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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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而医之，《孟子》七篇，七年之病，三年之艾，如耻之莫若师文王与夫好勇、好货、好色之喻，心不若人则不知恶之类，亦皆因其所病而医之，此非孔孟治内伤之圣剂哉？类推者不可殚述，奈世人皆不知服此等药，以为自治而入圣贤之阶，有内伤者仍不肯服此等药，以为自治其情之剂，而唯乞灵于草木。不知草木之品，神农、黄帝、岐伯、仲景所以治外感也，若内伤则必须服圣贤语言之药，以情治情，自为节制，或藉草木之品，聊与宣通血气，始为治内伤者之至良法。医者苟能预诸此等良方，遇内伤者即以投之。内伤者如能顺受其治，则世界自无不治之内伤，且皆以自治而入圣贤之途，学人当亦闻所未闻也，西医不更闻所未闻乎。

    内伤即虚劳证，方书列于中风之后，中风为外感第一难治，虚劳为内伤第一难治。以风为贼，邪行速而数变，如疾风豪雨，其来也骤，猝不及防。然唯直中脏者不治，若中经络、血脉与中腑证尚皆可治。而虚劳则皆不可治，何也？一由病者向所见闻，失血之证终成虚劳而不可救，今忽己身患此，不免心惊，病一入心，已不易出。医者又见患此证者终亦必亡，只为敷衍，不与深求，既不知进以圣贤语言之药，而只以草木之品杂乱投之，又不能层层节制，步步为营，徒为见血止血，见咳治咳，见热治热，混论阴虚阳虚，任意滋阴补阳，而不审其血之何由失。盖吐血者阳络破也，下血者阴络破也，虽吐逆而下顺治法难易攸分，然其破络则一。人身只血气两端，日夜循行经络躯壳，周流无间，何故破络而出？必先切察其出之因，按经循去，即为止血。血止之后，已离经而吐未尽之血，与吐时所过络口粘滞之血，皆为瘀血，此种瘀血为害最大，而隐不去其瘀，则日夜循行经络之血所过瘀积之地必致瘀结日甚，一旦有所感触，不论外因、内因，又必破络而出，则络口日大，瘀结更多，屡发则络口愈大，瘀结愈多。如地方积匪不去，则必扰害良民，勾结党援，盘踞日坚，乘机窃发，往往决裂而不可治。故必止血之后，即与去瘀，分别经界络口，各为扫除净尽，随即更与补络，乃称完善。不然，罔不复发，发之不已，罔不危殆？愚于此证必为大声疾呼，先与订明止血、去瘀、补络三法，并谆谆以圣师语言之药，使其自治其情，以竟全功。能遵法者，无不收效，而藐藐自误者亦复不少，吾未如之何也。已治此证者，元代葛可久，国朝徐灵胎、叶天士先辈，俱为世所推重。然《十药神书》与《叶氏医案》皆无深切着明之义，唯《洄溪医案》琼玉膏方论尚觉高简有法，惜仍未尽其法耳。奈失血者求医，只求止血而已，医者亦只知止血为能事毕矣。去瘀之论，前贤中或偶一见，及补络之议，则直前无古人。但愿后有来者，合以吾创立圣贤语言之药方为内伤失血而成虚劳者，一一次第，先后以尽法度，则世无不治之内伤矣，岂非世界医界之大幸哉。圣人复起，当不狂悖吾言，中医西医与世之病此者，其谓然乎？其不谓然乎？有此棒喝，虽在梦酣，皆当警醒（本草方书至多，皆无明白补络方药，必须化裁成方，已详《医医医外编》。本证门中，兹不赘见）。

    学医不可为古人所愚，亦不可为古人所囿。盖古书流传日远，虽圣经不免有后人参附错简者，非明眼人不能分辨，比不可为所愚也。若夫古今有变迁，病情亦有变迁，有古人多此病，今人少此病，古人无此病，今人多此病（《医医医外篇》已为详列古今各证门中）。

