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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幸逢昌运，发其光于蠢简之中，若有神物？呵，以待圣朝而出者。是亦旷世之一遇矣。”假如我据实直书，这些颂圣的话从何说起？
素：为什么要说这些肉麻的话？
乩：一言难尽。要解答这个问题，请细读阳世当今的杂志和报纸。
素：赵诚夫的美，大仙以归于中秘，那么大仙本身亦有美么？
乩：有的，有的，就在厘别经注的义例。
素：大仙还提那些义例哩！其中第二例，“水道所过，经云经，注则云径”：孟先生指出，赵诚夫在本书的附录的按语里已经说过。
乩：官书例不著所出。而且我立了三例，此不过其一。
素：孟先生说，“戴君之第一例，所谓注文毓。一水内必详其注入之小水，以间厕其间。是以主水之名，屡举不厌。虽注入之小水，有所携带者相间，亦屡举小水之名，云云。东潜于此携带之小水，指明其为注文之生枝发叶，歧中有歧，特推广注中注之例，用小一等之字书之，以别于直接注入主水之小水。使学者随文辨认，一目了然。较之空设一例，仍使浅学按例寻求，不易立判者，用意疏密何如”。
乩：我根本不赞成注中有注之说，理由详赵书提要。库本已经把经注分开，何待“浅学按例寻求”？以涉及小水之文属注，这是赵君与我所同的。但我更进一步以为此等枝叶只能属注，不能属经，而立为判别经注之一法。赵君只注意个别的事实，而我则归纳成一条公例。这其间是有一大差别的。
素：孟先生又说，“若夫第三例谓县与故县之别，经时之县，注时已成故县，此可为辨认经注之一法，东潜视此，似以为当然之事，不在郑重定例之中”。
乩：诚夫是否“以（此）为当然之事”，我无从得知。孟先生又乌从而知之？“似”之云者，已是“遁辞知其所穷”了。诚夫没有“郑重定例”，而我“郑重定例”，这便是我的一点小贡献。不自觉的肯断和自觉的“立法”，这其间也是有一大差别的。
素：刚才说“两罪俱发”。大仙还有一个罪案，那就是偷赵诚夫的《直隶河渠水利书》。
乩：那真是滑天下之大稽！《直隶河渠书》是官修的书，我不过把诚夫的初稿删定之后，录一副本，藏之于家。我何尝在上面署有自己的名字？我生时既没有当为自己的著作而发刻，死时也没当为自己的遗稿而托人刊行。至于后人认为我的遗书，那是他们的错误。他们又不相信扶乩，否则我可以把他们纠正。
素：那么，大仙简直是被冤枉了？
乩：就《水经注》而论，也不尽然。当年为讨乾隆皇帝的喜欢，不惜扭歪事实；现在想来，是可耻的。不过那个时代的士大夫没有“得君”的需要呢！为着“得君”，谁还顾得真理呢？我为着“得君”而抹煞了的只不过一个人校书的功劳；有些人为着“得君”而抹煞了的却是血写的历史！（乩停）
署名“素痴”，原载《大公报·图书副刊》第169期，1937年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