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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帝元和元年，诏曰：“律云‘掠（问也）者唯得榜（击也）、笞、立（立谓立而考讯之）’，又令丙，棰长短有数。自往者大狱以来，掠考多酷钻钻之属，惨苦无极，念其痛毒，怵然动心，《书》云‘鞭作官刑’，岂云若此？宜及秋冬理狱，明为其禁。”
臣按：章帝居安富尊荣之地，而虑念及于狴犴之苦，且云“念其毒痛，怵然动心”，仁人之言也。
献帝建安中，议者欲复肉刑，孔融议曰：“古者淳厖，善否不别，吏端刑清，政无过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迟，风化坏乱，政挠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绳之以古刑，投之以残弃，非所谓与时消息者也。纣斫朝涉之胫，天下谓为无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刑一人，是天下常有千八百纣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虑不念生，志在思死，类多趋恶，莫复归正。夙沙乱齐，伊类祸宋，赵高、英布为世大患，不能止人遂为非也，适足绝人还为善耳。虽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孙膑、冤如巷伯、才如史迁、达如子政，一离刀锯，没世不齿，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雎之骨立、卫武之初筵、魏尚之守边，无所复施也。汉开改恶之路，凡为此也。故明德之君远度深惟，弃短就长，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其言。
臣按：自文帝废肉刑，至是盖三百年，一旦欲复之，难矣。孔融之议专为惜人，是即所谓虽欲改过自新，其道亡繇者也。肉刑有五，宫居其一，乃其中尤惨者也四，刑止毒其身，宫刑乃绝其世，人之有生，承传禅续，其来有非一世，而一旦绝之于其身，岂非人生大惨哉？自汉文帝废肉刑，后有议欲复之者，仁人君子必痛止之。夫于人之有罪者尚不忍戕其生、绝其世，乃有一种悖天无亲之徒，自宫其身以求进，以祖宗百世之脉、云仍万世之传而易一身之富宠，岁月如流，人生几何，胡不思之甚邪？愚民无知而自落陷阱，上之人亦恬然视之而不加禁止，何哉？兹亦斁彝伦、败风化、感伤和气之一端，有国者所当严为之禁而罪其主使用力之人，是亦不忍人之政之大者也。
唐制，囚二十日一讯，三讯而止，数不过二百。凡杖皆长三尺五寸，削去节目，讯杖大头径三分二厘，常行杖大头二分七厘、小头一分七厘，笞杖大头二分、小头一分有半。死罪绞而加纽。官品勋阶第七者锁禁之。轻罪及十岁以下、八十以上者，废疾、侏儒，皆颂（音松）系以待断。
宋太祖定折杖之制，凡流刑四，加役流脊杖二十、配役三年，流三千里脊杖二十二，千五百里脊杖十八，二千里脊杖十七，并配役一年；凡徒刑五，徒三年脊杖二十，徒二年半脊杖十八，二年脊杖十七，一年半脊杖十五，一年脊杖十三；凡杖刑五，杖一百臀杖二十，九十臀杖十八，八十臀杖十七，七十臀杖十五，六十臀杖十三；凡笞刑五，笞五十臀杖十下，四十、三十臀杖八下，二十臀杖七下。常行官杖长三尺五寸，大头阔不过二寸，厚及小头径不得过九分。徒、流、笞通用常行杖，徒罪决而不役。
