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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 臣按：宋太祖此举可谓得操纵之法，人君诚能于常选之中不时拔擢，非独人才无所淹沈，而铨司亦知所惮而不敢不尽心也。
自真宗朝试身、言、书、判者第推恩，乃特诏曰：“国家核吏治而以四事程其能，爰命从臣精加详考以成资阙，为差拟率以为常。”后议者以身、言、书、判为无益，乃罢。神宗熙宁四年，遂定铨试之制，凡守选者岁以二月、八月试断案二，或律令大义五，或议三道，后增试经义。法官同铨曹撰式，考试第为三等，上等免选注官，优等升资，如判超格，无出身者赐之出身。自是不复试判，仍去免选恩格，若历任有举者五人，自与免试注官。
臣按：宋初承唐制，铨试亦用身、言、书、判，至熙宁四年始定铨试之制。守选者试断案，即今试行移之比，试律义即今试招拟之比，试经义即今试论策之比，然是时既试矣而又用人保举，岁试止于二月、八月。今制则循资序以进用，岁凡六选，至临选时乃试焉。臣窃以为国家用人，教养之于先而任用之于后，苟当进用之初而无铨试之法，则何以知其中之所蕴、才之所宜而校量以任用之哉？我朝铨试之法大略似宋，往者专考文移，设为假如以试之以观其判断处置，其所或试策或试论，又以观其学问、才识之所至也。夫人才有能有不能，或优于文学或长于政事，取其所长皆可任用，臣请兼夫三者而并试之，论、策、文移三者俱通为上，通二者为中，通一者为次中，俱不通者为下。既试之矣，然所试者其人品高下、才识能否未必皆称其所缺之员，故凡遇内外官有缺，铨曹必须依次排比，申达卿佐，预为校量，总会其当铨之官，必所试之人其才与官相称然后铨注，宜于一岁之间每季之首循其资次豫集应选之人，或一百或二三百，每月一集而试之，不待临选始试，恐取其一日之长，其中有侥幸假代者也。其所试之题或论或策或文移（文移如判断词讼、处置事宜、问拟罪名、催征钱粮、禁革奸弊之类，俱依行移体式立为案卷，或申呈，或关牒，或具本，或出榜，或作招拟弹章），不拘定时，遇本部有暇隙即署僚属为监试等名目，集监生而试之，弥封、巡监一如科试，既试，将所试卷批号等第附卷，凡入选监生必须五试然后入选，临选之日又必并试三题通以前累试者较之，上等为京朝府贰、州守之职，中等为县正、府倅之职，次中善于论策者为闲散之职、善于行移者为烦剧之职，下者为流外冗杂之职。如此，则用人不枉其才而庶官皆得人矣。
苏轼言于其君曰：“所贵乎人君者，予夺自我而不牵于众人之论也。天下之学者莫不欲仕，仕者莫不欲贵，如从其欲则举天下皆贵而后可，惟其不可从也，是故仕不可以轻得而贵不可以易致。此非有所吝也，爵禄出乎我者也，我以为可予而予之，我以为可夺而夺之。彼虽有言者不足畏也，天下可畏者赋敛不可以不均、刑罚不可以不平、守令不可以不择，此诚足以致天下之安危而可畏者也，我欲慎爵赏、爱名器而嚣嚣者以为不可，是乌足恤哉？近岁以来，吏多而阙少，率一官而二人共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是一官而有二人者，无事而食也。且其莅官之日浅而闲居之日长，以其莅官之所得而为闲居仰给之资，是以贪吏常多而不可禁，此用人之大弊也。”
