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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學從橫長短攻戰之術與？夫尊秦禮儀之制，而《尚書》古經無復有讀之者耶？或曰：漢高雖興，挾書之律未除，咸畏而莫敢出。然伏生教於齊魯之間，兵初定也。至史稱高帝誅項籍，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絕。此時去秦逾近，其徒最眾，豈所講誦者，都非《尚書》古文耶？不然，何泯泯也？其故不可知也。漢武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張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秦漢之際，遂無若人，可悲也哉。
又按：梅氏鷟信伏生有壁藏《書》之事，不信孔氏。雖與史傳不合，亦頗妙。其辭曰：今夫人情貯物於櫝，猶不忘時加展省。矧以土親聖經，棄置如遺，茫然弗覺，豈理也哉？又曰：孝文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可征，詔使晁錯往受《書》。其所以尊榮之者，至矣。假令先聖之裔，有能藏經屋壁，取經以進，吾不知帝宜何如尊崇之，顯榮之。乃孔氏之門，卒無一人焉，肯出其藏，以應帝之求者，何哉？且距藏《書》，初才三十五六年。當時，妻子奚奴目擊其事者尚存，何不聚族而謀，曰，愛經之主不世出，頃蒙主上尊榮伏生至此，吾家經籍道興之日也。壁經不發，則與暴秦焚書同歸卒就滅亡。奚貴於藏哉，內愧本心，上負聖主，吾不忍為也。今不見有一人，不聞有一言，蓋其先實無所藏，故其後亦不知所發；其先實不目擊斯事，故其後亦寂無言及斯事者。豈不較然明著也哉？餘謂藏書有二說，《家語》作孔襄，《東觀漢記》作孔鮒。鮒為陳涉博士，持孔子禮器以歸者，孔鮒近是。鮒卒與陳王俱死，死之後，藏書遂無傳焉。容事理之所有者。
○第七十九
余向謂引古有例，古人必不自亂其例。如「《書》云」下，不得自為語氣。《論語》「孝乎惟孝」是也，書屬議論，必不認為敘事。與或妄增其後其前。《孟子》「一人衡行於天下」，「有攸不為臣」二處是也。今更論之，引書者，必以書辭不甚明，方從下詮釋，一層未已，復進一層。若本辭已明，其事實盡臚陳於前，聞者自了，引者奈何復屋下架屋乎？茲且見《大禹謨》之於左氏矣。左氏文七年郤缺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書辭。」止此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釋《書》辭如此，偽作《大禹謨》者，將援「戒之用休」三語，自不得如缺作釋辭，又恐九歌終未明也，遂倒裝於前，曰：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云云。此在尋常《書》篇亦無不可，特與左氏引古例不合耳。或曰：據子言，《夏書》僅「戒之用休」三語，終竟不知九歌何指矣。餘曰：奚有於是，「慎徽五典，五典克從」，大史克以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當之，未全。至孟子始釋以父子有親等。作《虞書》者，豈料後有孟子代為我釋也哉？蓋當作《虞書》時，五典字麵；作《夏書》時，九歌字麵，人所通曉，無煩注明。下及郤缺、孟子時，便不得不費辭。亦所謂周公而下其說長。曾謂作《夏書》者，置身三代首，而即如後代之饒舌哉。
按：《周禮》，大司樂職九德之歌。鄭司農以《春秋傳》六府三事一段注之。始明作《周禮》者，不顧也，足征彼時其樂見存，人所共曉云。鄭司農引《春秋傳》不依卻缺次第，乃倒次其文，曰，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與《大禹謨》同。又足征注《書》者與作偽者，其遷就之情頗相似。
又按：姚際恒立方曰：凡《左傳》文，皆順釋於後者，茲皆逆釋於前。又藏卻六府三事字麵，別出於下文帝舜口中。至原有「義而行之，謂之得禮」，亦係釋《書》辭，竟忘著落。且「戒之用休」三句，文固聯貫，而義自為三，據此既將九歌之義層層逆釋，下即當接以「勸之以九歌」一句，方直捷。不得又照逸《書》原辭將「戒之用休」二句別自二義者，夾於中間，使九歌之義上下隔越，悉欠文理也。又曰：使《書》辭果有水、火、金、木、土、穀等句，左氏不當屑屑釋之矣。可不辨自明。
又按：《漢·藝文志》，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近日有人援此，以表章為古《樂經》與《禮經》並配，亦小有致。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末篇曰竇公即載斯事，惜不傳。予獨歎南齊時，雍州有盜發楚王塚，獲科斗書《考工記》。說者以證《考工記》非先秦人所作。則魏文侯當六國初，已寶愛大司樂章，謂其為六國陰謀之書者，顧足與深辨與。
又按：吾友王弘撰無異述其鄉先生韓恭簡之言告予：天下不治，由聖人不生；聖人不生，由元氣不復；元氣不復，由大樂不作。大樂作則元氣復，元氣復則聖人生，聖人生則天下治。予服為一代偉論。因謂功成作樂，大樂不作亦由天下不治。天下治則大樂作。四者如環無端，此上古之世長治而不卒衰也，盛哉。
又按：《晉書》，張華問李密：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舜、禹、皋陶，相與語，故得簡。大雅誥與凡人言宜碎。孔明與言者，無己敵，言教是以碎耳。此與陳壽議並同。予著《疏證》，亦知有言碎之病。非卑視人，實置己未高耳。