臣按：唐虞三代以来俱用肉刑，至汉文帝始废肉刑用笞，其原盖权舆虞刑之鞭扑也，除死罪外，自墨、劓以下率以笞代之。然未为笞令，所棰之具无常物，所棰之处无定在，景帝定棰令，棰之制始用竹，受棰之处专在臀。魏晋南北朝其君臣仁暴不同，其俗尚厚薄不一，其所用刑各有不同，隋文帝始定为今之五刑，凡前代考讯之具若大棒、束杖、车辐、鞋底之类尽除不用。唐宋因之，制为刑具，各有等第。本朝于《大明律》卷首作为横图以纪狱具，笞，大头径二分七厘、小头径一分七厘；讯杖，大头径四分五厘、小头径三分五厘，以上皆以荆为之，长俱三尺五寸；枷以干木为之，长五尺五寸，头阔一尺五寸，死罪重二十五斤，徒、流、杖以下有差杻，长一尺六寸、厚一寸；铁索长一丈，镣重二斤。凡为笞杖皆削去节目，用官降较板较勘如式，然后用之，不许用筋胶诸物装钉，应决者用小头臀受，其大小厚薄视唐略等，比宋则尤为轻焉。祖宗好生之仁，虽为恶之罪人惟恐或有所伤，而为之薄刑也如此，是以仁恩厚德浃于民心，百年于兹。近年以来，乃有等酷虐之吏恣为刑具，如夹棍、脑袴、烙铁之类，名数不一，非独有以违祖宗之法，实有以伤天地之和，伏乞圣明申明旧制，凡内外有因袭承用者，悉令弃毁，然禁之必自内始，敢有仍前故用，即以所制者加之，庶使太祖皇帝慎罚之意、恤刑之仁所以著于律文者，万世之下恒如一日，所以恢皇仁于九有、绵国祚于万年者，端在于斯。
宋之诏狱本以纠大奸慝，故其事不常见。初，群臣犯法，体大者多下御史台，狱小则开封府、大理寺鞫治焉。神宗以来，凡一时承诏置推者谓之制勘院，事出中书则曰推勘院，狱已乃罢。自熙宁二年，命都官郎中沈衡鞫知杭州祖无择于秀州，内侍乘驿追逮，自是诏狱屡兴。南渡后，秦桧屡兴大狱以中异己者，名曰诏狱，实非诏旨也。
臣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刑人于市与众弃之，天下之法当出于一，帝王之心无偏无党，犯于有司当付有司治之。宋人于常狱之外而又有诏狱以纠大奸慝，其后遂使权臣假之以中伤异己者，一时内外臣民知有权臣而不知有天子，几至于潜移国祚。呜呼，国家常制，自有掌刑之官、原设之狱，罪无大小皆有所司，又何用别开旁门，使权归于一人，祸及于百姓哉？然是时犹必经中书，事已即休，而犹未至于专设一司、任一人而又付之以访缉之权也。呜呼，此弊端之最大者，尚幸操得其柄、用得其人而未至于大肆，然圣王立法常为中制，此等之事有之不若无也。
元制，五刑之目凡七下至五十七谓之笞刑，凡六十七至一百七谓之杖刑，其徒法年数、杖数相附丽为加减，盐徒盗贼既决而又镣之，流则南人迁于辽阳迤北之地、北人迁于南方湖广之乡，死刑则有斩而无绞，恶逆之极者又有凌迟处死之法焉。
臣按：自隋唐以来除去前代惨刻之刑，死罪惟有斩、绞二者，至元人又加之以凌迟处死之法焉。所谓凌迟处死，即前代所谓剐也，前代虽于法外有用之者，然不著于刑书，著于刑书始于元焉。其笞杖每十数必加以七者，其初本欲减以轻刑也，其后承误反以为加焉。大德间王约上言：“国朝之制，笞杖十减为七，今杖一百者宜止九十七，又不当加十也。”则其立法之始意可见矣。本朝之制，凡受罪者有《大诰》减一等，事与之同而意与之异，然彼但减杖数尔，我圣祖之意，盖悯夫臣民之受罪者不知天理之不可违、王法之不可犯，故罹于刑宪而不自知也，俾其因天书之一帙减罪名之一等，咸知所感发而益加惩创，不至于再犯也。所谓仁人之言其利溥，信乎其然哉！然历岁既久，名存实亡，殊失圣祖垂训仁民之意，乞敕内庭缮写重刊，颁行天下，凡法司有犯罪者，俱要亲写一本送官收贮，无者加一等，如圣诰所谕。法司积之既多，给与两监监生，俾其熟读以为鉴戒，是亦因刑弼教之一也。
以上制刑狱之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