明初即安集之，得其力用，乃平四方耳。诗不以事之先后为次也。宣王，中兴贤君，末而德衰，衰有其渐，故次《庭燎》，美其能勤，因以箴之。箴之不改则规正之，规而不变则教诲之，诲而不从则刺责之，故次《沔水》、《鹤鸣》、《祈父》也。以为王恶渐大，故责正稍深，此《沔水》、《鹤鸣》其作不必在《祈父》之前，但次之以见其渐耳。王既废其官，则贤人逃去，故次《白驹》也。贤人既去，则知礼教不行，则室家相弃，故次《黄鸟》、《我行其野》也。宣王，中兴之君，不能终始皆善，录者虽兼恶以示戒劝，亦贵成人之美，故终以《斯干》考室，《无羊》考牧。若言终始之善，见仁者之过亦不甚也。《斯干》说造立宫室寝庙，生男女，明其始时之事。《无羊》类之，当为同时可知。今反在箴刺之下，见宣王终始之善明矣。《本纪》又曰：“幽王三年，嬖褒姒。生子伯服。竟废后及子，而以褒姒为后，伯服为太子。国人皆怨。故申侯与缯、西夷犬戎共攻幽王。杀王丽山之下。”迁止言竟废后，去太子，不言废去之年月。皇甫谧云：“三年，褒人以褒姒自赎时，即与虢石父比而谮申后、太子，尹氏及祭公导王为非。八年，竟以石父之谮废申后，逐太子。九年，王废高明而近谗慝，使虢公专任于外，褒姒固宠于内，王室始骚。”谧言与迁事相终始，则幽王之恶，自三年之后为渐，八年、九年则其极，故《郑语》云：“九年，王室始骚。十一年而被杀也。”幽王大雅《瞻卬》曰“哲妇倾城”，褒姒乱政之事也。《召旻》云“蹙国百里”，王道衰弱之极也。序皆云“大坏”，当在八年之后也。《正月》云“赫赫宗周，褒姒灭之”；《车舝序》云“褒姒嫉妒”；《小弁》言太子之放逐；《白华》言申后之废黜；《鱼藻》笺云“幽王惑于褒姒，万物失其性”，此五篇经、注皆有惑褒姒、黜申后之事，则多在八年之后也。其馀则无文可明，大局是恶盛之时，八年之后者，盖多矣。大雅之次，先《瞻卬》，后《召旻》者，武王数纣之罪云：“牝(又鸟)之晨，惟家之索。”而《瞻卬》疾“妇有长舌，维厉之阶”，故处先也。王妇言是用，政事荒乱，致朝无贤臣，土境日蹙，故《召旻》以闵天下无如召公之臣也。其小雅《节南山》以下，至《何草不黄》，其次篇之义，盖以类相聚，故《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皆陈古以刺今。其馀次义，既无明文，不可臆说。此三王变雅，善者不纯为大雅，恶者不纯为小雅，则雅诗自有体之大小，不在于善恶多少也。《关雎序》曰：“雅者，正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此为随政善恶，为美刺之形容以正物也。所正之形容有小大，所以为二雅矣。故上以盛隆为大雅，政治为小雅，是其形容各有区域，而善者之体，大略既殊，恶者之中，非无别矣。详观其叹美，审察其讥刺，大雅则宏远而疏朗，弘大体以明责；小雅则躁急而局促，多忧伤而怨诽。司马迁以良史之才，所坐非罪，及其刊述坟典，辞多慷慨。班固曰：“迹其所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之伦也。夫唯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难矣哉１又《淮南子》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是古之道又以二雅为异区也。幽王小雅四十四，而大雅惟二，自大体者少也。厉王大雅有五，而小雅惟四，自小体者少。是小大不相由也。