○第八十
更例以今文之例，如武王命康叔為衛侯，作《康誥》，直云：「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平王以晉侯為方伯，作《文侯之命》，直云：「王若曰：父義和。」無所庸序也。即古文《微子之命》《君陳》亦爾。讀左氏定四年《傳》，祝佗述蔡仲之事，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意此必古《蔡仲之命》發端第一語。蓋若劈麵一喝，聞者心悸。戮其父而用其子，自與平常封褒者不同。若將是語綴入篇之中，勢便懈甚。至以乃祖文王與爾考並提，其無乃非類也乎。在祝佗述其事，自不得不追其巔末曰，昔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管蔡啟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而偽作是篇者，亦如其例，仿佛其辭曰：「惟周公位塚宰，正百工，群叔流言，乃致辟管叔於商，囚蔡叔於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於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以為篇端之序。學者試平心以思，此為左氏本書乎，抑《書》襲左氏也？或曰：據子言，《書》直以「爾考之違王命」起，其蔡叔獲罪之由終，且莫知矣。餘曰：朱子言古者有編年之史，有每事別紀之史。編年，《春秋》是也；每事別紀，《書》是也。《書》二典所載，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金縢》諸篇或更數月，或曆數年，其間豈無異事？蓋必具於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餘亦謂蔡叔獲罪，蓋必具於編年之史，而不必贅序於《蔡仲之命》也。或曰：子必以《書》無序而後可。餘曰：是何言？《書》有有序者，無序則其指不見；有不必序者，強序則祗覺其贅而已。吾願學者以《書》自《書》，不必如引《書》者之追其事傳自傳，亦無庸以《傳》之文闌入於《書》而已矣。
按：王伯厚以此《傳》為未足信云：考之《春秋》，是年三月會於召陵，蔡侯已在衛侯之上。五月盟於皋鼬，不序諸侯。經無長衛之文。愚謂不爾。僖公二十有八年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於踐土。蔡侯次在第五，衛子次在第七。此會也，祝佗述其載《書》「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衛又在蔡上此盟也。盟所以敬共明神本其始也。較會之次為重。《傳》固云：乃長衛侯於盟，不曾云會何有誤？或曰：左氏竟如是，其莫可擬議乎？餘曰：劉子玄評其工侔造化，思涉鬼神。此區區事實足征，曷足以盡之。
又按：「囚蔡叔於郭鄰」，孔《傳》云：郭鄰，中國之外地名。此臆說也。郭鄰正作郭淩，出《周書》，作雒解。孔晁止云地名，未詳所在，洵是。至蔡顯屬漢汝南郡上蔡縣，為其父子所封，未開別地。《傳》卻云：叔之所封圻內之蔡，仲之所封淮汝之間。圻內之蔡名已滅，故取其名以名新國，欲以戒之。異哉，此唯周宣王弟友初封畿內咸林之地名，鄭後徙溱洧之間，施舊號於新邑，亦名鄭。未聞蔡復爾。爾不獨臆且瞽說矣。緣其瞽說則誤。讀《世本》，蔡叔居上蔡。宋仲子《注》云：胡徙居新蔡。不知《漢·地理志》注胡後十八世，平侯自上蔡徙新蔡。非胡徙新蔡也。《後漢志》河內郡山陽邑有蔡城，劉昭《注》云：蔡叔邑。此猶鄭管城之類乎？
又按：孔《傳》以蔡圻內國名，自非。以《康誥》之康為圻內國名，卻是遠勝鄭康成解作諡號者。嘗證以二事，一定四年，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當既有誥文，輒有篇名，豈待身後之諡，取以冠其篇乎？一《史記·衛世家》，康叔卒，子康伯代，立父諡康，子亦諡康。將兩代同一易名之典乎？故《世本》宋忠《注》曰：封從畿內之康，徙封衛，衛即殷墟畿內之康，不知所在良然。《括地志》，故康城在許州陽翟縣西北三十五里。又按祝佗言，文武成康之伯猶多。孔《疏》云：文武成康皆以處長而立。予不覺笑曰：武王不有伯邑考之壓其上乎？讀《管蔡世家》云：文王崩而發立，是為武王。伯邑考既已前卒矣。又云：伯邑考其後不知所封。可知當時伯邑考固有子，文王乃舍伯邑考之子，而立次子發，以遵殷禮。實與引以況公儀仲子者一例。鄒平馬公驌告予：衍似微子之次子，故曰微仲，非其弟。亦以經為例，蓋不信《世家》與流俗本《家語》。
又按：班氏《古今人表》，師古稱其載古人名氏與諸書或不同。餘讀如《顧命》，彤伯，彤作師；虎臣，虎作龍；仲桓南宮毛，仲作中，毛作髦。此或出固見古文《書》未可知。尤愛於微子下自注曰：紂兄。宋微中下自注曰：啟子。足輔馬說之不孤。因思微既屬殷畿內國名，啟封之於此，是為微子，斷無其弟又並封之事。則微仲也者，子襲父氏，上有伯兄字降而次，殆又一理證云。
或謂予「無若爾考之違王命」出左氏，「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所出，試問成王、蔡仲同為文王之孫，而此一孫向彼一孫呼其祖為乃祖，其可通乎？胡不摘出？餘曰：武王、康叔同為文王之子，而此一子向彼一子，《康誥》則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酒誥》則曰：「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亦從而乃之。武豈自外於文考乎？竊以古人不甚拘。與或以乃作虛辭用，亦可。