    又汉以后之方书，所云不治者，今非必皆不治也，必须神明变化，殚虑竭思，以尽其法。如汤液不治者，或针灸可治，针灸不治者或又汤液可治，此不可为古人所囿也。古人立言，或一时不尽其词，或散佚不尽其传，此正古人留余地，以待后之学人。况《内经》治病之法，针灸为本而佐之以砭石、熨浴、按摩、导引、酒醴等法，病各有宜，缺一不可，今世只一汤剂了事。

    汤者，荡也，其行速，其质轻，其力易过而不留，唯病在经络、营卫、肠胃者其效最速，其余诸平病有宜丸者，宜散者，宜膏者，非各适宜则难奏效。若邪在筋骨肌肉之中，则病属有形，药之气味不能奏功也，必用针灸等法以适其宜，而委曲施治，病始无遁形。《灵》《素》两经，其详论脏腑经穴疾病等说，为针法言者十之七八，为方药言者十之二三。上古之重针法如此，然针道难而方药易，病者亦乐于药而苦于针，所以后世方药盛行而针法不讲。今之为针者，其显然之失有十，而精微尚不与焉。两经所言十二经之出入起止，深浅左右，交错不齐，其穴随经上下，亦参差无定。今人只执同身寸，根据左右一直竖量，并不根据经曲折，则经非经而穴非穴，此一失也。两经治病，云某病取某穴者固多，其余则指经而不指穴。如《灵》终始篇云：人迎一盛，泻足少阳补足太阴。厥病篇云：厥头痛，或取足阳明太阴，或取手少阳足少阴，耳聋，取手阳明，嗌干取足少阴。皆不言某穴，其中又有泻子补母等义。今则每病指定几穴，此二失也。两经论治，井荥输经合最重，冬刺井，春刺营，夏刺输，长夏刺经，秋刺合，凡只言某经而不言某穴者，大都皆指井荥五者为言，今则皆不讲矣，此三失也。补泻之法，《内经》云：吸则内针，无令气忤，静以久留，无令邪布，吸则转针，以得气为度，候呼引针，呼尽乃去，大气皆出，为泻；呼尽内针，静以久留，以气至为度，候吸引针，气不得出，各在其处，推阖其门，令神气存，大气留止，为补。又必迎其经气，疾内而徐出，不按其 ，为泻。随其经气，徐内而疾出，即按其，为补。其法多端，今则转针之时，以大指推出为泻，搓入为补，此四失也。纳针之后，必候其气。刺实者，阴气隆至乃去针，刺虚者，阳气隆至乃出针。气不至，无问其数，气至，即去之，勿复针。《难经》云：先以左手压按所针之处，弹而努之，爪而下之，其气来如动脉之状，顺而刺之，得气因而推内之，是谓补，动而伸之，是谓泻。今则时时转动，俟针下宽转而后出针，不问气之至与不至，此五失也。凡针之深浅，随时不同，春气在毛，夏气在皮肤，秋气在肌肉，冬气在筋骨，故春夏刺浅，秋冬刺深，反此有害。今则不论四时分寸有定数，此六失也。古之用针，凡疟疾、伤寒、寒热、咳嗽一切脏腑七窍等病，无所不治，今则只治经脉、形体、痿痹、屈伸等病而已，此七失也。古人刺法，取血甚多，《灵枢》血络论言之最详，而头痛、腰痛，尤必大泻其血，凡血络有邪者必尽去之，若血射出而黑，必令主色见赤而止，否则病不除而反有害。今则偶尔见血，病者医者已俱惶恐失据，此八失也。《内经》刺法有九变、十二节。九变者：输刺、远道刺、经刺、络刺、分刺、大写刺、毛刺、巨刺、 刺，十二节者：偶刺、报刺、恢刺、齐刺、扬刺、直针刺、输刺、短刺、浮刺、阴刺、傍刺、赞刺。以上二十一所，视病所宜，不可更易。一法不备，则病不愈，今则只直刺一法，此九失也。古之针制有九， 针、员针、堤针、 针、铍针、员利针、毫针、长针、大针，亦随病所宜而用，一失其制，则病不应。今则大者如员针，小者如毫针而已，岂能治痼疾暴气，此十失也。大端之失已如此，而其尤要者更在神志专一，手法精严，经云：神在秋毫，属意病者，审视血脉，刺之无殆。又云：经气已至，慎守勿失，深浅在志，远所若一，如临深渊，手如握虎，神无营于众物。又云：伏如横弩，起如发机，其专精敏妙如此。

