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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之俗,有兄弟、师儒、朋友之俗,安于本俗人伦自厚,所以不偷薄;以刑教中者,如乡之八刑以弼教而归于中,所以不暴乱;以誓教恤者,如军旅之誓,使之忧患相救而恤其事,所以不怠惰;以度教节者,冠婚丧祭之度各有等杀,以节其欲,所以自知止足;以世事教能者,士、农、工、贾世传厥习以精其能,所以不失职。十者皆谓之教,教之常也,而圣人不徒教也。以贤制爵则不贤者莫不谨于德,以庸制禄则无功者莫不兴于功,是二者圣人奔走天下之权,而人心之激劝所系,故不言教而列于后。”

    臣按:圣人之所谓教者不但敷五典而已,而凡礼乐刑政之施、仪则等威之制、爵禄誓戒之事、世业士俗之常莫不有教存焉,一事之行而有一教之寓,此三代盛时邦国、都鄙、比闾、族党之间禁令之所施行,耳目之所渐染,日用之所见闻,何者而非轨民之法则、囿民之教条哉?后世之所谓教者,止有教之名无复教之实,况又有非所教而教者哉?

    以五礼(吉、凶、军、宾、嘉)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以六乐(《云门》《咸池》《大韶》《大夏》《大》《大武》)防万民之情而教之和。

    臣按:天子建中和之极以为礼乐,所以防民之情伪而教之中和,使行皆中正而心无乖戾也。

    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国都鄙,乃县(平声)教象之法于象魏(雉门两观),使万民观教象。浃日(一旬为浃)而敛之,乃施教法于邦国、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

    朱申曰:“建子之月朔日,始调和十二教以下之事而颁布此教职文书于邦国、都鄙,以地官之教法画之为象而悬于两观,使万民观教法而仪则之。浃一旬乃收敛,使远近皆知之,乃施教民之法于外之邦国、内之都鄙,使邦国诸侯教邦国之民、都鄙大夫教都鄙之民。”

    岁终则令教官正治而致事,正岁令于教官曰:“各共尔职、修乃事以听王命,其有不正则国有常刑。”

    贾公彦曰:“《周礼》凡言正岁者夏建寅之月也,直言正月者周建子之月也。”吴澂曰:“正治修其文书,致事上其计簿。”小司徒之职,掌建邦之教法,凡用众庶则掌其政教与其戒禁。

    朱申曰:“政以正之,教以导之,戒以饬其怠忽,禁以使之勿为。”

    臣按:先王布教于民非一日也,然犹必每岁之首调和之恐其所行者或有所乖戾也、颁布之恐其所施者或有所沮格也,既颁之以文书,复悬之于象魏,则凡有目者所共睹、有耳者所共闻,不至于消沮闭藏矣,至于岁终,又俾修其文书,上其计簿,使有所稽考焉。噫,圣人之治以教为先,而所以颁布其教者一岁之间凡三致意,委曲详细、丁宁谆切如此,此其教化所以大行,日新而无穷也欤。

    《礼记王制》曰: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养耆老以致孝,恤孤独以逮(及也)不足,上贤以崇德,简(差择)不肖以绌恶。

    吴澂曰:“此言司徒之所以教,即舜之命契者也。人之性禀或殊,使民由于礼则过者不得过、不及者不得不及,所谓节之也。人伦之德民所同得,使之能知其教则莫不感发奋起而兴于善,所谓兴之也。为人欲所溺之谓淫,八政有所禁戒,如防之堤水,所谓防之也。道德一则俗之习尚不各道其所道以为道、不各德其所德以为德,所谓同之也。耆老所当孝养,上之人养其老则民皆知致其孝矣;孤独有所不足者,上之人恤孤独则民皆知逮其不足矣。”

    六礼,冠、婚、丧、祭、乡、相见。七教,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宾客。八政,饮食、衣服、事为、异别、度、量、数、制。

    方悫曰:“冠、婚,嘉礼也;丧,凶礼也;祭,吉礼也;乡饮酒、士相见,宾礼也。”

    陈澔曰:“六礼、七教、八政皆司徒所掌,礼节民性,教兴民德,修则不坏,明则不渝,然非齐八政以防淫则亦礼教之害也。事为者,百工之技艺有正有邪。异别者,五方之器械有同有异。度、量则不使有长短、小大之殊,数、制则不使有多寡、广狭之异。若夫饮食、衣服,尤民生日用之不可阙者,所以居八政之首,齐之则不使有僭似、诡异之端矣。”

    臣按:《舜典》与《周官》皆云五教而此又云七教,其教之目比《书》所载加二焉,所谓五教者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而此加之以兄弟、宾客为七。所谓长幼者即兄弟之谓也,今分而为二,则是兄弟者天合而有先后者也,长幼者人合而有先后者也。朋友,亲相与者也;宾客,泛相遇者也。然五教之在《书》则谓之敷,敷布之也;七教之在礼则谓之明,明昭之也,而皆在司徒之所掌。敷者颁之于天下,明者讲之于学校也。

    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去声),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

    吴澂曰:“教即七教是也,修谓其教皆明无所废阙;政即八政是也,齐谓其政并举无所参差。以广谷大川而言,则地产有异而其习尚之所安各异其俗,故虽导之以教然亦不改易其所安之俗,使之各得以安其所安也;以刚柔、轻重、迟速而言,则天禀有异而其身口之所便各异其宜,故虽正之以政然亦不改易其所便之宜,使之各得以宜其所宜也。”

