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则其所学者章句之末耳，此学者之大患也。”
朱熹曰：“专，独也。《诗》本人情、该物理，可以验风俗之盛衰，见政治之得失，其言温厚和平，长于风谕，故诵之者必达于政而能言也。”
臣按：《诗》与《易》《书》《春秋》《礼》并为五经，其四经皆出自圣贤之制作删述，所以纪载圣君贤相、大贤君子之言行事功，惟《诗》之为诗则多里巷田野、匹夫匹妇欢悲怨怒之言，甚至淫佚悖乱之事亦或有之，顾使羁臣贱妾之辞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格言大训并列以为经，呜呼！夫岂无其故哉？盖以人之生也，性情具于中，志趣见于外，必假言以发之也，言以发其心之所蕴，志有所抑扬言不能无短长，心有所喜怒言不能无悲欢，动于心而发之口，有自然之理致，有自然之音响，天机自动，天籁自鸣，此《诗》之所以作也。《诗》之作也，原于天理之固，有出于天趣之自然，作之者应口而出，声赋之者随宜而应用，或因之以申吾不容己之情，或由之以发吾不可言之意，或假之以明吾难显白之事，章不必有定句也，句不必有定字也，言从而理顺，声和而韵协，斯得之矣，固未有所谓义例也，又恶用训诂为哉？昔孔子既删《诗》以为经，而又时时雅言以教学者，有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又尝以教其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则是《诗》之为用可以达政事、备问对、资言谈可见也。今观三百五篇而律以诸儒之章旨、训解，其间言及于政事之施、专对之用、言谈之助政不多，有间有一二剟取而施用之亦自有限，不知圣人何故云云也。及考之《大学》《中庸》《孟子》之书，取凡三书所引《诗》言观之，而又旁及于《礼记》中《学记》《乐记》《表记》《坊记》《缁衣》等篇，与夫《左氏春秋》、刘向《说苑》、《韩诗外传》诸书一一参考，然后知孔门读《诗》之法与后世拘于义例而局以训诂者异焉。曾子述孔子之意作《大学》凡十引《诗》，子思得曾子之传作《中庸》凡十二引《诗》，孟子学于子思作书七篇凡十二三引《诗》，究其旨义，多与诸儒所训解之《诗》意不全合，由是以观圣门教人读《诗》，必有所授受而出于义例训诂之外者，三子者相传必有所自，而左氏之所赋、汉儒之所说，盖亦非无所因者矣。后之学《诗》者必也本孔、曾、思、孟之所传，据《论》《学》《庸》《孟》之所引，以为诵《诗》三百之法。是故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性情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本朱子此言以为读《诗》之常法；《诗》因于事，不迁事以就《诗》，事寓于《诗》，不迁《诗》以就事，不铢铢而析之，不寸寸而较之，取吕氏此言以为用《诗》之活法，夫如此其于孔门学《诗》之法其庶矣乎。虽然，未也，子贡因论学而知《诗》，子夏因论《诗》而知学，“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子思以明上下一理之察，《旱麓》之章旨果若是乎？“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朱子以“敬止”为无不敬而安所止，他日之训解又何不若是乎？是知读《诗》之法在随文以寻意，用《诗》之妙又在断章而取义也。学者诚以是而求诸三百五篇，则雅无大、小，风无正、变，颂无商、周、鲁，苟意会于心，言契乎理，事适其机，或施之政事，或发于语言，或用之出使，与凡日用施为之间，无往而非《诗》之用矣，固不拘拘于义例、训诂之末也。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朱熹曰：“小子，弟子也。兴谓感发志，意观谓考见得失，群谓和而不流，怨谓怨而不怒。人伦之道，《诗》无不备，其绪余又足以资多识，学《诗》之法，此章尽之，读是经者所宜尽心也。”
臣按：先儒谓《论语》之及《诗》者多矣，而惟此章为备，学者苟于此尽心焉，则有以感发其志意而为善不懈，有以考见其得失而于事无惑，和而不流以处群居之常，怨而不怒以处人伦之变，孝父忠君而于人伦之大者无愧，博物洽闻而于一物之小者不遗。《诗》之为益不既多乎？其为益之多如此，学者所宜尽心也。
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
朱熹曰：“为犹学也。《周南》《召南》，《诗》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齐家之事。正墙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无所见、一步不可行。”
臣按：先儒谓《诗》有二《南》，犹《易》有乾坤，学《诗》者自此入，而修齐治平之道皆自此出。此章与诵《诗》三百、小子何莫学夫《诗》，皆明穷经致用之道。