    今之医者随手下针，漫不经意，即使针法如古，志不凝而机不达，犹恐无效，况全与古法相背乎？此外尚有先后之序，迎随之异，贵贱之殊，劳逸之分，肥瘦之度，多少之数，抉发难数，果能潜心体察以合圣度，必有神功。其如人之畏难就易，尽违古法，所以世之视针甚轻，而其术亦不行也。若灸法则较针所治之病不过十之一二，知针之理则灸又易易耳。此《医学源流》所以郑重分明言之，不惮烦者，甚望学人勿误入歧途，而转失古圣之正传也。

    医道最可怪而又可笑者，莫如内外分科，不知始于何时何人。试思人身不能外经络、躯壳、筋骨、脏腑以成人，凡病变不外六淫七情以为病，试问外科之证，何一非经络脏腑所发？原无所谓内外也。若不深明六气、七情、五运、六经经界，两科中皆不得立足，未有能治内科而不能治外科，亦未有能治外科而不能治内科者也。在前人之分之者，不过以医道繁难，通才不易，分之欲其专精。不谓世之各执其业者，竟如分门别户，不相通问，如画鸿沟而东西卒之，专门名家皆不可得，似乎业内科者，可以不必多读书，只奉《医方合编》以为秘本，即号精理内科。业外科者，更可不必多识字，只须略辨之无聊，记败毒、拔脓、生肌、收口数方，即号精理外科。于是显然为内证者即属内科治之。显然为外证者即属外科治之。

    其有病在腹中，内外皆未显然，而患又最深大，如所谓腹内痈者，则又将谁属哉？腹内之痈，又有数证，有肺痈，有肝痈，有胃脘痈，有大小肠痈，有膀胱痈。唯肺痈咳吐腥痰，人犹易辨，余则或以为痞结，或以为瘀血，或以为痰积、食积，医药杂投，卒莫知病，及至成脓，治已无及。并有不及成脓而死者，病者医者始终不知何以致死，比比然也。今先为辨明痞结、瘀血、痰积、食积之状。凡痞结瘀血，必有所因，且由渐而成。痰积则痛止无定，又必别现痰证。食积则必有受伤之日，且三五日后大便一通即解。唯外证则痛有常所，而迁延日甚，《金匮》云：诸脉浮数，应当发热而反淅淅恶寒，若有痛处当发其痈，以手按肿上热者有脓，不热者无脓。此数句乃内痈真谛也。又云：肠痈之为病，身甲错，腹皮急，按之濡如肿状，腹无积聚，身无热是也。若肝痈，则胁内隐隐痛，日久亦吐脓血。小肠痈与大肠相似而位略高，膀胱痈则痛在少腹之下近毛际，着皮即痛，小便亦艰而痛。胃脘痈者，有虚实二种，实者易消，若成脓必大吐脓血而愈；唯虚证则多不治，先胃中痛胀，久而心下渐高，其坚如石，或有寒热，饮食不进，按之尤痛，形体枯瘦，此乃思世伤脾之证，不待痈成即死。故凡腹中有一定痛处，恶寒蜷卧不能食者，皆当审察，防成内痈，慎毋因循求治于不明之人，以致久而脓溃，自伤其生也。又有邪留经络致成刖足，伤寒瘀留经络致成背胸奇痛等证，今之外科名手与西医之向称善治外证者，其知此乎？或云跌打刀伤可属外科似也，然跌打刀伤之顷尚属外证，以后而溃气散，或血瘀气滞仍属内科，盖人身只气血两端，终不能分内外也。唯望分业内外者仍合内外为一贯，而精深以求之。至于妇人一科，不过多胎产两端，小儿一科则已七情之病，而世更有分之者，不唯不见专精而转少，使因陋就简，又何为哉。