    臣按:民禀天地之性以生无不同也,然其所居之地水陆、川谷之土俗各异,所禀之气刚柔、迟速之剂量各殊,先王修其教、齐其政,固欲复其天地本然之性而归之同也,然土俗处处别、气禀人人殊,则有未易变易然者,苟不至于反常而逆理,则亦不强之使同焉。

    《大学》曰: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康诰》曰“如保赤子”,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覆败也)事、一人定国。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晓也)诸人者,未之有也。

    朱熹曰:“身修则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于家者也,然而国之所以事君、事长、使众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齐于上而教成于下也。《康诰》,《周书》。引《书》而释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强为,在识其端而推广之耳。一人,谓君也。机,发动所由也。此言教成于国之效,又承上文一人定国而言。有善于己然后可以责人之善,无恶于己然后可以正人之恶,皆推己以及人,所谓恕也,不如是则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矣。”

    臣按:《大学》修身以上皆是学之事,齐家治国方是教之事,一家之中有父母、有兄长、有子孙仆隶,我于其间为子则孝、为弟则弟、为家长则慈,曰孝、曰弟、曰慈,既有诸己则是能修身而教于家矣,由是一家之中人人皆孝、皆弟、皆慈而无一人不可教者,由是即所以立于身、行于家者,而教于人孝以为忠、弟以为顺、慈以为爱人之仁。夫如是则仁让之善积于一家而仁让之化形于一国,所谓不出家而教成于国也。苟或贪而不让、戾而不仁,恶念生于一人则一国便有作乱之事,所谓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也。虽然,为善则难、为恶则易而其善恶难易之机由于君之一身,而机者何?弩之牙也。矢之发动由乎弩机,一发动焉则势有不可遏者,以身示教者可不谨其机乎?所谓机者在于君身则其心之意也,心之发动是之为意。人君欲广其教于天下,不假强为,在识其善念端倪之初处,动其机以发之,从此推广去耳。嗟乎,一念之善与恶乃尧舜、桀纣之所以分,尧舜之君而有唐虞治世之民,其身既修其家可教,有诸己而求诸人,其所令之善即其所好者也;桀纣之君而有夏商末世之民,其身不修其家不可教,而无诸己而求诸人,其所令非不善而非所好者也。

    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朱熹曰:“庶而不富则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赋敛以富之;富而不教则近于禽兽,故必立学校、明礼义以教之。”

    胡寅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后能举此职者百无一二。汉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无闻焉,明帝尊师重传,临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学,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广生员,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于上,言行、政事皆可师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臣按:曰庶、曰富、曰教三者,自尧舜以来为治之大节目、大纲领也。盖天生斯民而立一人以为之司牧,付之以庶、富、教之三事,人君承上天之付托为万民之父母,必当尽治、教、养之三事,养之以至于繁庶,治之以至于富足,教之以至于仁厚,则尽乎父母斯民之责而无负乎上天付托之重矣。苟为不然,而惟知以天下而奉己,适乎己而不恤乎人,生齿日至于衰耗、田里日至于贫窘、民俗日至于靡荡,如是非但民不安其生而君亦不能安其位矣。就三者之中论之,庶、富者君之事也,教者师之事也,三代以来尽君道者间或有之,兼尽师之道者盖亦鲜矣。

    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勋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

    朱熹曰:“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无教则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圣人设官而教以人伦,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书》曰‘天叙五典,敕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谓也。放勋,本史臣赞尧之辞,孟子因以为尧号也。德,犹惠也。尧言劳者劳之,来者来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辅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从而提撕警觉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盖命契之辞也。”

    臣按: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有秉彝之性也,有其性而或以气禀之偏、或为物欲之蔽,遂去禽兽也几希。圣人先得秉彝之全者也,视吾人有秉彝之性而不能全,乃至去禽兽也不远,谁之责欤?吾为人之君而不能尽君人之责,使人不远于禽兽,则凡吾所治者皆狘之物也,吾何以为治哉?非徒负斯人之仰戴而实负上天之付托也,宁能不忧于心乎?忧之而修为之教,命臣以掌其事,立法以为之制,必使蚩蚩蠢蠢之民皆率其秉彝之性,然后吾之责塞而吾之忧释矣。后世人主知忧此者盖鲜矣,忧之一言,唐虞圣帝所以战兢惕厉而致雍熙泰和之治,其本在此欤。

    《汉书食货志》曰: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乡万二千五百户也。邻长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级,至乡而为卿也。于里有序而乡有庠序以明教,庠则行礼而视(读为示)化焉。春令民毕出在野,冬则毕入于邑,所以顺阴阳、备寇贼、习礼文也。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轻重相分,斑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从者,所以省费燎火,同巧拙而合习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与歌咏,各言其伤(怨刺之诗),是月余者亦在于序室。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此先王制土处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

    臣按:成周盛时,其富而教之其规条之详如此。当是之时,男有教、女有业,而无外慕出位之思、非礼犯分之为,此乖争陵犯之风所以不作也。

    汉贾谊言于文帝曰:“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至难知也。礼云礼云者,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

    臣按:为治大要二,礼与法也。礼也者教化之所从出者也,谊所谓绝恶于未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者是,则礼之所以禁于将然者也。法之为法,禁于已然者,则反是禁于将然则不肃而成、不严而治,而天下咸囿于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中矣。

    董仲舒曰:“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

    臣按:董子所谓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是三言者,是诚自古帝王修教立化之本也。所谓治天下之大务,生民习之以为风俗,子孙循之以为治道,虽百世可也,岂但行之五六百岁而不败哉?

    以上总论教化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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