又按：向以二十五篇《書》，惟《微子之命》雖當日真命，《書》不可考。要此無甚可議。近方覺純以僖十二年《傳》王命管仲曰：「餘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為藍本，而割湊充篇。且既易「往踐乃職」為「往敷乃訓」，又曰「往哉惟休」；既易「無逆朕命」為「無朁朕命」，上已曰「慎乃服命」，不太復乎？
又按：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伯禽》《唐誥》皆《書》篇名，皆不見今百篇《書》中，豈夫子所黜去乎？抑聖人亦有未及也。夫以成王為君，周公為相，而建爾元子與封小弱弟於唐，其訓戒之辭，詎不足幾於道以垂後世，而為所刪耶？殊所不解。愚曰：蓋嘗反覆詳思，而得其旨矣。馬端臨之論夫子刪《詩》也曰：於其可知者，雖比興深遠，詞旨迂晦者，亦所不廢，如《芣苡》《鶴鳴》《蒹葭》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雖直陳其事，文義明白者，亦不果錄，如「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之類是也；於其可知者，雖詞意流泆，不能不類於狹邪者，亦所不刪，如《桑中》《溱洧》《野有蔓草》《出其東門》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雖詞意莊重，一出於義理者，亦不果錄，如「周道挺挺，我心扃扃，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之類是也。然則，其所可知者，何則？三百五篇之序意是也；其所不可知者，何則？諸逸詩之不以序行於世者是也。予曾出一論以折之曰：「狐裘厖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此非士曌所作詩乎？宜入《風》；「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此非祭公謀父所作《祈招》之詩乎？宜入《雅》；「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此非武王所作《支之》詩乎？宜入《頌》。今《風》《雅》《頌》皆無焉，其不以序行於世者耶，而馬氏之說絀。馬氏說絀，而吾之說起，曰：夫子之刪《詩》，其與修《春秋》固無以異也。《春秋》因魯史成文，魯史所不載者，聖人未嘗增。魯史以策書赴告為體，赴告所不及者，魯史未嘗增。當時若晉重耳之入國，與殺懷公於高梁，皆赴告未及，故魯史不書，聖人亦未嘗取晉乘之文以附益之，所以者何？蓋其慎也。且以吾所載二百四十二年事，其褒其貶，已足明將來之法矣，固不必誇多鬥靡，如後人以無一不載為功也。此修《春秋》旨也。其刪《詩》也，必取世所傳某本《詩》，凡今三百五篇咸在者，從而刪之。存此三百五篇，以為其美，其刺已足立吾教矣。雖有《士曌》《祈招》等作見他本者，固不必附益之也。其刪《書》也，必取世所傳某本《書》，凡今百篇咸在者，從而刪之。存此百篇，以為其大經大法已具是爾矣。雖有《伯禽》《唐誥》見他本者，固不必附益之也。此夫子刪定旨也。昔有問《書》何以無宣王？朱子曰：是當時偶然不曾載得。此句最好。予竊謂《伯禽》《唐誥》亦若是而已矣。更譬之蕭統《文選》，偶遺王逸少《蘭亭序》，說者遂吹毛求疵，以為昭明意若何。昭明豈真有是意？殆不足一笑。大抵世人愛奇，奇則欲博，博則初無所擇而惟恐遺之也。聖人愛義，義則從約，約則雖有不及而已無所不包也。嗚呼，世之侈言撰述者，其尚有鑒於斯哉。
又按：《詩·小序》，久而漸知其不安也與《書序》同。蘇子由出取其首之一言為有依據。後說《詩》者多宗之，以排擊紫陽，以復於古。愚嘗反覆詳考，而覺朱未盡，非毛未全，是至《詩》有不可解處，亦幾與《春秋》等。蓋《春秋》從魯史來，朱子謂魯史不傳，不得深探聖人筆削之旨。餘則謂《詩》序具載國史，國史不傳，亦無由知是《詩》之何為而作。夫既不知所由作，遂學分四家，家各一說。《關雎》或以為美詩，或以為刺詩；或以為文王之妃，或以為康王之後是也。或曰：國史固不傳矣，而其說之散見他書者，亦略可言乎？餘曰：莫明征於《金縢》。書「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於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此即《鴟鴞》詩之《序》也。《春秋》隱三年《傳》曰：「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薑，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此即《碩人》詩之《序》也。閔二年《傳》曰：「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薑，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為衛之多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於漕。許穆夫人賦《載馳》」，此即《載馳》詩之《序》也。