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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脊、刺人之面，皆汉唐所无者欤，故其末世子孙生者有系累之苦，死者遭暴露之祸，后世用刑者宜以为戒。
淳熙十四年，臣僚言：“刺配之法，考之祥符止四十六条，至庆历已一百七十六条，今淳熙配法五百七十条，犯者日众，黥刺之人所至充斥，前后创立配条不为无说，若止令居役不离乡井，则几于惠奸，不足以惩恶，若尽用配法不恤黥刺，则面目一坏，谁复顾藉？适长威力，有过庶由自新。”
洪迈曰：“秦之末造赭衣半道而奸不息，宋制，减死一等及胥吏兵卒徒配者涅其面而刺之，本以示辱且使人望而识之耳，久而益多，每郡牢城管其额常溢殆至十余万，凶盗处之恬然，盖习熟而无所耻也。罗隐《谗书》云‘九人冠而一人髽，则髽者慕而冠者胜；九人髽而一人冠，则冠者慕而髽者胜’，正谓是欤。老子曰：‘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则为恶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可谓至言。”
臣按：自废肉刑之后，惟宫一刑尚存，然多取反叛余孽为之，亦或有生而隐宫，及自宫以求进者，官府不以为刑也。唐初虽断右趾，太宗以为肉刑久除不忍复，而房玄龄亦谓：“今肉刑既废，以笞、杖、徒、流、死为五刑，又刖人足，是六刑也。”于是除之。宋人于今五刑之外又为刺配之法，岂非所谓六刑乎？聚罪废无聊之人于牢城之中，使之合群以构怨，其愤愤不平之心无所于泄，心中之意虽欲自新而面上之文已不可去，其亡去为盗、梃起为乱，又何怪哉。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迄不能制之，是皆刺配之徒，在在而有以为之耳目也。（以上徒流）
《舜典》曰：金作赎刑。
朱熹曰：“金作赎刑者，使之入金而免其罪，所以赎夫犯鞭扑之刑而情又轻者也。”
或问朱熹曰：“赎刑非古法欤？”曰：“古之所谓赎刑者，赎鞭扑耳。夫既已杀人伤人矣，又使之得以金赎，则有财者皆可以杀人伤人，而无辜被害者何其大不幸也？且杀人者安然居乎乡里，彼孝子顺孙之欲报其亲者，岂肯安于此乎？所以屏之四裔，流之远方，彼此两全之也。”
《吕刑》曰：墨辟疑赦，其罚百锾（六两曰锾），阅（视也）实其罪；劓辟疑赦，其罚惟倍（二百锾也），阅实其罪；禬辟疑赦，其罚倍差（倍而又差五百锾也），阅实其罪；宫辟疑赦，其罚六百锾，阅实其罪；大辟疑赦，其罚千锾，阅实其罪。
蔡沈曰：“皋陶谓‘罪疑惟轻’者，降一等而罪之耳，今五刑疑赦直罚之以金，是大辟、宫、禬、劓、墨皆不复降等用矣。舜之赎刑，官府、学校鞭扑之刑耳。夫刑莫轻于鞭扑，入于鞭扑之刑而又情法犹有可议者，则是无法以治之，故使之赎，特不欲遽释之也，而穆王之所谓赎，虽大辟亦赎也，舜岂有是制？”
夏僎曰：“每条必言‘阅实其罪’，恐听者或不详其意，止阅实其一而忽其他，故不嫌其费辞也。”
董鼎曰：“舜既以五流而宥五刑矣，鞭扑之轻者乃许以金赎，所以养其愧耻之心而开以自新之路，曰‘眚灾肆赦’则直赦之而已。穆王乃以刑为致罪，以罚为赎金，既谓五刑之疑有赦，而又曰其罚若干锾，则虽在疑赦皆不免于刑赎，五刑尽赎，非鬻狱乎？自是有金者虽杀人皆可以无死，而刑者相半于道，必皆无金者也，中正安在哉？”
臣按：《吕刑》之赎法，蔡氏本朱子，意谓《舜典》所谓赎者官府、学校之刑耳，若五刑则固未尝赎也。五刑之宽，惟处以流、鞭、扑之宽，方许其赎。今穆王赎法虽大辟亦与其赎免，曾谓唐虞之世而有是法，以为穆王巡游无度，财匮民劳，至其末年无以为计，乃为此一切权宜之术以敛民财，夫子录之盖以示戒。而马端临乃谓，熟读此书，哀矜恻怛之意，千载之下犹使人为之感动，且拳拳乎讫富惟贫之戒，其不为聚敛征求设也审矣。且所谓赎者，意自有在。其曰“墨辟疑赦，其罚百锾”，盖谓墨法之中疑其可赦者不遽赦之，而姑取其百锾以示罚耳；继之曰“阅实其罪”，盖言罪之无疑，则刑可疑、则赎皆当阅其实也。又曰财者人之所甚欲，故夺其欲以病之，使其不为恶耳，岂利其货乎？此书大概所言哀民之罹于法，惧有司不能审克而轻用之，此意盖期于无刑而非作刑也。臣窃以谓马氏之言谓穆王之赎法非利其货入，盖因后世禁网深密，犯罪者多，阅其实有可疑者则罚其所甚欲之金以贷其罪也，夫罪入五刑而可疑者，使富而有金者出金以赎其罪可矣。若夫无立锥之民而犯大辟之罪，何从而得金千锾乎？如是，则罪之疑者，富者得生、贫者坐死，是岂圣人之刑哉？然则罪之有疑者如之何则可？《书》固自谓“上下比罪”，“上刑适轻，下服”，是即《虞书》“罪疑惟轻”也，奚用赎为哉？
