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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与性成，其视后世通经之士徒习章句训义而无益于性情心术者何如哉？然人各有所偏，醇厚者于智或不足，故其失愚；疏达者于言或易发，故其失诬；博大者易以奢广，峻洁者易以深刻，恭敬者或烦劳而不安乐，属辞比事而不至者善恶或至缪乱，故必矫其失而后有以全其得，亦如古者教胄子之意也。曰《诗》之失、《书》之失云者，盖言学经者之失，非谓经之有失也。”
臣按：真氏又言：“学此经者当思有以得于经者何如，学《诗》矣，吾之德果温柔敦厚矣乎？学《书》矣，吾之德果疏通知远矣乎？必如是而深思焉，如是而自勉焉，庶乎为善于经者，不然则章句而已耳，训义而已耳，其何益哉？”其言警切，读经者当以自察，教经者当以示训，观人者当以为征。
《荀子》曰：《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又曰：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
杨倞曰：“此说六经之意。《书》所以纪政事，《诗》谓乐章，所以节音主乎中而止，不使流淫，礼所以为典法之大分、统类之纲纪。类谓礼法所触类而长者。”
真德秀曰：“法而不说，谓陈列其法，使人自悟而无待于论说；故而不切，谓但述已然之得失，使人知以为监而不待于迫切。”
《庄子》曰：《诗》以道志，《书》以道事，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朱熹曰：“《庄子》此语，后来人如何可及。”
臣按：荀况学圣人之道未至者，其言五经似矣，庄周则非圣人之道而自为一家言者，而亦尊崇圣人之经如此，且其言简而理尽，后之总论经者皆莫及焉。然言六经而不及礼，则彼学老聃者则固以礼为忠信之薄而放荡于礼法之外者乎？荀之言则重乎礼，庄之言则遗乎礼，可见儒学所以异于老庄者，其辨在乎礼而已矣。
《扬子》曰：说天者莫辨乎《易》，说事者莫辨乎《书》，说体者莫辨乎礼，说志者莫辨乎《诗》，说礼者莫辨乎《春秋》。
真德秀曰：“战国以来，辩士之说胜而不根诸理，流俗惑之，至汉犹然，故扬子发此论，然于五经之旨未能有大发明也。”
班固曰：“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尽五常之道，相须而备，故《易》为之原。”
真德秀曰：“六经于五常之道无不包者，今以五常分属于六艺，是乐有仁而无义、《诗》有义而无仁也可乎哉？大率汉儒论经鲜有得其指要者，反不若庄生之当于理也。”
程颐曰：“凡看书各有门庭，《诗》《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书》《论语》可以逐句看，圣人用意深处全在《系辞》，《诗》《书》乃格言。”
朱熹曰：“上古之书莫尊乎《易》，中古后书莫大于《春秋》，然此两书皆未易看。”又曰：“子所雅言《诗》《书》、执礼，未始及《易》，夫子尝以教人，只是如此，今人便先为玄妙之说。”
臣按：古有六经，《易》《诗》《书》《春秋》、礼、乐也。《易》《诗》《书》《春秋》四者亲经孔子所删定者也，而礼与乐无全书，后世所谓礼经者，《仪礼》《周礼》《礼记》也，三书者皆出于汉世，《仪礼》《周礼》有成书而《礼记》则杂出于汉儒之所记，乐书无传而《乐记》一篇杂于《礼记》中，其文雅驯，又多格言，非汉儒所及，盖亦古经之遗也。自宋王安石弃《仪礼》不以取士，世遂因之，今所谓五经者，《易》《书》《诗》《春秋》《礼记》也。学者各专一经，能于本经之外旁及他经，方见天地之纯全、古人之大体，然后得为全体大用之学，苟拘拘于章句训义之末，以取一第以为进身之阶，即束之高阁而所用者非所学，是固非圣贤教学之道，亦岂祖宗所以造士之意哉？（以上六经）
何晏曰：“鲁《论语》二十篇，齐《论语》则有《问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古《论》出孔氏壁中，分《尧曰》下章子张问以为一篇，有两《子张》，凡二十一篇，篇次不与齐、鲁《论》同。”
朱熹曰：“以何晏所叙篇数考之，则今之《论语》信为鲁《论》矣。”