「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於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此即《清人》詩之《序》也。文六年《傳》曰：「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此即《黃鳥》詩之《序》也。若他非序而說之，得其旨，即從其序來者一。叔向曰：昊天有成命，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一。左史倚相曰：昔衛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寧有官師之典，倚幾有誦訓之諫，居寢有執禦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蒙不失誦，以訓禦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懿讀為抑，不勝於郊祀天地。衛武公刺厲王之說乎？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當是時，《詩》有定說，作之者何代何人？述之者何篇何義？皆眾所通曉，不獨此三千人而已。下逮孟子之時，便不能然。咸邱蒙不識《北山》詩之旨，妄摘取其中四言以證天子可得而臣父。孟子知之，則曰：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竊以勞於王事以下即《北山》詩之《序》也。他日告萬章以頌古人之詩，輒繼以知其人，論其世。蓋詩必有所作之人與所當之世。若《小弁》當幽王危殆之世，作者又屬毛離裏之人，自宜乎怨，不宜乎不怨。非國史實紀載亦烏乎知之？故毛說之可信，從國史來；其不可信，則雜出講師之傳授。故曰：非一人作也。或曰：朱子攻《毛傳》，正在講師之傳授，極中其要害。子亦可得而略言乎？餘曰：莫不善於抑。《序》曰：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案衛武公以宣王十六年己丑即位，上距厲王流彘之年已三十載，安有刺厲王之詩？或曰：追刺尤非虐君見在，始得出辭，其人已逝，即當杜口是也。秪緣序詩者見前有《蕩》《板》《民勞》三篇，咸刺厲王，後有《桑柔》為芮良夫刺厲王，尤明征，故亦以為刺厲王。而無柰《國語》有「作懿戒以自儆」一言，隻得續之曰：亦以自警也。其支綴附會，情見勢詘，不大可笑乎？餘因之而悟，刺某人，美某人，詩專為美刺而作者，不可信一；詩編次後先，有一定之時世者，不可信二。嗚呼，魯史不傳，朱子怯於說《春秋》。而《春秋》存，國史不傳，朱子果於說《詩》。而《詩》亡，我固謂朱子於《詩》亦得失相半爾。
又按：詩必有題，即古之篇名也。今人覽其題，便知是詩之何為而作。若古人僅取篇中之字或句以弁首，覽之有茫然弗辨者，故必別須序以顯。宋晁說之以道論作詩者不必有序，夫既有序，而直陳其事，則詩可以不作矣。說詩者或不可以無序斷會一詩之旨，而序之庶幾乎發明先民之言，以告後生弟子焉。今之說者曰：序與詩同作，無乃惑歟，似也而猶未盡。須知當日大師陳詩，遒人采詩，皆知此詩之所以作。其所以作之故，錄掌於國史。既不若今序首一句之寂寥，亦不若今序往往出眾手者之傅會。觀《金縢》、左氏則可得其體式。晁氏又曰《山有樞》之《序》「有財不能用，有鍾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灑掃」，《車攻》之《序》「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詩無遺思矣，解頤哉斯言。至謂岐下石鼓安睹序？《離騷》無序而《序》出於玉逸。秦漢間古詩有《國風》之遺韻者，亦無序，知之者固自知之。況先民本人情而有作，人情不亡，則辭不患乎不明。此則以詩求詩，矯枉過正之論，固先朱子而首發矣。
又按：馬端臨譬之聽訟。詩者，其事也。齊、魯、韓、毛，則證驗之人也。《毛詩》本書具在，流傳甚久，譬如其人親身到官，供指詳明，具有本末者也。齊、魯、韓三家，本書已亡，於它書中間見一二，真、偽不可知，譬如其人元不到官，又已身亡，無可追對，徒得諸風聞道聽以為其說如是者也。餘終譬之《春秋》，毛公自謂子夏所傳，譬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得經之旨為多。齊、魯、韓三家，遠遜於毛。然不無可取。則譬之公羊氏而已矣，穀梁氏而已矣。合者，疑聖人之舊；不合者，是雜以己意。抑豈能一筆抹摋哉？此文公《詩集傳》出，說者謂一洗末師專己守殘之陋，允矣。
又按：公羊、穀梁於襄公二十有一年並書孔子生。然猶可解曰傳文，非經文也。若左氏於獲麟之後引經，以至哀公十有六年四月書孔邱卒，此豈可信哉？今《春秋》削去之。削之誠是。馬氏謂既續之於獲麟之後，寧保其不增益之於獲麟之前？是亦未敢盡以為信。餘謂《春秋》有不可解處，意其在斯與？《樂記》云：「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桑間即鄘之桑。中篇巫臣所謂有桑中之喜，正指竊妻事，一覽之而知為淫者自作，非刺奔。孔子何人？豈錄淫辭以誨萬世哉。故程篁墩決然謂今《詩》出漢儒所綴緝，非孔子刪定舊本。漢儒徒見三百五篇名目，散軼不存，則每取孔子所刪所放之餘一切湊合，以足其數。而小序者不察，亦一切以其得於師者，概之曰刺淫。此其所由失也。王陽明曰：《詩》非孔門之舊本矣，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謂雅樂，皆可奏之郊廟，奏之鄉黨，皆所以宣暢和平，涵泳德性，移風易俗，安得有鄭衛，是長淫導奸矣。