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者耳。
七
“与道为体”一“与”字，有相与之义。凡言“体”，皆函一“用”字在。体可见，用不可见；川流可见，道不可见；则川流为道之体，而道以善川流之用。此一义也。必有体而后有用，唯有道而后有川流，非有川流而后有道，则道为川流之体，而川流以显道之用。此亦一义也。缘此，因川流而兴叹，则就川流言道，故可且就川流为道体上说，不曰道与川流为体。然终不可但曰川流为道之体，而必曰川流与道为体，则语仍双带而无偏遗。故朱子曰：“‘与道为体’一句，最妙。”
八
程子“此道体也”一句，未免太尽。朱子“因有此四者，乃见那无声无臭底”两句，亦须活看。竟将此不舍昼夜者，尽无声无臭之藏，则不可。易象于坎曰“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于兑曰“君子以朋友讲习”，看来只是如此。集注云“自此至终篇，皆勉人进学不已之辞”，初不曾打并道理尽在内。
夫子只说“逝者如斯”，一“者”字，是分下一款项说底，如说仁者便未该知，说知者便未该仁。逝亦是天地化理之一端。有逝则有止，有动则有静，有变则有合，有几则有诚。若说天地之化，斯道之体，无不如此水之逝而不舍，则庄子藏山、释氏刹那之说矣。
于动几见其不息者，于静诚亦见其不迁。程子“天德、王道”之言，亦就动几一段上推勘到极处；而其云“慎独”，则亦以研动察之几，而不足以该静存，审矣。程子推广极大，朱子似不尽宗其说，故有“愚按”云云一段。想来，不消如此张皇。礼云“安安而能迁” ，夫子云“主忠信”，“徙义”，方是十成具足底道理。
九
程子“君子法之”四字，却与“与道为体”之说，参差不合。新安祖此说，云“欲学者于川流上察识道体之自然不息而法之”，愈成泥滞。庆源“人能即此而有发焉”一句，方得吻合。此等处，差之毫厘，便成千里。
川流既与道为体，逝者即道体之本然。川流体道，有其逝者之不舍；道体之在人心，亦自有其逝者，不待以道为成型而法之。此逝者浩浩于两间，岂但水为然哉！易象下六十四个“以”字，以者，即以此而用之，非法之之谓也。言法，则彼为规矩，此为方员，道在天下而不在己矣。天德干，地德坤，君子固自有天行之健、地势之坤，而以之自强，以之载物，无所烦其执柯睨视之劳也。
“逝者”二字是统说，“斯”字方指水。“如斯”者，言天理之运亦如斯，人心之几亦如斯也。此圣人见彻内外，备道于身之语。目刻刻有可视之明，耳刻刻有可听之聪，入即事父兄，出即事公卿，此皆逝者之“不舍昼夜”也。朱子“如水被些障塞，不得恁地滔滔” 之语，亦有疵在。道体自然，如何障塞得？只人自间断，不能如道体何也。天地无心而成化，故其体道也，川流自然而不息。人必有心而后成能，非有以用之，则逝者自如斯而习矣不察，抑或反以此孳孳而起者为跖之徒，未尝碍道不行而人自踬耳。此固不可以水之塞与不塞为拟，明矣。
道日行于人，人不能塞，而亦无事舍己之固有，外观之物，以考道而法之。若云以道为法，浅之则谓道远人；而推其极，必将于若有若无之中，立一物曰道。老氏缘此而曰：“ 人法天，天法道。”呜呼！道而可法，则亦虚器而离于人矣，奚可哉！
十
程子是一语之疵，新安则见处差错。程子既云“与道为体”，则犹言目与明为体，耳与聪为体，固不可云君子法目之明以视色，法耳之聪以听声，其言自相窒碍，故知是一时文字上失简点。若云君子以之自强不息，则无病矣。
若新安云“欲学者于川流上察识道体之自然不息而法之”，则是道有道之不息，君子有君子之不息，分明打作两片，而借为式样。犹言见飞蓬而制车，蓬无车体，亦无车用，依稀形似此而已。以此知新安之昧昧。
一一
“君子以自强不息”，是用天德，不是法水。水之“不舍昼夜”，是他得天德一分刚健处。逝者，天德之化迹也，于水亦有，于人亦有。到水上，只做得个“不舍昼夜”。于人，更觉光辉发越，一倍日新。天德活泼，充塞两间，日行身内，不之察识而察识夫水，亦以末矣。 一二
圈外注引史记南子同车事，自是不然。史迁杂引附会，多不足信。且史所云者，亦谓见灵公之好色，而因叹天下好德者之不如此，非以讥灵公也。乃夫子即不因灵公之狎南子，而岂遂不知夫人好色之诚倍于好德？则朱子存史迁之说，尚为失裁，况如新安之云，则似以讥灵公之不能“贤贤易色”，是责盗跖以不能让国，而叹商臣之不能尽孝也，亦迂矣。
且子曰“吾未见”者，尽词也。灵公之荒淫耄悖，当时诸侯所不多见，而况于士大夫之贤者？乃因此一事，而遂概天下之君若臣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其何以厌伏天下之自好者哉？
且云“好德如好色”，两相拟之词，则正为好德者言，而非为不好德者。道好德，即不[如]好色，然亦已好矣。灵公之无道，秉懿牿亡，其不好德也，岂但不能如好色而已哉？灵公为南子所制，召宋朝，逐太子，老孱被胁，大略与唐高宗同。其于南子，亦无可如何，含愤忍辱，姑求苟安而已。好德者如此，则已不诚之甚，而何足取哉？史迁之诬，新安之陋，当削之为正。
