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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为神武而不杀也欤。
《商书伊尹》曰：惟我商王布昭敷著圣武，代虐以宽，兆民允怀。
蔡沈曰：“圣武犹《易》所谓神武而不杀者，汤之德威敷著于天下，代桀之虐以吾之宽，故天下之民信而怀之也。”
臣按：先儒谓不徒武而谓之圣武，以见其出于德义之勇，故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此圣武之实也。至于天下之民莫不信而怀之，此圣武之效也。
《诗商颂长发》之七章曰：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遏同）。苞有三蘖（旁生萌蘖，谓韦顾、昆吾也），莫遂莫达，九有有截。韦顾既伐，昆吾夏桀（韦顾、昆吾皆桀之党）。
朱嘉曰：“武王，汤也。虔，敬也。言恭行天讨也。言汤既受命，载旆秉钺以征不义，桀与三蘖皆不能遂其恶，而天下截然归商矣。初伐韦，次伐顾，次伐昆吾，乃伐桀，当时用师之序如此。”
臣按：先儒谓载旆秉钺，不敢不虔，所谓临事而惧也。夫成汤以天锡勇智之资，以至仁伐至不仁，而犹虔敬如此，况无成汤之德之才而所遇者又非韦、顾、昆吾之敌，而可以恣肆而不知所惧哉？
《殷武》之首章曰：挞（疾貌）彼殷武，奋伐荆楚。鹔（冒也）入其阻，裒（聚也）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
朱熹曰：“《殷武》，殷王之武也。汤孙，谓高宗。旧说以此为祀高宗之乐，盖自盘庚没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挞然用武以伐其国，入其险阻以致其众，尽平其地使截然齐一，皆高宗之功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盖谓此欤。”
李雩曰：“楚为夷狄之国，世乱则先叛，世治则后服，商室中微，往往为患，高宗所以伐之。”
朱善曰：“自古中兴之君未有不以武德胜者，盖继衰乱之后，内之则法度之既弛、纪纲之既坏，外之则诸侯之既叛、四夷之既起，自非以武德胜之，则安能举王纲于已坠、合人心于已离、拨乱而复反于正哉？若殷之高宗是已，信乎其无愧于为汤之孙矣。”
臣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事之至难者也，然诗人颂高宗不徒曰武而曰殷武，而又以为汤之绪，以见高宗所以用武远伐暴乱者，不过承其先世余烈，以孙而成祖之功绪而已，然则后人所成之功，何者而非前人之绪哉？
《皇矣》，美周也。其五章曰：帝谓文王（设为天命文王之辞），无然（不可如此）畔（离也）援（攀援），无然歆（欲之动也）羡（爱慕），诞先登于岸（道之极至处）。密人（密须氏，吉姓之国）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国名）徂（往也）共（阮国之地名）。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周师），以按（遏也）徂旅（密师之往共者），以笃于周祜（福也），以对（答也）于天下。
孟子曰：“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朱熹曰：“人心有所畔援，有所歆羡，则溺于人欲之流而不能以自济。文王无是二者，故独能先知先觉以造道之极至，盖天实命之而非人力之所及也，是以密人不恭，敢违其命，而擅兴师旅以侵阮而往至于共，则赫怒整兵而往，遏其众以厚周家之福，而答天下之心。盖亦因其可怒而怒之，初未尝有所畔援歆羡也，此文王征伐之始。”
王安石曰：“有所畔援歆羡，不得其欲而怒，则其怒也私而已，文王之怒是乃与民同怒而异乎人之私怒也。”
臣按：怒者七情之一，怒而无所畔援歆羡，是怒而得其中，中而中其节，是之谓和。圣人一心中和之极，是惟不怒，而其所怒者必其所当怒而不可不怒者焉，无所偏倚无所乖戾，乃合天理人情于一心，故一怒而可以安天下之民。彼秦皇汉武之穷兵黩武，是怒所不当怒者也，所怒者一己之私，一怒而害天下之民，乃至毒流于四海，祸延于子孙。呜呼，可不戒哉。
其七章曰：帝谓文王，予（设为上帝之自称）怀（眷念也）明德（文王之德），不大声以（犹与也）色，不长夏以革（未详）。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法也）。帝谓文王，询尔仇方（仇国），同尔兄弟（与国也），以尔钩援（钩梯也），与尔临（临车也）冲，以伐崇（国名）墉（城也）。
司马迁曰：“崇侯虎谮西伯于纣，纣囚西伯于泚里，其后赦西伯，赐之弓矢鈇钺，得专征伐。曰谮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归三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
朱熹曰：“言上帝眷念文王而言其德之深微，不暴著其形迹，又能不作聪明以循天理，故又命之以伐崇也。吕氏谓此言文王德不形而功无迹，与天同体而已，虽兴兵以伐崇，莫非顺帝之则而非我也。”
严粲曰：“崇侯谮文王而文王伐之，疑于报私怨者，然虎倡纣为不道，乃天人之所共怒，文王奉天讨罪，何容心哉？盖由其心纯乎天理，故喜怒皆与天合，所仇者非私怒，所同者非苟合也。”