此必秦火之後，世儒附會以足三百篇之數。蓋淫泆之詞，世俗多所喜傳，如今閭巷皆然。惡者可懲創人之逸誌，是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茅鹿門曰：大抵詩之言淫謔者，為裏巷所布，易傳而難滅。如今南北所傳聲伎之類。是孔子嘗刪之，不列於經。而其俗之所傳，固有不能口禁而火熄之者。秦沒而漢求亡經於天下，則學士大夫各采所傳，以補三百之數。往往雜出而並見之耳。某故曰：《詩》非全經，以上三說雖出近代，要為卓然不詭隨先儒者，正可與《漢志》「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相參觀。又按餘中夜而思《燕禮》記「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與《鹿鳴》相次，蓋一時之詩，而為燕饗賓客及大射之樂者。其在《小雅》中無疑。鄭亦注《新宮》，《小雅》逸篇。必不為聖人所刪，又必不至孔子時已亡逸。所以者何？《商頌》十二篇，是正考甫當東遷之前得於周大師，故孔子時亡其大半。若魯昭公二十五年，宋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宮》，其詩見存。孔子時年三十五，去孔子年四十三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僅八年，安得《詩》遂逸？應編列孔門舊本三百篇內耳。又思鄉射奏《騶虞》，大射奏《狸首》，《周禮》射人王以《騶虞》九節，諸侯以《狸首》七節，孤卿大夫及士以《采蘋》《采蘩》五節。則《狸首》之詩與《騶虞》《采蘋》《采蘩》相次。孔穎達所謂當在《召南》者是。夫既在《召南》，必不為聖人所刪，又必不至孔子時亡逸，所以者何？《射義》出七十子後學者之手，觀記及孔子矍相之圃之射可見，且曆曆舉其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禦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豈孔子時反亡逸乎？蓋原編列《召南》，相其辭又頗似二《雅》，秪遭秦火而失之。余嘗疑何彼穠矣屬東遷以後之詩，安知非見於《王風》或《齊風》者？而後之學者誤取以充《召南》十四篇之數，方為正風亦未可定。嗚呼，予之為斯論也，誠知狂瞽，罪不獲辭。然古文《尚書》首發難於吳才老，計其時之人未信也，而今之信者且漸眾。朱子本鄭夾漈之辨妄，盡去《序》言詩，同時若呂伯恭，猶疑且駭，而視今之信何如也？餘敢望桓譚其人而輒旦暮遇之也哉。
又按：金仁山述其師王文憲之言曰：今之三百篇，非盡夫子之三百篇也。夫子刪繁蕪之三千，取雅正者三百。而三千之中，豈無播詠於世俗之口者？夫子之《詩》既毀於秦火矣，漢興，管弦之聲未衰。諸儒傳夫子之《詩》而不全，得見世俗之流傳，管弦之濫在者，概以為古詩，取以足夫子三百之數，而不辨其非也。不然，若孔子之誦詠如《素絢》《唐棣》，諸經書之所傳如《狸首》《轡柔》《先正》《繁渠》諸詩，何以皆不與於今之三百？而夫子已放之鄭聲，何為尚存而不削邪？《宋史·儒林傳》亦載柏之言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於夫子之手所刪之《詩》？容或有存於閭巷浮薄之口，漢儒取以補亡，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退《何彼穠矣》《甘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黜鄭、衛淫奔之詩三十有一篇。說實先篁墩、陽明而發。蓋亦從《史記》「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悟來（篁墩《皇明文衡》有《王直詩辨》，與此略同。亦先篁墩發）。
又按：固哉為《詩》，孟子以謂高叟。由今觀之，亦何必高叟？如《式微》，《詩序》云：「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旄邱》，《詩序》，「狄人追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此必有所受之，其實表裏洞達，無復擬議。而朱子乃曰：詩中無黎侯字，未詳是否。餘不覺匿笑，昔範景仁不信佛，蘇子瞻詰其所以不信之說，範曰：某平生事非目所見者未嘗信。蘇曰：公亦安能然哉。設公有疾，令醫切脈曰：寒則服熱藥；曰：熱則餌寒藥。公何嘗見脈，而信之如此，何獨至於佛而必待見邪？真通人之言，此亦可以破朱子之見。
又按：錢牧齋注《杜詩》，謂子美深不滿靈武即位之事，詩中多微文以刺，尤標其旨，於《洗兵馬》曰：刺肅宗也，刺其不能盡子道，且不能信任父之賢臣，以致太平也。於《收京》三首之二曰：與《洗兵馬》相發明。吳江朱長孺故反牧齋者，謂靈武即位本非得已，洪容齋所謂收復兩京，非居尊位不足以製命諸將也。其聽李輔國讒間，乃上元年間事。公安得逆料而譏之？二注並行。蓋詩與文不同，文嘗有畫然一定之意，詩則惟人所見。此可以此說解，彼亦可以彼說解，故曰：詩，活物也。或曰：錢與朱畢竟，孰為是？餘曰：幸有子美之文之可證矣。子美《祭清河房公文》曰：「及公入相，紀綱已失，關輔蕭條，乘輿播越，太子即位，揖讓倉卒，小臣用權，尊貴倏忽。」正元次山書太子即位之義。古朋友論議，一時不謀而合如此。則牧齋之注洵得其旨哉。余嘗以衛之《木瓜序》云：「美齊桓公也，衛人思厚報之，而作是詩。」朱子解作男女相贈答之辭，如《靜女》之類。亦所謂二注並行者。愚終以孔子有言「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則《序》為得其旨，而朱子之解徒然矣。但難得盡有文以證詩耳。此《詩》與《春秋》等。
