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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或有侵轶，未尝举大众入深地，诚于无事之时寻古人之故迹，按前人之行事，东起辽东、西尽甘凉，于凡边塞无碱卤而宜裁种之地，因其地势，相其土宜，立为营堡，开垦田畴，分军耕种。当夫耕耘收获之时，除老幼守城外，凡有丁壮尽室而行，仍于所耕百十里之外设立亭障，开凿沟堑，为烽堠以瞭望之，出游骑以巡哨之，遇有寇盗入境，未至之先豫知儆备，势可敌则拒之，不可敌则避之。如此，则处处皆有屯种之所，年年皆有收获之入，边储自然给足，可以省内挽之劳，可以严外侮之备。
宋太宗端拱中，以陈恕为河北东路招置营田使，大兴河北营田。先是，雄州东际于海，多积水，戎人患之，不敢由此路入寇，顺安军至北平二百里地平广无隔阂，每岁边骑多由此而入，议者谓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陆之便，建阡陌、浚沟洫，益树五谷，所以实边廪而限戎马，故遣恕等经营之。恕密奏：“戍卒皆惰游仰食县官，一旦使冬被甲兵、春执耒耜，则恐变生不测。”乃止。
臣按：天下之事非兴作之难，而处置得宜之为难也。自汉赵充国于边地建屯田之议，魏晋至唐皆行之，未尝不用兵也，且其所行皆在穷边绝塞之所、冱寒硗卤之地，未闻虑其有不测之变而不为也，今宋之所谓边者，乃在中国，非边徼也，而陈恕乃恐其变生不测而密奏止之。呜呼，使为天下者凡有兴作，不顾事体之可否，一惟徇人情之从违，何以立国哉？古不云乎，“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臣请于凡边塞置立屯田，分军耕种，不必征其租入，士卒能于本田之外多耕者立为赏赉则例，但使人人奋耕、家家有积，边城自然充足，于是令内地该运边粮州郡，俾其赍价来籴，家积有余，市价自平，不独边用不亏，边军皆赡，而内郡之民亦省矣。
宋淳化中，临津令黄懋上书，请于河北诸州作水利田，自言：“闽人闽地种水田，缘小导泉，倍费功力，今河北州军陂塘甚多，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乃以何承矩为屯田使，懋充判官，于凡河北诸州水所积处大垦田，发诸州兵万八千人给其役，于雄、莫、霸等州兴堰六百里，置斗门，引定水灌溉，初年种稻，值霜早不成，次年方熟。初，承矩建议，沮之者众，武臣耻于营葺，群议益甚，几于罢役，至是议者乃息莞。蒲蜃蛤之饶，民赖其利。
马端临曰：“兵与农共此民也，故无事则驱之为农而力稼穑，有事则调之为兵而任征战，虽唐府兵之法犹然，至于屯田则驱游民辟旷土，且耕且戍，以省馈饷，尤为良法。自府兵之法既坏，然后兵农判而为二，不独农疲于养兵，而兵且耻于为农，观陈恕所奏及沮何承矩屯田之议者可见，然则国力如之何而不弊于饷军也哉？”
臣按：宋都汴梁，去雄、霸等州几三千里，而又与契丹为界，今此地乃在畿甸近地，当四方无事之时、人民繁庶之际，按承矩之故迹而举其废坠，诚无难者。万一此言见取于九重，是亦足国用、省漕卒之一助也。
神宗熙宁元年，诏以坊监牧马余地立田官，令专稼政，以资牧养之用。
臣按：今京畿之地，在国初设行太仆寺辖六监二十四苑以牧马，今其寺虽废而其监苑之地固在，多为亲幸陈乞以为私庄。伏乞英断，一节勒归，亦如宋人设田官专稼政，非但可以资牧马之用，亦因之补助军粮，以省馈饷。
孝宗隆兴元年，张阐言：“荆襄屯田之害，非田之不可耕也，无耕田之民也。官司虑其功之不就，不免课之游民，游民不足，不免抑勒百姓，舍己熟田，耕官生田，私田既荒，赋税犹在，占百姓之田以为官田，夺民种之谷以为官谷，老稚无养，一方骚然，有司知其不便，申言于朝罢之。臣以为，与其弃之，孰若使两淮归正之民就耕，非惟可免流离，异日垦辟既广，田畴既成，然后取其余者而输之官，实为两便。”
臣按：凡前所陈屯营之策，非田不可耕，实恐耕田无其人，专用乎军则军伍有限，专用乎民则民各有田，其弊诚有如张阐所云云者。臣窃以为，宋朝偏安一隅，以荆襄为边境，岁有军旅之兴、防御之备，戎马蹂践，地多荒田，非若我今日承平日久，生齿日繁，地力不足以给其人之食，是以南北之民随处游食，而江右尤众。国家诚择任有风力大臣，付以招徕之，任借以官帑银数万两以为籴本，俾自择其属，遍行天下，有间田处相地度势，立屯堡以聚游食，辟污莱以为畎亩，开渠堰以资灌溉，异时成效，补助非少。虽然辟土之功固为不易，而料事之智尤人所难，方其举事之初，量度或未必当，及其施为之际，弊病或不能无，自觉失宜，许其陈首，饰非要功者然后加以责罚，如是，则无宋人抑勒百姓、舍熟耕生之弊矣。然此非独屯田一事为然，凡天下事无不然者。