    近年，闽广时疫流行，每至春夏之交尤甚，病发时寒热、呕吐、神昏、 语，或闷绝不知人事，辄于项颈、两腋、两 之际发出恶核，有谓鼠疫者，有谓标蛇者，有谓天花毒者，又有当痈疽治者种种，妄立名目，千百不救一二。患者沿门比户，互相传染，闻者心慌胆裂，蛇影杯弓。医者既不知病名，何能知病源？只以方药杂投，或寒、或热、或攻、或散、或泻、或表，皆无当于病情。西医则更可笑，或以冰压其胸，或以黄熏其体，更或以臭丸臭水洒满居室，以刀割其核，以蛭吮其血，卒之亦无一效，而转速死不可胜计。殆至死后，并剖解视查，究为何病，而亦不敢，恐其传染也。又有上吐下泻，转筋，类乎霍乱而实非霍乱者，间年流行，亦与核证之恶且速相似，此则速用温补收摄之剂，偶有治疗一二，迟则不及。实则两病，皆脚气一病，不过来路不同耳。脚气传于肝胆则发核，脚气传于脾胃则吐泻，两病只要毒瓦斯不攻心，无不可治，诸经方虽有脚气之论，古人却少此病（脚气之名，《金匾》已载，但患者少）。自永嘉南渡，衣缨士人多有患者，有支法存、仰道人等，并留意经方，偏善此术，多获全济。又宋齐之间，释门深师述二公等诸家旧方为二十卷，其脚气一方近百余首，魏周之代亦无此病。所以姚公《集验》殊不殷勤，徐王撰录未以为意，特以三方鼎峙，风教未一，霜露不均，寒暑不等，关西河北，不识此疾，唐代开辟，无外南极之地，坐镇于彼，往往皆遭。元和十二年二月，柳柳州得此病，夜半痞绝，两胁有核，块大如石，且死，困塞不知人事，三日，荣阳郑洵美进杉木汤，服半日食顷，大小便三次，气通核散（方详《医医医外编》脚气汤中）。

    此病先从脚起，甚微，饮食如故，深师云脚弱，《内经》云缓风湿痹，一旦发泄，遂成恶疾。或问：风毒中人随处皆得，作病何偏着于脚？答曰：人有五脏，心、肺经络所起在十手指，余三脏经络所起在足十趾，地之寒暑风湿皆作蒸气，足常履之，所以寒暑风湿邪毒之中人，必先中脚，久而不去，遍及四肢腹背头项，经云次传、间传是也。凡脚气皆感风湿之毒所致，人多不即觉，曾因它病一度始发，闽广皆当湿热之地，故每于春夏之交，一遇风邪暑邪触动，遂即决裂而出，莫之能御。世医既不能多读古书，自不能多识病名，作余病治，罔不尽弊。余于甲午之际，适在岭南，正值此证盛发之时，遂亟起而作《时疫辨治》一编，大声疾呼，并汇集《千金》《外台》所述岭南恶核证治，以告病者医者，而皆藐藐置之，惟经延医者除病，已入心及已误它药者，无不循法获救，愿以后遇是证时，医者悉于脚气中求之，慎勿再妄立名目以误人，而终自误。更以知怪病百出，总不外六气六经以为治也。