又按：朱子以詩求詩，是就詩之字麵文意，以得是詩之何為而作。正孟子以意逆誌者。或問：子何不有取其說且加正焉？餘曰：以意逆誌，須的知某詩出於何世，與所作者何等人，方可施吾逆之之法。如近日吳喬先生共予讀李商隱《東阿王詩》，「國事分明屬灌均，西陵魂斷夜來人，君王不得為天子，半為當時賦洛神」。說曰：後二語似有悔婚王氏之意，夫婦不過十年，，甥舅才及二載，而竟致一生顛躓。此種情事，出於口則薄德，而意中不無展轉，故以不倫之語誌之乎。若論故實，丕為世子，在建安十二年丁亥，子建賦《洛神》在黃初三年壬寅，相去十五年也。唐人作詩，意自有在，或論故實，或不論故實。宋人不解詩，便以薛王、壽王同用，譏刺義山。何異農夫以菽麥眼辨朱草紫芝乎？此解可謂妙絕，千古發端，一語已道。令狐之當國矣，蓋原知義山之人之事，方得是解。不然，空空而思，冥冥以決，豈可得乎？縱得之，恐亦成郢書燕說而已矣。《詩集傳》病多坐此。
又按：竇梁賓，夷門人，進士盧東表侍兒也。詞筆容態皆可觀。東表當及第，竇為喜詩曰：「曉裝初罷眼初，小玉驚人踏破裙，手把紅箋書一紙，上頭名字有郎君。」若掩其姓名，亦可知是婦喜夫登第之作。朱慶餘作《閨意》一篇，獻水部郎中張籍曰：「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此若掩其題，恐未必知是後進求知就正於前輩之作也。詩有難辨如此，吾欲誦以質晦翁。
又按：余久而得王忠文禕《學詩齋記》，曰：詩道其微矣乎，以情性言詩，非所能知。自章句之說言之，則某竊有疑矣。蓋二《南》、大小《雅》《周頌》，周公之所定；變《風》、變《雅》、魯、商二《頌》，孔子之所取。而並周公所定者合三百五篇，尚矣。第今觀之，二《南》以《關雎》配《鵲巢》，《葛覃》配《采蘩》，《卷耳》配《草蟲》，《樛木》配《江有汜》，《螽斯》配《小星》，《桃夭》配《摽有梅》，《兔罝》配《羔羊》，《芣苡》配《采蘋》，《漢廣》配《行露》，《汝墳》配《殷其雷》，《麟之趾》配《騶虞》，各十一篇，整然相合，信其為房中之樂。而《甘棠》，後人思召伯者也；《何彼穠矣》，王風也；《野有死麕》，淫風也。此三詩者，胡為而廁其間乎？而又成王之頌乃有康王以後之詩，今謂二《南》《周頌》果為周公之所定，其可乎？秦火，《詩》《書》同禍，《書》殘闕甚，而《詩》獨無一篇之失。然《素絢》《唐棣》《狸首》《轡柔》諸詩既已散逸，而已放之鄭聲乃反獲存。劉歆以謂《詩》始出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不足則以世俗之流傳管弦之濫在者足之，不復辨其非。故變《雅》之中或有類乎正《雅》。而又《六月》變《小雅》之始，《民勞》變《大雅》之始，乃與正《雅》同其篇什。《豳風》非變也，乃係於十三國之末焉，烏在其為各得所也？然則，今之三百五篇，謂皆孔子所刪之舊，可乎？不可也。蓋自漢以來，學《詩》者悉本於鄭氏訓詁譜序，惟鄭說是從。人有耳目肺腸，不敢以自信也。及宋朱子之《集傳》出，而鄭學乃遂廢。朱子所謂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者，學《詩》之旨，無以易此矣。世之習其讀者，固得有所據依，而其可疑如向之所云者，學者以為朱子之所未嘗言，不敢以為言也。昔者鄉先正王文憲公蓋嘗欲修正之，而卒，亦不果。豈非詩道之微於是為已甚乎？此論正從王文憲出。
又按：趙子常引其師黃楚望之言曰：《周禮》，王巡守則大史大師同車，又其官屬所掌，皆有世奠。係之說方采詩之時，大師掌其事，而大史錄其時世。及巡守禮廢，大師不復采詩，而後諸國之詩皆其國史所自記錄，以考其風俗盛衰，政治得失。若《左傳》於高克之事，則曰：「鄭人為之賦《清人》」；莊薑之事，則曰：「衛人為之賦《碩人》」，必有所據矣。胡朏明曰：采詩采字，均當作陳。蓋詩有采有陳。《漢·藝文志》，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食貨志》，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此采詩之說也。《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鄭氏《詩譜》，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此陳詩之說也。采之於每歲之孟春，陳之於五載巡守四仲之月。是國風所自來也。班孟堅曰：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奏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漢治近古，此其一端云。