金履祥曰：“此段何晏进《论语集解》之疏文也，朱子节入，然鲁《论》、齐《论》至张禹始合，至郑康成则以鲁《论》考之齐《论》、古《论》为之注，三论始合为今定本。”
柳宗元曰：“诸儒皆以《论语》孔子弟子所记，不然也。孔子弟子曾参最少，又老乃死，而是书记其将死之言，则其去孔子之时甚远，而当时弟子略无存者矣。吾意，孔子弟子尝杂记其言，而卒成其书者，曾子弟子乐正子春、子思之徒也，故是书之记诸弟子必以字而曾子不然，盖其弟子号之云耳，而有子亦称子者，孔子之殁，诸弟子尝以似夫子而师之，乃叱避而退，则固尝有师之号矣。”
朱熹曰：“柳氏之言，其论曾子者得之，而有子叱避之说，则史氏之鄙陋无稽而柳氏惑焉，以《孟子》考之，当以曾子不可而寝其议，有子曷尝据孔子之位而有其号哉？”
程颐曰：“《论语》之书成于有子、曾子之门人，故其书独二子以子称。”
朱熹曰：“程子因柳氏之说断而裁之，以为此说，杨氏又谓此书首记孔子之言而以二子之言次之，盖其尊之亚于夫子尤为明验，至于闵损、冉求亦或称子，则因其门人所记而失之不革也欤。”
又曰：“《论语》为书，传道立言深得圣人之学。或问《论语》以何为要？曰：要在知仁。孔子说仁处最宜玩味。曰：孔子说仁处甚多，尤的当是何语？曰：皆的当，但其门人所至有不同，故其答之亦异。”
臣按：仁之一字，先儒以心之德、爱之理为训，臣窃以为仁之为仁，乃人心之全德、道理之总名，仁义礼智之仁如元亨利贞之元也，专以元言则元属乎春，统以元言则亨利贞何者而非一元之气乎？仁之于义礼智亦犹是也。是故颜子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仲弓问仁，子曰“主敬行恕为仁”；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为仁”；子张问仁，子曰“恭宽信敏惠为仁”；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璟”。凡若此者，皆因一人之问而告之以一理也，若夫樊迟一人则凡三问焉，首告之以恭敬忠，次告之以先难后获，终告之以爱人，是仁之为仁，无往而不在，凡夫天下之理、人心之德，无一事之非仁也。夫其所谓出门如宾、承事如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夫其言也璟、先难后获及爱人者，皆就事而言也，若夫所谓礼、所谓忠、所谓敬、所谓恭、所谓宽、所谓信、所谓敏与惠皆以为仁，可见仁之为仁不止于一德，盖众理之总名、诸德之要道。若专以为一德、指为一事，则仁之道小矣，故曰仁也者人也，以见人之所以为人，以其全尽此人之理也，但其发之最先者则以恻隐为之端耳。先儒解之曰仁者天理之至公、人心之全德，当以此言为中的。
又曰：“《论语》之书，其辞近，其指远，辞有尽，指无穷，有尽者索之训诂，无穷者要当会之以神。”
李侗曰：“人之持身当以孔子为法，孔子相去千余载，既不可得而亲之，所可见者独《论语》耳。《论语》盖当时门人所记孔子言行也，每读而味之、玩而绎之、推而行之，虽未升堂入室，亦不失为士君子也。”
朱熹曰：“孔门答问，曾子闻的话颜子未必与闻，颜子闻的话子贡未必与闻，今却合在《论语》一书，后世学者岂不是幸事？但患自家不去用心。”
又曰：“夫子教人零零星星，说来说去、合来合去，合成一个大事物。”
臣按：朱熹尝言初入学即读《论语》，其后读尽天下书，不见有一书胜如《论语》者，盖诸圣人一人是一圣人，孔子则合众圣人以为大圣人，诸书一书是一书，《论语》是合众书以为一书。孔子之言明白正大，皆就人伦日用上说，所谓大中至正之理、中庸之道也。孔子之说，譬如人在平地上行，从容自在，后人之说如人厌行平地，却上高山、泛大海，虽是高深，然多崎岖险阻，不若平地之可以常行无碍也。所谓高山大海，谓之非地不可，然非其平坦者，致远恐泥，为学之道所当读之书诚无有要于《论语》者，读书者以《论语》为主，以权衡天下之书、以折衷诸儒之说，随其资质之近似而因其一言之明处，以达圣人之全体，然后推之以用于天下。《大学》经之一章，儒者全体大用之学也，虽不记之《论语》书中，然真孔子之言也，学者所当世守之以为家传之心法。（以上《论语》）
以上本经术以为教（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