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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高则气高，视下则心柔，故视国君者，不离绅带之中。学者先须去客气，其为人刚，行则终不肯进，“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盖目者人之所常用，且心常记之，视之上下且试之。己之敬傲必见于视，所以欲下其视者，欲柔其心也，柔其心则听言敬且信。
人之有朋友，不为燕安，所以辅佐其仁。今之朋友，择其善柔以相与，拍肩执袂以为气合，一言不合，怒气相加。朋友之际，欲其相下不倦，故于朋友之间主其敬者，日相亲与，得效最速。仲尼尝曰：“吾见其居于位也，与先生并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则学者先须温柔，温柔则可以进于学，诗曰：“温温恭人，惟德之基”，盖其所益之多。
多闻见适足以长小人之气。“君子庄敬日强”，始则须拳拳服膺，出于牵勉，至于中礼却从容，如此方是为己之学。乡党说孔子之形色之谨亦是敬，此皆变化气质之道也。
道要平旷中求其是，虚中求出实，而又(转)［博］之以文，则弥坚转诚。不得文无由行得诚。文亦有时，有庸敬，有斯须之敬，皆归于是而已。存心之始须明知天德，天德即是虚，虚上更有何说也!
求养之道，心只求是而已。盖心弘则是，不弘则不是，心大则百物皆通，心小则百物皆病。悟后心常弘，触理皆在吾术内，睹一物又敲点着此心，临一事又记念着此心，常不为物所牵引去。视灯烛亦足以警道。大率因一事长一智，只为持得术博，凡物常不能出博大之中。
求心之始如有所得，久思则茫然复失，何也？夫求心不得其要，钻研太甚则惑。心之要只是欲平旷，熟后无心如天，简易不已。今有心以求其虚，则是已起一心，无由得虚。切不得令心烦，求之太切则反昏惑，孟子所谓助长也。孟子亦只言存养而已，此非可以聪明思虑，力所能致也。然而得博学于文以求义理，则亦动其心乎？夫思虑不违是心而已，“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交相养之道。夫屈者所以求伸也，勤学所以修身也，博文所以崇德也，惟博文则可以力致。人平居又不可以全无思虑，须是考前言往行，观昔人制节，如此以行其事而已，故动焉而无不中理。
学者既知此心，且择所安而行之己不愧。疑则阙之，更多识前言往行以养其德，多闻阙疑，多见阙殆，而今方要从头整理，将前言往行常合为一，有不合自是非也。
人能不疑，便是德进，盖已于大本处不惑，虽未加工，思虑必常在此，积久自觉渐变。学者恶其自足，足则不复进。
立本既正，然后修持。修持之道，既须虚心，又须得礼，内外发明，此合内外之道也。当是畏圣人之言，考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度义择善而行之。致文于事业而能尽义者，只是要学，晓夕参详比较，所以尽义。惟博学然后有可得以参较琢磨，学博则转密察，钻之弥坚，于实处转(为)［笃］实，转诚转信。故只是要博学，学愈博则义愈精微，舜好问，好察迩言，皆所以尽精微也。舜与仲尼心则同，至于密察处料得未如孔子。大抵人君则有辅弼疑丞，中守至正而已，若学者则事必欲皆自能，又将道辅于人。舜为人君，犹起于侧微。
学者所志至大，犹恐所得浅，况可便志其小，苟志其小，志在行一节而已，若欲行信亦未必能信。自古有多少要如仲尼者，然未有如仲尼者。颜渊学仲尼，不幸短命，孟子志仲尼，亦不如仲尼。至如乐正子，为信人，为善人，其学亦全得道之大体，方能如此。又如漆雕开言“吾斯之未能信”，亦未说信甚事，只是谓于道未信也。
慎喜怒，此只矫其末而不知治其本，宜矫轻警惰。若天祺气重也，亦有矫情过实处。
人多言安于贫贱，其实只是计穷力屈，才短不能营画耳，若稍动得，恐未肯安之。须是诚知义理之乐于利欲也乃能。
天资美不足为功，惟矫恶为善，矫惰为勤，方是为功。人必不能便无是心，须使思虑，但使常游心于义理之间。立本处以易简为是，接物处以时中为是，易简而天下之理得，时中则要博学素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