又按：胡朏明曰：男女淫泆奔誘之辭，惟鄭、衛、齊、陳有之。《小序》概以為刺奔。說者謂刺，詩之體，但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不必譙讓質責，而後為刺也。朱子非之，以為欲刺人之惡，而反自為彼人之言以陷其身於惡，必無是理。故以為淫者所自作。而馬貴與又非之，其言曰：夫人之為惡也，禁之使不得為，不若愧之而使之自知其不可為。此鋪陳揄揚之中，所以為閔惜懲創之至也。夫子謂宰我曰：「女安則為之」，夫豈真以居喪食稻衣錦為是乎？萬石君謂子慶曰：內史貴人坐車中，自如固當，夫豈真以不下車為是乎？而二人既聞是言也，卒為羞愧改行，有甚於被譙讓者。蓋以非為是，而使之求吾言外之意，則自反而不勝其愧悔矣。此詩之訓也。貴與之說可謂辯矣。然其嘗於朱子所謂淫者自作之外，更就數詩以求之，而知鋪陳其事，不加一辭之說，亦有不盡然者。《新台》曰：「燕婉之求，得此戚施」，《牆有茨》曰：「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君子偕老》曰：「子之不淑，云如之何？」《鶉之奔奔》曰：「人之無良，我以為兄」，《螮蝀》曰：「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載驅》曰：「魯道有蕩，齊子遊敖。」以上諸詩皆刺當時之淫亂，而指斥如此，是未嘗不加一辭也。《南山》《敝笱》《猗嗟》《株林》頗似不加一辭，然以雄狐目襄公，以魴鰥目文薑，意見比興中矣。《猗嗟》以「展我甥兮」明莊公非齊侯之子，微文刺譏，抑又甚焉，安在其為不加一辭也哉。《株林》玩其辭意，亦可見作者在所賦之外。以此數詩，反而觀之，則《靜女》《桑中》《溱洧》《東方之日》《月出》等篇摹寫狎昵之情，臚列鄙穢之狀者，其為淫者所自作，無疑矣。淫者之辭，豈可錄之於經？以為漢儒所綴緝，以足三百之數者，近是。吾友閻百詩次魯齊，華川、篁墩、陽明、鹿門、諸論為一帙，有味哉。又曰：《漢·藝文志》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某謂夫子之所錄，得以流傳者，維此之故；天子之所刪，得以篡入者，亦維此之故。又曰：詩有具文見意者。《叔於田》二詩但為鄭人愛叔段之辭，而不義得眾之情自見。《揚之水》《椒聊》二詩但為晉人愛桓叔之辭，而叛翼歸沃之情自見，是也。馬貴與舉此以明《序》之不可廢，以為之四詩者，皆賴《序》而明。若舍《序》以求之，則子云美新之作，袁宏九錫之文耳。是豈可以訓，而夫子不刪之乎？蓋均一淫泆之辭，出於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奔者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戴之辭，出於愛叔段、桓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鄭莊、晉昭者之口，則可錄也。某謂四詩出於刺者之口，固可錄。藉令為叔段、桓叔之黨所自作，錄之於經亦可。使有國者知亂賊之情，而為防微杜漸之計，無傷於義，無害於教也。若男女淫泆之辭，則不可同日而論。床笫之言不逾閾，即未必淫者所自作，亦何得施之簡策，以教人童蒙之時？力捍其外誘猶恐或入於非僻，而顧令日誦此等詩以誨之淫乎？自此義不明，世遂以子夜讀曲宮體諸詩，為得國風之遺意，下逮花間諸人及柳、晏、秦、周輩倚聲填詞，備狹斜妖冶之趣，亦自謂不詭於風人，而號為詩餘。讀者、作者，展轉流傳，以蠱惑人之心志。如山谷所謂妙年美士，近知酒色之娛；苦節臞儒，晚悟裙裾之樂。鼓之舞之，使宴安冘毒而不悔者，皆此等議論啟之也。昔漢景有言，食肉不食馬肝，未為不知味。喻學者不言湯武受命，不為愚。學詩亦然，誦三百，不取《桑中》《溱洧》之類；讀晉宋以後詩，不取子夜、讀曲、宮體之類，亦未為不善學也。
又按：胡朏明曰：朱子《集傳》云：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於以考其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某嘗疑貢詩之說，不知何據。及讀金仁山《前編》引伏生《書虞夏傳》言，舜之元祀，巡狩四嶽，八伯各貢其樂，樂正定樂名。又引《書·大傳》曰：五載一巡狩，群後德讓，貢正聲而九族具成。《注》云：此采詩作樂之始。然後知貢詩之說所自出，與采詩、陳詩相發明也。蓋列國之行人采詩以屬太師，比其音律，以待時巡。因州伯以貢之天子，天子命太師陳之，而取其正聲，被諸弦管，以為燕饗朝會祭祀之樂。自虞夏以來，未之或改也（《文中子》曰：諸侯不貢詩，斯則久矣。朏明未及考此）。
又按：蕭山毛大可述高忠憲講學時，有執《木瓜》詩問難者。「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中並無男女字麵，何以知為淫奔？坐皆默然。惟吾邑來風季曰：即有男女字，亦何必淫奔？張平子《四愁詩》「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明明有美人字，然不為淫奔，未為不可也。言未既，即有咈然而興者曰：美人固通稱，若「彼狡童兮」，得不目為淫奔否？曰：亦何必淫奔。子不讀箕子《麥秀歌》乎？「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與我好兮。」夫箕子所指者，受辛也。受辛，君也，而狡童，誰謂狡童淫者也？高忠憲遽起長揖曰：先生言是也。又曰：不虞今日得聞通儒之言。竊以此論與《詩·小序》相合，而與上胡朏明及予又相乖。
又按：蘇子由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所以別其為《小雅》也。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故其在《大雅》者，謂之《召旻》《大明》，獨《宛》《弁》闕焉。意者孔子刪之矣。雖去其大，而其小者猶謂之小，蓋即用其舊也。餘謂此非為孔子所刪，蓋原編次成，後亡逸耳。即蘇說亦可證《詩》非孔門之舊本。因思《狸首》安知不別有一篇，與《騶虞》《采蘋》《采蘩》體製相類者，原在《召南》與？又安知「曾孫侯氏」八句，非別一篇名，而康成臆以《狸首》當之與？回憶少疑《鄉飲酒》、《燕》、《鄉射禮》、並歌《召南》首三篇，越《草蟲》，取《采蘋》，為亂次。後讀《詩正義》云：蓋《采蘋》舊在《草蟲》前，齊《詩》次正如是。不覺釋然。《詩》於今人情不大相遠耳。