八章曰：临冲闲闲（徐缓也），崇墉言言（高大也）。执讯连连（属续状），攸馘（割耳也）安安（不轻暴也）。是类（祭上帝）是祃（祭始造军法者），是致（致其至）是附（使之来附）。四方以无侮。临冲茀茀（强盛貌），崇墉仡仡（强壮貌）。是伐是肆（纵兵也）是绝是忽（灭也）。四方以无拂（戾也）。
左氏曰：“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
朱熹曰：“言文王伐崇之初，缓攻徐战，告祀群神，以致附来者而四方无不畏服。及终不服则纵兵以灭之，而四方无不顺从也。夫始攻之缓、战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将以致附而全之也。及其终不下而肆之也，则天诛不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此所谓文王之师也。”
臣按：先儒谓文王之伐始于密，王功之始也；终于崇，天下遂无不服，王功之成也。文王伐崇之师，诗人于其卒章形容文王所以缓攻、徐战之方，致至待附之故，及其终不服从而后纵兵诛灭之意。朱子所以解释之者明白详悉，后世帝王伐叛讨罪所当取法焉者也。
《文王有声》之一章曰：文王有声，魌（发语辞）骏（大也）有声。魌求厥宁，魌观厥成。文王烝哉。其二章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即崇国之地）。文王烝哉。
孔颖达曰：“武功非独伐崇而已，所伐邗、耆、密须、昆夷之属皆是也，别言伐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后，故特言之，为作邑张本，言功成乃作邑也。”
朱熹曰：“此诗言文王迁丰、武王迁镐之事，而首章推本之曰文王之有声也，甚大乎其有声也。盖以求天下之安宁而观其成功耳，文王之德如是，信乎其克君也哉。”
臣按：先儒谓文王之所以大有声者，本由于征伐，而其所以征伐者不过求天下安宁而观其功底于成耳。盖以既为人君则当奉天道以安民，民有不安必有逆天命以致之者，于是乎奉天命以讨其罪，使之不敢厉吾民焉。罪人既得而其所以为安集生聚之者不可无所居，故又为之邑以居之焉。凡若是者，非贪功以立威也，非广地以附众也，尽吾为君之道以无负上天付托之意焉耳。
《大明》之七章曰：殷商之旅，其会如林（言众也）。矢（陈也）于牧野，惟予侯（维也）兴。上帝临女，无贰（疑也）尔（指武王）心。
朱熹曰：“此章言武王伐纣之时，纣众会集如林以拒武王，而皆陈于牧野，则维我之师为有兴起之势耳。然众心犹恐武王以众寡之不敌而有所疑也，故勉之曰：上帝临女，无贰尔心。盖知天命之必然而赞其决也。然武王非必有所疑也，设言以见众心之同非武王之得已耳。”
臣按：此诗可见武王之伐纣，盖承上帝之命，有如上帝赫赫然在上而临督之者矣，此众所以劝之无二其心也。盖人之心即天之心，人心之所欲即帝命之所临，苟拂人心而肆行己志，则是人心不归，人心不归则是上帝不临矣，上帝不临则其心不能无疑，其心既疑则虽有师徒之众、将帅之贤，亦岂能有成功哉？是故明主之兴师动众，恒反求诸心曰上帝临我乎？揆之天理而合则帝命在是矣，夫然后决然为之而不疑，不然则然而不敢少安也。
《诗序》：《酌》，告成大武也。曰：于（叹辞）铄（盛也）王师，遵（循也）养时晦。时纯熙（光矣）矣，是用大介（甲也，所谓一戎衣也）。我龙（宠也）受之，闇闇（武貌）王之造（为也）。载（则也）用有嗣，实维尔公（事也）允（信也）师。
朱熹曰：“此颂武王之诗。言其初有于铄之师而不用，退自循养，与时皆晦，既纯光矣，然后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后人于是宠而受此闇闇然王者之功，其所以嗣之者，亦惟武王之事是师尔。”
臣按：先儒谓此诗颂武王之武功，言其初虽有甚盛之师，而退自循养，与时皆晦，不见其有迹，直至其时之至既纯光矣，然后一著戎衣而天下翕然大定，此其所以为武王之武也。后王于是宠而受此闇闇然之武功，其所以嗣之者亦惟武王之事是师可也。不先时而动，不后时而靡，君之用武能如是，是亦武王也已。
《鲁颂泮水》其五章曰：明明鲁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宫，淮夷攸服。矫矫（武貌）虎臣，在泮献馘（所格者之左耳）。淑（善也）问（讯囚也）如皋陶，在泮献囚（所虏获者）。
朱熹曰：“古者出兵受成于学，及其反也释奠于学，而以讯馘告，故诗人因鲁侯之在泮而愿其有是功也。”
其六章曰：济济多士，克广德心（善意也）。桓桓于征，狄（遏也）彼东南（谓淮夷）。烝烝皇皇（盛也），不吴（音话）不扬（肃也）。不告于讠凶（讼也），在泮献功。
其七章曰：角弓其觩（健貌），束矢（五十为束）其搜（矢疾声）。戎车孔博（广大），徒御无斁（竞劝也）。既克淮夷，孔淑不逆（违令也）。式固尔犹（谋也），淮夷卒获。
司马光曰：“受成献馘，莫不在学，所以然者，欲其先礼义而后勇力也。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若专训之以勇力而不使之知礼义，奚所不为矣。”
臣按：朱熹谓作泮宫克淮夷之事，他无所考，故不质其为僖公之诗，而且以克淮夷为颂祷之辞，则是诗所谓献馘、献囚、献功者，则未必有是事也。然其事虽未必有，但味其辞，克而谓之既，既者已然之辞也。考之《春秋》，僖公十三年鲁尝从齐桓会于咸，为淮夷之病杞；十六年尝从齐桓会于淮，为淮夷之病殽。当是时，主会在齐而僖公从焉，作颂者以公亦尝与齐之会，故掠齐之美者以颂鲁欤？其事之有无固不可必，臣载之于此，以见受成献馘之礼皆在于学，非但礼有是言，而古之人实尝行之，非虚语也。
以上总论威武之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