一三
朱子之言权，与程子亦无大差别。其云“于精微曲折处曲尽其宜”，与程子“权轻重，使合义”正同。“曲尽其宜”一“宜”字，即义也。不要妙、不微密，不足以为义也。
朱子曲全汉人“反经合道”之说，则终与权变、权术相乱，而于此章之旨不合。反经合道，就事上说。此繇“共学”、“适道”进于“立”、“权”而言，则就心德学问言之。学问心德，岂容有反经者哉？
子曰“可与立，未可与权”，初不云“可与经，未可与权”，“经”字与“权”为对。古云“处经事而不知宜，遭变事而不知权”，就天下之事而言之，“经”字自与“变”字对。以吾之所以处事物者言之，则在经曰“宜”，在变曰“权”，权亦宜也。于天下之事言经，则未该乎曲折，如云“天下之大经”，经疏而纬密也。于学问心德言经，则“经”字自该一切，如云“君子以经纶”，凡理其绪而分之者，不容有曲折之或差，则经固有权，非经疏而权密也。
朱子似将一“经”字作“疏阔”理会。以实求之，轻重不审，而何以经乎？经非疏而权非密，则权不与经为对。既不与经为对，亦不可云经、权有辨矣。
以已成之经言之，则经者天下之体也，权者吾心之用也。如以“经纶”之经言之，则非权不足以经，而经外亦无权也。经外无权，而况可反乎？在治丝曰“经”，在称物曰“权 ”；其为分析微密，挈持要妙，一也。特经以分厚薄、定长短，权以审轻重，为稍异耳。物之轻重既审，而后吾之厚薄长短得施焉。是又权先而经后矣。
至如孟子云“嫂溺援之以手”，乃在事变上说。岂未可与权者，视嫂溺而不援乎？若伊尹放太甲，周公诛管、蔡，则尤不可以证此。
周公若有反经合权之意，则必释管、蔡而后可。盖人臣挟私怨，朋仇仇，乘国危主幼而作乱，其必诛不赦者，自国家之大经大法。是其诛之也，正经也。周公即微有未惬处，亦守法太过，遭变事而必守经耳，安得谓之反经？
若太甲之事，则圣人之所不道，夫子似有不满于伊尹处。其不见删于书，亦以太甲之事为后戒；且亦如五子之歌，存其词之正而已。且伊尹之放太甲，亦历数千载而仅见，尧、舜、禹、文、孔子，俱未尝有此举动。孔子于鲁，且不放逐三桓，而况其君？如使进乎“可与立”者，必须有此惊天动地一大段作为，而后许之曰“可与权”，亦岂垂世立教之道哉？浸假太甲贤而伊尹不放，则千古无一人一事为可与权者矣，其将进祭仲、霍光而许之乎？
若嫂溺手援，乃淳于髡草野鄙嫚之说，孟子姑就事之变者言之。自非豺狼，皆可信其必援。只是一时索性感怆做下来的，既非朱子“精微曲折，曲尽其宜”之义，而又岂圣贤胸中有此本领，以待嫂之溺，为反经而合道耶？
朱子云：“‘可与立，未可与权’，亦是甚不得已，方说此话。”使然，则独伊、周为当有权，而尧、禹为无权乎？孟子讥“执中无权”，初不论得已、不得已。易称“精义入神，利用安身”，则虽履平世，居尊位，行所得为，亦必于既立之余，加此一段心德。而况此但言学者进德之序，初未尝有不得已之时势，若或迫之者。
故唯程子之言为最深密。程子云“圣人则不以权衡而知轻重矣，圣人则是权衡也”，显此为“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妙。权之定轻重，犹矩之定句股；而权之随在得平，无所限量，尤精于矩；则必从欲不逾矩，而后即心即权，为“可与权”也。如乡党一篇，无不见圣人之权。若一往自立，则冉有、子贡侍于夫子而“侃侃如也”，夫岂不正，乃以准之于轻重，固已失伦。自非圣人盛德积中，大用时出，其孰能必施之下大夫而不爽哉？
万事交于身，万理交于事，事与物之轻重无常，待审于权者正等。目前天理烂漫，人事推移，即在和乐安平之中，而已不胜其繁杂，奚待不得已之时，而后需权耶？
况圣贤之权，正在制治未乱上，用其聪明睿知、神武不杀之功。若到不得已临头，却只守正。舜之“夔夔齐栗”，周公之云“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知勇不登，而唯仁可以自靖。故诗云“公孙硕肤，赤舄几几”，言不改其恒也。若张良之辟谷，郭子仪之奢侈，圣贤胸中原无此学术，而况祭仲、霍光之所为哉？
圣贤之权，每用之常而不用之变。桐宫一节，亦未免夹杂英雄气在。孟子有英气，故尔针芥而推之为圣。论语称夷、惠而不及伊尹，圣人之情可见矣。
易云“巽以行权”，巽，入也，谓以巽入之德，极深研几而权乃定也。如风达物，无微不彻，和顺于义理而发其光辉，焉有不得已而反经以行者乎？故权之义，自当以程子为正。
一四
天下无一定之轻重，而有一定之权。若因轻重之不同而辄易焉，则不足以为权矣。大而钧石，小而铢絫，止用其常而无不定，此乃天理自然恰当之用。若云不得已而用权，则执秤称物者，皆日行于不得已之涂矣，而岂其然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