又按：余久而後得王文憲《詩疑》曰：昔東萊呂成公嘗疑《桑中》《溱洧》非桑間濮上之音，以為夫子既曰「鄭聲淫」而放之矣，豈有刪詩示後世而反取之乎？晦庵朱文公則曰不然。今若以桑中濮上為雅樂，當以薦何等鬼神，接何等賓客？不知何辭之風，何義理之止乎？故文公說《詩》，以為善者興起人之善心，惡者懲創人之逸誌。以此法觀後世之詩，實無遺策。何者？蓋其規珣恢廣，心志融釋，不論美惡，無非為吾受用之益，而邪思不萌。以此法觀詩可也，觀書亦可也，雖觀史亦可也。以此論樂，則恐有所未盡。某嘗疑今日三百五篇者，豈果為聖人之三百五篇乎？秦法嚴密，《詩》無獨全之理。竊意夫子已刪去之詩，容有存於閭巷浮薄者之口，蓋雅奧難識，淫俚易傳。漢儒病其亡逸，妄取而攛雜，以足三百篇之數。某不能保其無也。不然，則不奈聖人放鄭聲之一語終不可磨滅，且又復言其所以放之之意曰「鄭聲淫」，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某是以敢謂淫奔之詩，聖人之所必削，決不存於雅樂也。審矣。妄意以刺淫亂，如《新台》《牆有茨》之類，凡十篇，猶可以存之。懲創人之逸誌，若男女自相悅之詞，如《桑中》《溱洧》之類，悉削之，以遵聖人之至戒，無可疑者。所去者，亦不過三十有二篇，使不得滓穢雅頌殽亂。二《南》初不害其為全經也。如此，則二先生之疑亦俱釋矣。昔曾南豐謂，不滅其籍，乃善於放絕者。以此放絕邪說之疑似者可也，若淫奔之詩，不待智者而能知其為惡行也，雖閭閻小夫亦莫不醜之，但欲動情勝，自不能制爾。非有疑似難明，必待存其跡而後知。今夫童子淳質未漓，情欲未開，或於誦習講說之中，反有以導其邪思，非所以為訓，且學者吟哦其醜惡於唇齒間，尤非雅尚。讀書而不讀淫詩，未為缺典。況夫子答為邦之問，而此句拳拳殿於四代禮樂之後，恐非小事也。某敢記其目以俟有力者，請於朝而再放黜之，一洗千古之蕪穢云。曰《野有死麕》（《召南》）、曰《靜女》（《邶》）《桑中》（《鄘》）、曰《氓》、曰《有狐》（並《衛風》）、曰《大車》、曰《邱中有麻》（並《王風》）、曰《將仲子》、曰《遵大路》、曰《有女同車》、曰《山有扶蘇》、曰《蘀兮》、曰《狡童》、曰《褰裳》、曰《豐》、曰《東門之釭》、曰《風雨》、曰《子衿》、曰《野有蔓草》、曰《溱洧》（並《鄭風》）、曰《東方之日》（《齊》）、曰《綢繆》、曰《葛生》（並《唐風》）、曰《晨風》（《秦》）、曰《東門之墠》、曰《東門之池》、曰《東門之楊》、曰《防有鵲巢》、曰《月出》、曰《株林》、曰《澤陂》（並《陳風》）、或謂三百篇之詩，自漢至今，曆諸大儒，皆不敢議，而子獨欲去之，毋乃誕且僭之甚耶？曰：在昔諸儒尊尚《小序》太過，不敢以淫奔之詩視之也。方傅會穿鑿，曲為之說，求合乎《序》，何敢廢乎？蓋《序》者於此三十餘詩，多曰刺時也，或曰刺亂也，曰刺周大夫也，刺莊公，刺康公，刺忽，刺衰，刺晉亂，刺好色，刺學校廢；亦曰刺奔也，止奔也，惡無禮也；否則曰憂讒賊也，懼讒也，或曰思遇時也，思君子也。未嘗指為淫詩也。正以為目曰淫詩，則在所當放故也。自朱子黜《小序》，始求之於詩，而直指之曰：此為淫奔之詩。某嘗反覆玩味，信其為斷斷不可易之論。律以聖人之法，當放無疑。曰：然則，朱子何不遂放之乎？曰：朱子始訂其詞而正其非，其所以不廢者，正南豐所謂「不去其籍，乃所以為善放絕者」也。今後學既聞朱子之言，真知《小序》之為繆，真知是詩之為淫，而猶欲讀之者，豈理也哉？在朱子前，詩說未明，自不當放；生朱子後，詩說既明，不可不放。與其遵漢儒之謬說，豈若遵聖人之大訓乎？餘按文云三十二篇，目缺其一，或請補之。餘曰：不可得補矣。文憲云《序》未嘗指為淫詩者，止奔也，惡無禮也，懼讒也，三篇。此三篇則《螮蝀》《相鼠》，原不列三十二篇之目。至《采葛》，曾謂作淫詩，而情款未明，今復云爾。殆所謂自亂其說者與？
又按：《日知錄》有《詩之世次必不可信》一篇，曰：今《詩》亦未必皆孔子所正，且如褒姒滅之幽王之詩也，而次於前召伯營之宣王之詩也，而次於後序者，不得其說，遂並《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魚藻》《采菽》十詩，皆為刺幽王之作，恐不然也。又如《碩人》，莊薑初歸事也，而次於後；《綠衣》《日月》《終風》，莊薑失位而作，《燕燕》、送歸妾作；《擊鼓》，國人怨州吁而作也，而次於前；《渭陽》，秦康公為太子時作也，而次於後；《黃鳥》，穆公薨後事也，而次於前。此皆經有明文可據，故鄭氏謂《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刺厲王之詩（《十月之交》有豔妻之云，自當是幽王）。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而左氏《傳》，楚莊王之言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今《詩》但以「耆定爾功」一章為《武》，而其三為《賚》，其六為《桓》，章次復相隔越。《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正義》以為《采蘋》舊在《草蟲》之前。知今日之《詩》已失古人之次，非夫子所謂雅頌各得其所者矣。餘謂此益足證《詩》非孔門之舊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