推此而论，则二雅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作者之初，自定其体，作既有体，唯达者识之，则容得有小雅无大雅，有大雅无小雅者矣。诸儒以厉王无小雅，准此故也。但文、武、成王，正经也；厉、宣、幽王，变雅也，小大之体，时俱有作，故采者并存，以示二体本自小大异区，非徒以意中分也。或说变雅，美诗则政大入大雅，政小入小雅；刺诗则恶大入小雅，恶小入大雅。考之经文，殊无其验。何则？《小旻》、《小宛》，正责厉王，谋犹回遹，不用善道，其恶固校于《板》云“下民卒瘅，善人载尸”；《荡》云“敛怨以为德”，纲纪之大坏也；《瞻卬》云乱生妇人，“罪罟不收”；《召旻》云“实靖夷我邦，日蹙国百里”，其恶固当大于鼓锺作乐，不与德比。《采绿》，妇人思夫，“怨旷”也。又宣王安集天下之民，征御四夷之寇，其功岂徒比于封一元舅之申伯，赐一朝觐之韩侯哉！此类多矣，略举一二，足明不以善恶之大小矣。

    问者曰：“《常棣》闵管、蔡之失道，何故列于文王之诗？”曰：“闵之闵之者，闵其失兄弟相承顺之道，至于被诛。若在成王、周公之诗，则是彰其罪，非闵之，故为隐。推而上之，因文王有亲兄弟之义。”○正义曰：此郑自问而释之也。周公虽内伤管、蔡之不睦，而作亲兄弟之诗，外若自然须亲，不欲显管、蔡之有罪。缘周公此志，有隐忍之情，若在成王诗中，则学者之知由管、蔡而作，是彰明其罪，非为闵之。由此故为隐，推进而上之文王之诗，因以见文王有亲兄弟之义也。若云文王能亲兄弟，与之燕饮，而作此诗，似本不由于管、蔡然也。周公圣人，大义灭亲，言为隐者，亦因此以示圣人之法。何者？以管、蔡之罪，不得不诛，逼于大义而诛之耳。以同气之亲，实怀闵伤，由此而为之隐也。而序云“闵管、蔡之失道”者，以其周公之情，欲为之隐，故编次者进而上之，是以隐其事。序者叙其作之所由，不得不言也。武王之诗，又无论燕之事，若《常棣》间之，则上下非类。而文王之诗，上有《鹿鸣》燕群臣，下有《伐木》燕朋友，故旧厕于其间，与之为类，因以为文王燕兄弟之诗。言文王有亲兄弟之义，以为乐歌，非谓文王独能亲兄弟，其馀圣人不能也。如此《谱》说，则郑定以《常棣》之作，在武王既崩，为周公、成王时作。王肃亦以为然。故《鱼丽序》下王传曰《常棣》之作，在武王既崩，周公诛管、蔡之后，而在文、武治内之篇，何也？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文王之行也。闵管、蔡之失道，陈兄弟之恩义，故内之于文、武之正雅，以成燕群臣、燕兄弟、燕朋友之乐歌焉，是与郑同也。《郑志》之说则异于此者，答赵商云：“于文、武时，兄弟失道，有不和协之意，故作诗以感切之。至成王之时，二叔流言作乱，罪乃当诛，悔将何及，未可定此篇为成王时作。”赵商据《鱼丽》之序而发问，则于时郑未为《谱》，故说不定也。言未可定此篇为成王时，则意欲从之而未决。后为此《谱》，则决定其说为成王时也。

    又问曰：“小雅之臣何以独无刺厉王？”曰：“有焉。《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小宛》之诗是也。汉兴之初，师移其第耳。○正义曰：诗皆臣下所作，故云小雅之臣也。知汉兴始移者，若孔子所移，当显而示义，不应改厉为幽。此既厉王之诗，录而序焉，而处不依次，明为序之后乃移之，故云“汉兴之初”也。《十月之交》笺云：“《诂训传》时移其篇第，因改之耳。”则所云师者，即毛公也。自孔子以至汉兴，传《诗》者众矣。独言毛公移之者，以其毛公之前，未有篇句诂训，无缘辄得移改也。毛既作《诂训》，刊定先后，事必由之，故独云毛公也。