臣按：吏多而阙少，在宋时犹一官而三人共之，今待一官之阙不止三人也，将因其故而不问欤，则人才日积愈多，及其资次而用之已衰老矣，衰老之人志气消沮、筋力不逮，用如是之人以理务治民，而欲事妥民安，难矣。如一切汰而择之，则彼奔走仕途多历年岁，归无生计以度余生，往往至于颠连失所，况彼之所以衰老皆限于吾之资级使然，仁人君子固有所不忍也。苏轼所谓“彼虽有言亦不足畏”，呜呼，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无告，伊尹一夫不获以为己辜，况士乃天民之秀者，吾之立法不善，使之至于衰老而又弃之，是岂盛世之事乎？为今之计，必须调停之而使其入仕者有效用之实，汰退者无失所之叹，斯善矣。本朝入仕之途其大者有二，曰岁贡、曰科举，岁贡之法，每岁学校贡生员赴礼部，试中补国子监生，府学岁贡一人、州学三年二人、县学二年一人，以食廪先后为次，则在学校者已有资格也；科举则每三年一开科，中乡试者赴礼部，中试则授以官，不中者送监肄业以俟下举，屡不第者亦以监生资次入仕。科举有定额，岁贡有常数，学校贡举与吏部选调，其人才适足以相当而无甚有余不足之数。洪武、永乐以来，选用者未闻乏人，而需选者未闻淹滞，盖以祖宗法制一定而有司奉行，不敢有所更革也。近世言者悯士子之在学校者多衰老，乃开四十五岁入监之例，其后又因国计不足，立纳粟、上马、入监等名目，是于科、贡之外别开岐径，选用之调止于此数，而入仕之路比旧加多，其人才日积月累，遂致数倍于前。旧制，各司历事监生三阅月考过勤谨，附名选簿，仍留所司办事，临选方行取用，其实历日期有多至二三年者，后以坐监者数多，减历半年或一年即送吏部附选，给假家居，今有需次十年不得选者，积累既久，员数愈多，迨将及万，是以一时人才在监肄业之数少，在部听选之日多，臣恐积愈久而愈多，不止此数也。国家养才而不得用，及其用之皆衰老昏毛不能事事之人，此非独人才之病，其为国家之累也大矣。嗟夫，訚訚啾啾，黉舍至不能容，是乃国家人才之盛，若夫充积于选调，老死而不得一官，夫岂盛时所宜有哉？此非但士子之不幸也，夫国家之于人才，亦犹人家之于子弟，子弟白首而无室家，为父兄者则必为之忧虑，国家储养人才，白首乃不得沾一命为君相者，宁能不为之忧虑乎？所以忧而虑之者，非豫有以消息调停之不可也。消息调停，必使入仕者有及时效用之实，汰退者无后时失所之叹，斯可矣。然非在上者权其轻重、知其缓急，决然以必行而不以人怨为解，则虽有可以消息调停之策，亦不可行矣。古人有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而臣亦云一人怨何如千万人怨，怨之于一时者比之怨之无穷已者，孰为多乎？盍思曰我国家所恃以为治者，人才也，今日用人必循资格，而人才需选者往往老于选调而不得及时以进用，及用之太半衰老矣，衰老之人志气消沮、筋力废弛，其不为身家、子孙计者无几，失今不为之所，犹七年之病而不求三年之艾也，则夫异日所用者皆衰老之人，衰老之人布满天下，而欲事理、民安，难矣。事不理、民不安，乱亡之兆也。且国家养士，将何为乎？为乎民而已。天下之民多乎？士多乎？说者乃独畏士之怨而不恤民之怨何哉？然则为今之计奈何？请敕吏部通算本部需选监生，自某年起至某年止总数若干人，见到部者若干，给假者若干，本部以一年为率，大约计用监生若干，通计其数至某年方才尽绝，而又通行天下布政司、府、州、县，查算听选家居监生若干，备细开具年甲、日期，造册申部。然后请旨选差卿佐有文学风力者赍敕诣各布政司，会同巡、按二司聚集听选监生于总会处，开场考试略如科试，初日于经书中出论一道试之，次日试时务策及行移各一道，三题全通者为上，通二者为中，通一者为下，全不通者为不中。其中者造册送部，依次选用，不中者为民。中者之中有不愿仕者，上等者遥授以京秩致仕，有文学者授以助教、学录之类，有政事者授以监事、序班之类，免其户丁三名差役；中等者授以在外八品职名，优免二丁；下等者赐以冠带，免其一丁，无丁者以本里内闲丁给之。