    人禀天地之气以生，人亦因天地之气以病，医者不明三才相应之理，侈口言医，是犹出门而不由户也。天地只此阴阳，化生五运六气，人身亦只此阴阳，生成五脏六腑，万病莫不由五运六气五脏六腑所生。不深究夫气化之源，而徒执乎中西之见，皆属梦中说梦耳。方今四海一家，五洲同轨，要使轸域俱化，有无交通，酌剂盈虚，共由大道。欧西各国自入中土，不独声光电汽诸学矜能，即医学一道亦诋中国为非，此虽中国近今医者苟且庸陋，有以启之，殊不知中国古圣之精确迥非西医所能梦见。盖《内》《难》仲景之书，西医从未之闻，故以剖瞟实验自矜，然皆详形迹而昧气化，未免得粗遗精。世之重视西医与从学西学人，尤皆耳食目论，道听途说，举凡五运六气，人身阴阳，五脏所藏，五脏所主，六腑所合，五脏所开九窍，男女天癸，营卫生会，六经六气，经气主治，十二经脉，奇经八脉，中国古圣言之凿凿者，晋唐以后中医且多不讲，近医尤多不知，又何怪西医之 昧耶？西医以剖解脏腑，形迹列图，虽较中国旧图为详，然其说则皆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且并有当然亦全不知者，因皆执死者之尸具为据，而云人是炭等十四质凑合而成。夫彼所谓十四质，皆经剖解锻炼而得，而人之未死者，岂止此块然之质哉？况生气已尽，何从知所谓气化耶？如西医动言脑筋，而不知脑是何物所化。又常论髓，亦不知髓是何物所生。又云饮食之汁由吸管递运至颈会管，与心血混为赤色，此一混字殊谬，岂有日日混入而赤色不日淡者乎？不知汁入颈会管即水交于火也，变为赤色，即奉心火之化而为血也。又云血内有红白二轮，红多白少，不知其白者水液之本，形也，其红者奉心所化之赤色也，即《内经》所云：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谓血也。又云：心有出血管，导血出，又有回血管，导血入。西医名管，中国名脉，二而一也。脉气流经者，谓流行于各经络而回复有常。又云：心左房之血由出血管导行于周身，心体动跳不休，每一跳则周身之脉应之而跳，血既行遍周身，则转入回血管，其色变紫，以受炭气也。紫血由回血管递传复返于颈会管，得肺气呼出，则炭气出而紫色退，复变为赤，入心右房，转至左房而又出也，则脉气流经之谓矣。时医有大络散众络、众络散孙络之说，言其出而不言复，与流经二字尚不确切，故引西医之说证之。西医所图脉管详矣，然不能分别十二经脉，奇经八脉，以为脉不足凭，《医林改错》亦然，不知彼皆割视死人，安能复辨经脉。又其言回血不能知几时方回于心，唯内言一呼脉行三寸，一吸脉行三寸，计昼夜一万三千五百息，脉行五十度，则能算出血行之时节，何时出者当何时回。西医虽经剖视实验，何能如中国古圣之精确哉！至若六经六气，经气主治之理，西医则更全然不知，治病焉能悉当。它如种种卤莽，不可殚论，虽其法皆本五禽图，然万不及其精细。蜀中唐容川宗海曾着《中西汇通医经精义》一书，缕晰条分，层层互证，苦心孤诣，先得我心。惜其书尚未盛行于世，又无善释者释之，与吾《医医医》三编及《内》《难》仲景诸经并以输入欧西各国，使西医得以窥见吾国古圣之精法，而有以自悔其失，并以渐进衣冠文物，以为环球康济，斯民之助。

    治病犹治天下也，天下之乱，不过外患内忧，人身之病，不过外感内伤。风寒暑湿燥火六气之疾，所谓外患也；喜怒忧思悲惊恐，七情之害，所谓内忧也。治外患者，以攻胜四郊不靖而选将出师，速驱除之可也。临辟雍而讲礼乐，则敌在门矣。故邪气未尽而骤用补者，必使邪气内陷而亡。治内伤者以养胜，纪纲不正而崇儒重道，徐化导之可也。若任刑罚而严诛戮，则祸益深矣。故正气不足而轻用攻者，必致正气消尽而死。然而全盛之世，不无玩民，故刑罚不废，则补中之攻也。如以小寇而遽起兵戎，是扰民矣。故补中之攻不可过也。

    征诛之年亦修内政，故教养不弛，则攻中之补也。若以戎首而稍存姑息，则养寇矣。故攻中之补不可误也。天下大事以天下全力为之，则事不堕，天下小事以一人从容处之，则事不扰。患大病以大药制之，则病气无余，患小病以小方处之，则正气不伤。然又必大小有方，先后有序，轻重有度，疏密有数，纯而不杂，整而不乱。所用之药，各得其性，则器使之道，所处之方，各得其理，则调度之法上。古圣人治未病，更须于望形察色予为之防，即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也。所谓医道通于治道，良相即是良医，大略如此。若夫临机应变，又必随事参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执成见而为定论，此《医学源流》正义，用特引而伸之，诚能朝廷变通，医官世界郑重重医，道医者，精通医学，悉以《医医医》三编方药分服之，而各尽其道，且以开通外人，变齐变鲁以至于道。仁寿之宇，大同之世，不可睹哉！医医医，噫噫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