师所以然者，《六月》之诗自说多陈小雅正经废缺之事，而下句言“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则谓《六月》者，“宣王北伐”之诗，当承《菁菁者莪》后，故下此四篇，使次《正月》之诗也。乱甚焉。既移文，改其目，义顺上下，刺幽王亦过矣。”○正义曰：言乱甚者，谓《正月》幽王之时，祸乱甚极，其四篇诗亦厉王乱恶，故次《正月》之下，以恶相从也。言刺幽王亦过矣者，谓寄四篇于幽王诗中，又改厉为幽，有言幽王亦有厉王过恶故也。《六月》之序所以多陈正经废缺者，以圣贤垂法，因事寄意，厉王暴虐，倾覆宗周，废先王之典刑，致四夷之侵削。今宣王起衰乱，讨四夷，序者意其然，所以详其事。若云厉王废小雅之道，以致交侵；宣王修小雅之道，以兴中国，见用舍存于政，兴废存于人也。若然，序者示法，其意深矣。毛公必移之者，以宣王征伐四夷，兴复小雅，而不继小雅正经之后，颇为不次，故移之，见小雅废而更兴，中国衰而复盛，亦大儒所以示法也。据此《六月》之序，若其上本无厉王四篇之诗，则《六月》自承正经之美，无为陈其废缺矣。明于其中蹑衰乱之王故也，是以郑于《十月之交》笺检而属焉。

    《鹿鸣之什》。○正义曰：《周礼·小司徒职》云：“五人为伍。”五人谓之伍，则十人谓之什也，故《左传》曰：“以什共车必克。”然则什五者，部别聚居之名。风及商、鲁颂以当国为别，诗少可以同卷。而雅、颂篇数既多，不可混并，故分其积篇，每十为卷，即以卷首之篇为什长，卷中之篇皆统焉。言《鹿鸣》至《鱼丽》凡十篇，其总名之，是《鹿鸣之什》者，宛辞言《四牡》之篇等，皆《鹿鸣之什》中也，故《乐师》注云：“彻者歌《雍》，《雍》在《周颂·臣工之什》。”言《雍篇》在《臣工之什》中。是卷首之篇为什长，以统馀篇之目也。《南陔》下笺云：“毛公推改什首，遂通耳。此下非孔子之旧。”则什首之目，孔子所定也。以孔子论《诗》，雅、颂各得其所，明于时有所刊定，篇卷之目，是孔子可知，故郑云“以下非孔子之旧”，则以上是孔子旧矣。知以非者，以《南陔》等六篇，子夏为序，当孔子之时未亡，宜次在什中。今亡诗之下，乃云“有其义而亡其辞，置之什外，不在数中”，明非孔子之旧矣。本《十月之交》等四篇，在《六月》之上，则孔子什首《南陔》，复为第二，《彤弓》为第三，《鸿雁》为第四，《节南山》为第五，《北山》为第六，《桑扈》为第七，《都人士》为第八，以下适十篇，通及大雅与颂，皆其旧也。《荡》及《闵予小子》皆十一篇者，以本取十篇为卷，一篇不足为别首，故附于下卷之末，亦归馀于终之义。毛公推改什首，《鱼藻》十四篇亦同为卷，取法于大雅与颂也。若然，则《鸿雁之什》乃仍孔子之旧。言非者，以毛公阙其亡者，以见在为数，志在推改。而《鸿雁》偶与旧合，非毛意，故存之也。必知今之什首，毛公推改者，以毛公前世大儒，自作《诂训》，篇端之序，毛所分置，《十月之交》，毛所移第，故知什首亦毛所推改也。言以下非孔子之旧，则似之什始自孔子所为，然孔子以前，诗篇之数更多于今，古者无纸，皆用简札，必不可数十之篇共为一卷，明亦分别可知。既分为卷，固当以十为别巳有之什也。但孔子论诗，省去烦重，更以在者为什，故云“孔子之旧”，不必孔子以前无之什也。为此之什者，以其篇数积多，故分每十为卷，则不满十者，无之什矣。今鲁颂四篇，商颂五篇，皆不满十，无之什也。或有者，承此雅、颂之什之后而误耳。何者？商、鲁非周，诗犹国风之类，以国为别，假令过十以上，亦不合分，况不满十篇，明无所用于之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