《孟子》：咸丘蒙问曰：“《诗》云‘普（遍也）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循也）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字也）害辞（语也），不以辞害志，以意逆（迎也）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独立之貌）遗（脱也）’，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
程颐曰：“举一字是文，成句是辞。”张载曰：“知《诗》莫如孟子。以意逆志，读《诗》之法也。”
朱熹曰：“《诗》，《小雅北山》之篇也。作诗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为独使我以贤才而劳苦乎？非谓天子可臣其父也。《云汉》，《大雅》篇名也。言说《诗》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义，不可以一句而害设辞之志，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辞而已，则如《云汉》所言，是周之民真无遗种矣，惟以意逆之，则知作诗者之志在于忧旱而非真无遗民也。”又曰：“意谓己意，志谓诗人之志。逆，迎之也，其至否迟速不敢自必而听于彼也。”
《史记》曰：古《诗》本三千余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者三百五篇。
孔颖达曰：“按《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之言未可信也。”
朱熹曰：“三百五篇其间亦未必皆可施之礼义者，但存其实以为鉴戒耳。”
程颐曰：“古之人幼而闻歌颂之声，长而识美刺之意，故人之学田《诗》而兴。后世老师宿儒尚不知《诗》之义，后学岂能兴起乎？”又曰：“《周南》《召南》如乾坤，二《南》之诗，盖圣人取之以为天下国家之法，使邦家乡人皆得歌咏之也。有天下国家者未有不自齐家始，故先言后妃，次言夫人，又次言大夫妻，而古人有能修之身以化在位者，文王是也，故继之以文王之诗。”又曰：“学者不可不看《诗》，看《诗》便使人长一格。”
张载曰：“置心平易然后可以言《诗》，涵泳从容则忽不自知而自解颐矣。”又曰：“求《诗》者贵平易，不要崎岖。盖诗人之情性温厚平易，老成其志，平易故无艰之言，大率所言皆目前事而义理存乎其中，以平易求之则思远以广，愈艰则愈浅近矣。”
谢良佐曰：“学《诗》者须先识得六义，体面而讽咏以得之。”
又曰：“君子之于《诗》，非徒诵其言，又将以考其情性，非徒考其情性，又将以考先王之泽。盖法度礼乐虽亡，于此犹能并得其深微之意而传之。”又曰：“《诗》须讽咏以得之，古《诗》即今之歌曲，今之歌曲往往能使人感动，至学《诗》却不然，只为泥章句故也。”
欧阳修曰：“《诗》述商周，自玄鸟生民，上陈稷契，下讫陈灵，千五百年之间，旁及列国君臣世次、国地、山川、封域、图牒、鸟兽草木虫鱼之名，与其风俗、方言、训诂、盛衰治乱、美刺之由，无所不载。”
游酢曰：“学诗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如观《天保》之诗则君臣之义修矣，观《唐棣》之诗则兄弟之爱笃矣，观《伐木》之诗则朋友之交亲矣，观《关雎》《鹊巢》之风则夫妇之经正矣。昔王裒有至性，而子弟至于废讲《蓼莪》，则《诗》之兴发善心，于此可见矣。”
朱熹曰：“《诗经》全体，大而天道精微，细而人事曲折，无不在其中。”又曰：“《诗》之为经，所以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而无一理之不具。”
刘瑾曰：“通三百篇而论其大义，则其喜不至渎、怒不至绝、怨不至乱、谏不至讦，天时日星之大，虫鱼草木之微，人伦纲常之道，风气土地之宜，神祇祖考之祀，礼乐刑政之施，凡天人相与之理，莫不毕备于一经之中也。”
又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参之列国以尽其变，正之于雅以大其规，和之于颂以要其止，此学《诗》之大旨也。于是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
问《诗》何以兴，朱熹曰：“读《诗》见其不美者令人羞恶，见其美者令人兴起。”
又曰：“读《诗》之法，只是熟读涵泳，自然和气从胸中流出，其妙处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布置，务自立说也。”
臣按：真德秀有言：“三百篇虽难晓，今诸老先生发明其义，了然可知，如能反复涵泳，真可以感发其性情，则所谓兴于《诗》者，未尝不存也。”臣窃以谓，古人教胄子率以乐，今世古乐不存，而所谓《诗》者固三代之遗音也，学校之中、闲居游息之时，俾其歌咏三百篇《诗》，虽其节奏无传，然即今乡饮所歌《鹿鸣》之音调稍谐协之，纵不能皆如古人之全，然亦可以仿佛其万一也，其于兴起感发、惩创之道不为无助。（以上论《诗》）
以上本经术以为教（上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