其有未试之前告愿免试者，如下等之例。如此，则仕者得以效用而不仕者不致失所矣。虽然，此特一时不得已权宜救弊之策耳，是岂祖宗所以教养人才之初意哉？夫圣朝设立学校，选择师儒以教生徒，优以廪饩，免其差役，优游之以岁月，欲其成才以为国家之用，士子立志务学，底于成立，以图补报，是为不负作养之恩，顾乃苟延岁月，虚废廪给，至于衰迈尚不能措一辞，如此之徒上孤圣恩、下辱学校，虽加以成周简不肖之法，屏之远方，终身不齿亦不为过。但彼之所以衰老者，固由其不能奋发勉励之罪，然亦以我之昧于事体者妄开幸门，挤塞仕路，有以扼之故也。彼既自知其愆，不愿就试，姑为此一时不得已救弊之策，要之不可为训也。自此以后，凡科举历事一遵祖宗成法，于此二途之外不得别开入监门路，以复洪武、永乐之盛，则人才不至于淹滞贤，否不至于混淆矣。今日求贤为治之务，诚莫有急于此者。或曰如此则选途固清矣，其郡邑学校之中有生员年已近艾而未得出身者，何以处之？曰学校之中生员年已长大，不通文理者充吏为民，朝廷已有定例，惟夫学问有成，年岁长大，欲进之则资次未应，欲退之则学行可取，往往老死学校中，可惜也。窃见今吏部岁贡生员，初试中未到监者往往试选为教职，各有假手于人以图侥幸，不若就学校生员中稽考年四十五以上、食廪将及十年及曾历乡试六次入场者，命提学宪臣会同巡、按及藩、臬二司每五年一次考验，其中有通三场者试中，录其所试文字连人送部考试，仍令坐监一年，循次待阙，专用以为教职。如此，则学校之生徒亦无有老死不用者矣。
轼又曰：“方今之便，莫若使吏六考以上皆得以名闻于吏部，吏部以其资考远近、举官之众寡而次第其名，然后使一二大臣杂治之，参之以其才器之优劣而定其等，岁终而奏之，以诏天子废置。度天下之吏每岁以物故罪免者几人而增损其数，以所奏之等补之，及数而止，使其予夺亦杂出于贤不肖之间而无有一定之制，则天下之吏不敢有必得之心，将自奋厉磨淬以求闻于时。然而议者必曰，法不一定而以才之优劣为差，则是好恶之私有以启之也。臣以为不然，夫法者存其大纲，而其出入变化固将付之于人，必如曰任法而不任人，天下之人必不可信，则夫一定之制，臣未知其果不可以为奸也。”
臣按：苏轼既言用人不可有一定之制，又言不可开骤进之门，使天下常调举生妄心。诚如其言，则任法既不可，任人又不可，然则如之何而可也？轼固言法者存其大纲，而其出入变化固将付之于人，要必任用得其人，使之于常法之中，随其资格之所当得者寓夫抑扬进退之权，于截然可必之中而有隐然不可必之机，则人法兼行、资望并用而士无淹滞骤进之弊，而国家皆得人以为用矣。
胡寅曰：“夫人各有才而其用不同，故自古取才必有数路，犹患其狭。今徒以进士、任子而欲尽天下之才，多见其有遗矣。必欲贤能皆为吾用，当举古人取士之制，或以乡举，或以进士，或以恩任，或设科目，或许辟召，或听自荐，或令引类，合四海之内，三年之中以五百人为率而均其数于众流，为宰相者因任原、省是非，赏罚各不失当焉。率是以行，虽起衰乱之俗而跻三王之制可也，何停年格之足用乎？”