《周礼》：职金掌受士之金罚、货罚入于司兵。
郑玄曰：“货，泉布也。罚，赎罚也。入于司兵，给治兵及工直也，故曰‘金作赎刑’。”
贾公彦曰：“掌受士之金罚者，谓断狱讼者有疑，即使出赎，既言金罚又言货罚者，出罚之家时或无金，即出货以当金也。”
臣按：《周礼》职金受士之金罚、货罚入于司兵，盖因人之有罪犯于师士者，当罚金与货以赎罪，则入其金于司兵，以为治兵之工直，后世有罪者往往归之内藏以为泛用，或以为缮修营造之费，非古制也。
汉惠帝元年，令民有罪得买爵三十级以免死罪。颜师古曰：“令出买爵之钱以赎罪。”
臣按：《舜典》“金作赎刑”，非利之也，而后世则利之矣。惠帝令民有罪得买爵以免死罪，则是富者有罪，非徒有财而得免死，又因而得爵焉。呜呼，是何等赏罚耶？
孝文时，纳晁错之说，募民纳粟塞下得以除罪。
臣按：错之说欲以此使人重谷也，谷则重矣，刑毋乃轻乎？是知务农足以使民财之，富而不知，轻刑适足以致民俗之嚚，此偏见曲说，识治体者所不取也，必不得已而救一时之急，非甚不得已不可也，事已则已可矣。
武帝天汉四年，令死罪人入赎钱五十万减死罪一等。
臣按：辟以止辟，此二帝三王立法之本意也，若死者而可以利赎，则犯法死者皆贫民而富者不复死矣。其他杂犯赎之可也，若夫杀人者而亦得赎焉，则死者何辜而其寡妻、孤子何以泄其愤哉？死者抱千载不报之冤，生者含没齿不平之气，以此感伤天地之和、致灾异之变，或驯致祸乱者，亦或有之，为天地生民主者，不可不以武帝为戒。
宣帝时西羌反，张敞以兵食不足，请令各诸有罪非盗受财、杀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谷以赎罪。事下有司，萧望之等言：“令民量粟以赎罪，如此，则富者得生，贫者独死，是贫富异刑而刑不一也，恐开利路以伤既成之化。”
蔡沈曰：“敞之议初未尝及夫杀人及盗之罪，而望之等犹以为恐开利路以伤既成之化，曾谓唐虞之世而有是赎法哉？”
宋制，凡用官荫得减赎。太祖乾德四年，大理正高继申言：“《刑统名例律》三品、五品、七品以上官，亲属犯罪，各有等第减赎。恐久恃先荫，不畏刑章，今犯罪身无官者，须祖父曾任本朝官，据品级等乃得减赎；如仕于前代，须有功德及民、为时所推乃得请。”从之。
太祖又定流内品官任流外职，准律文，徒罪以上依当赎法。
仁宗至和初，诏前代帝王后尝任本朝官不及七品者，祖父母、父母、妻子罪流以下听赎。
臣按：宋朝赎法惟以待轻刑，非独以优见仕之臣，凡其亲属亦蒙其泽；非独以待当世之臣，虽前代之臣其子孙亦得沾其惠。
太宗淳化四年，诏：“诸州犯罪或入金赎，长吏得以任情而轻用之，自今不得以赎论。”
臣按：赎刑乃帝王之法，孔子修《书》载在圣经，盖惟用之学校以宽鞭扑之刑，所以养士大夫之廉耻也。后世乃一概用之以为常法，遇有边防之警则俾之纳粟于边，遇有帑藏之乏则俾之纳金于官，此犹不得已而为之，是以职金、纳金货于司兵之意也。若当夫无事之时而定以为常制，则是幸民之犯以为国之利，可乎？然此犹为国也，今之藩臬州邑往往假以缮造公宇、修理学校为名，随意轻重而取之，名虽为公，实则为己，朝廷虽有明禁，公然为之，恬无所畏。乞敕法司申明旧比，再有犯者坐以枉法，终身不齿，庶几奸弊少息乎。（以上赎罪）
以上明流赎之意。臣按：《虞书》五刑之下有流，所以宥夫疑狱及不可加刑之人；鞭扑之下有赎，所以宥夫轻罪及以养士大夫廉耻之节。然未有徒刑也，而徒之刑始见于《周官》，然亦未明言其为徒也而有徒之意焉。所以为此刑者，盖亦流宥之意，而其罪视流为轻矣。本朝因隋唐旧制，以笞、杖、徒、流、死为五刑，所谓流者率从宽减以为徒，真用以流者盖无几也；至于赎刑，国初虽因唐制而赎以钱，五刑一十九等，自六百文以至四十二贯，第立制以为备而不尽用也，其后或随时以应用而有罚米赎罪之比，然皆以贷轻刑尔，而真犯死罪者则否。是以一世之人得以安其室家之乐而无流徙之苦，役作于外者，曾不几时限满而归者，即复如旧，富者不以财而幸免，贫者不以匮而独死。其制刑视前代为轻，其用刑视前代为省，民心之亲戴、国祚之绵长，岂无所自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