元泰定中，虞集为翰林直学士，进言曰：“京师之东濒海数千里，北极辽东，南滨青、齐，萑苇之场也海潮日至，淤为沃壤，用浙人之法，筑堤捍水为田，听富民欲得官者合其众，分受以地，官定其畔以为限，能以万夫耕者授以万夫之田，为万夫之长，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三年后视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额，以次渐征之，五年有积蓄，命以官就所储给以禄，十年不废，得以世袭如军官之法。”
臣按：虞集此策在当时不曾行，及其末世也，海运不至而国用不给，谋国者思集之言，于是乎有海口万户之设，大略宗之，每年亦得数十万石以助国用，吁，亦已晚矣。今国家都于燕，京师之东皆濒大海，烟火数千里而居民稠密，当此全安极盛之时，正是居安思危之日，乞将虞集此策敕下廷臣计议，特委有心计大臣循行沿海一带，专任其事，仍令先行闽、浙滨海州郡筑堤捍海去处，起取士民之知田事者前来，从行相视可否，讲求利害，处置既定，然后召募丁夫，随宜相势，分疆定畔，因其多少授以官职，一如虞集之策。虽然天下之事建议者思之非不周，而执事者行之未必力，方集议之时，说者固已谓一有此制则执事者必以贿成而不可为，其事遂寝，及至于不得已之际方用其策，然几会已失，事势巳去不可为矣。呜呼，岂非后世永鉴哉。臣尝闻闽浙人言，大凡濒海之地多咸卤，必得河水以荡涤之，然后可以成田，故为海田者必筑堤岸以阑咸水之入疏，沟渠以导淡水之来，然后田可耕也。臣于东京一带海涯虽未及行，而尝泛漳御而下由白河以至潞渚，观其入海之水，最大之处无如直沽，然其直泻入海，灌溉不多，请于将尽之地依《禹贡》逆河法，截断河流，横开长河一带，收其流而分其水，然后于沮洳尽处筑为长堤，随处各为水门以司启闭，外以截咸水俾其不得入，内以泄淡水俾其不至漫，如此，则田可成矣。于凡有淡水入海所在，皆依此法行之，则沿海数千里无非良田，非独民资其食，而官亦赖其用，如此，则国家坐享富盛，远近皆有所资。譬则富民之家，东南之运其别业所出也，滨海之收其负郭所获也，其为国家利益夫岂细哉？由是而可以宽东南之民，由是而可以壮西北之势，虞集之言不见用于当时而得行于今日，集虽死不死矣。
至正十二年，丞相托克托言：“京畿近水地召募江南人耕种，岁可收粟麦百万余石，不烦海运，京师足食。”从之，于是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间，北抵檀（今密云县）、顺（今顺义县），东至迁民镇，凡系官地及原管各处屯田，悉从分司农司立法，佃种合用工价、牛具、农器、谷种给钞五百万锭。命乌兰哈达、乌克逊良祯并为大司农卿，又于江南召募能种水田及修筑围堰之人各一千名，为农师，降空名添设职事，敕牒十二道，募农民一百名者授正九品、二百名正八品、三百名从七品，就令管领所募之人，所募农夫每名给钞十锭，由是岁乃大稔。
臣按：今京畿之地可为稻田者甚多，官民之家固有耕获之者矣，诚能因其所耕而推及其所未耕，使其皆尽人力、广地利，而又因而为之召募劝相，斟酌元人之制而略仿以行之，其于国计不无少助。
以上屯营之田。臣按：自三代以来未有建都于幽燕者，辽金以来始相承为都会，逮于我朝，宅中图大承上天之新命，立向明之洪基，体宸极之尊居，受四方之环拱，始于此建极图治焉。六宫百六军万姓毕聚于斯，所费有不赀焉者，岁计何啻亿万，矧又幅员之广有汉唐所无者，沿边建阃，屯兵列戍，率资远以给近，取外以足内，调乎中以实之边，聚积固难而输，将亦有不易焉者。民之租赋有限，国之用度无穷，苟非于岁计常赋之外别有所经营，而欲其优裕丰瞻，难矣。是以自古善计国者恒取足于有余之地力而不敢伤易失之民心，此屯营之田所由起也。今天下无田不税而吾求无税之地而耕之，无农不耕而吾借不耕之人而役之，无兵不战而吾乘不战之时而用之，内以实京师于常数之外，外以实边储于常用之余，臣故于“治国平天下之要制国用”之下首举“贡赋之常”，而以“屯营之田”终焉，以见国用所出虽非一途而田为之本，用人之力，尽地之利，因天之时，治国平天下之要道不出此矣。或人问于朱熹曰：“《大学》论治国平天下而言财利，何也？”熹答曰：“天下所以不平者，皆因此。”伏惟九重清燕时，留心于天下之大本，义以制天下之利，天下不足平矣。臣不胜惓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