臣按：资格用人几千年于兹，一旦欲革而去之，诚难矣。非上有刚明之君，下有公正之臣，不可以议此也。然继世之君未必皆贤，任事之臣未必皆称，与其用能鉴别之明以显吾智力有余于一时，孰若立可持循之法以辅吾子孙不足于久远哉？必也立为一定之法，而于定法之中随时补弊，而不出于法之外，斯善矣。请即今日选法言之，祖宗以来文武并用，文选主于吏部，武选主于兵部。兵部之选武臣，其始也以功次而用，其后也纯用任子之法，父死子继，无子者兄若弟继之，有定格也，若夫都指挥以至都督，则以才能擢用焉，又不专于资格矣。文臣入仕之途非一端，其大者有三，进士也、监生也、吏员也。吏员资格其崇者止于七品，用之为佐贰、幕职、监当、管库之职，非有保荐者不得为州郡正员；监生则出自学校之贡选及举人试进士不第者，其肄业太学也，循资以出，先历事于府部诸司，然后次其名于选曹，循资而考之，以定其高下而授以职焉。监生、吏员二者虽各有资格，进士初任亦循其甲第，及其不次擢用往往越常调焉，是又不专在于资格也。此我圣祖立法用人之深意，诚有前代所不及者，然而用之既久不能无弊。武臣之弊，则天下卫所有定数、设官有定员，世袭之官恒满其位，继继绳绳销减无几，新立功次之人则又日增月益无有限极，不知其后将何以处之也。所谓文臣之弊，近年以来吏员需选者人多缺少，计其资次乃有老死不能得一官者，而监生尤甚。呜呼！我朝立国以来百余年矣，前此未闻人才有如此淹滞者，而今乃有之，是岂无其故哉？盍求所以致此之由，特命用事之臣博论深究以求善处之术，必使仕路澄澈，选法疏通，所进者皆及时有用之才，所退者免失职无聊之叹，如此，则可以复祖宗之旧而制治保邦于万年矣。
以上公铨选之法。臣按：天下之事其利害得失恒相半，而朝廷所立之法亦然。且如资格以用人，说者谓此法既立之后，庸碌者便于历级而升不致沈废，挺特者脱颖而出遂至回，则是资格不可有也。然未有此法之前，选司注官有老于下位三十年，出身不得禄者，则又是资格不可无也。然则资格用人其利害得失如何？嗟夫，天生斯民，贤智者恒少而愚不肖者恒多，天下之事巨而重者又常不若细而轻者之为众也，是故人君为治，用天下之人以理天下之事，宁不欲人人皆用其贤且智也，然人品有高下、事体有大小、官职有崇卑，量其事而设其官，随其官而用其人，必使官与事称、人与官称，则事无不理而政务举、治道成矣。然人品高下之中又有高下，事体大小之中又有大小，官职崇卑之中又有崇卑，不可以一律齐也，于其不可一律齐之中而设官以总持之，使之各得其剂量焉，如权衡之称物、尺度之度物，轻重、短长各适其可而不倚于一偏，非得其人不可也。然人不常得，于是不得已而任之以法焉。使朝廷常得人而任之，则虽无法亦可也，如其人之不常有何，此古人用人贵于人法兼用也。夫群千百人之才品而决于一二人之耳目，苟无簿籍之稽考、法制之禁限、资次之循历，而欲一一记忆之、人人抡选之，吾恐其智有所不周、力有所不逮、日有所不给矣，而况夫伪妄诈冒、请托干求、那移蒙蔽、奸计百出者哉？由是观之，人固不可以不任而法亦不可以不定，守一定之法而任通变之人，使其因资历之所宜、随才器之所能而量加任使，非不用资格亦不纯用资格，不用资格所以待非常之才、任要重之职、厘烦剧之务，用资格所以待才器之小者、任资历之浅者、厘职务之冗杂者。其立为法一定如此，而又得公明之人以掌铨衡，随才授任，因时制宜而调停消息之，于常调之中而有不常之调，调虽若不常而实不出乎常调范围之外，人以渐而用而出类之才则不以渐，官以次而升而切要之职则不以次，非有大功德、大才能及国家猝有非常之变，决不拔卒为将、徒步而至卿相也。我祖宗立法之善超越前代，未尝不用资格而有不用者焉，虽若不分流品而实未尝不分焉，何则？今制文职四品及在京堂上官、在外方面五品以上官有缺员皆具名以闻，自五品以下吏部始得铨注，此所谓用资格而有不用者也。自尚书、侍郎以下惟才是用，虽若不分流品，然翰林院、国子监非通经能文者不授之，其于流品又未尝不分焉。臣寮之在任也则得推举不次用之，既满秩到部则必考其功迹按常调以用焉。祖宗良法美意有如此者，此又万世所当遵守而不可更革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