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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也。以阳为用则尊阴，以阴为用则尊阳，随时变易，迭相为用也。阳不能独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唱。阴阳相生也，体性相须也，是以阳去则阴竭，阴尽则阳灭。顾阴之为道，利于从阳，不利于抗阳；阳之为性，宜于潜藏，不宜于发泄。若夫阳主进而阴主退，阳主息而阴主消，进而息者其气强，退而消者其气弱。阳刚温浓，居东南，主春夏，而以作长为事；阴柔严凝，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敛藏为事。作长为生，敛藏为杀，似乎以阳为重，及观天不地不生，夫不妇不成，又谓元不生于元而生于贞，盖天地之化，不翕聚则不能发散，故不贞则无以为元，而非生生不穷之道也；又不必以阴为轻，则先儒之说未尝偏轻偏重也。故阴阳得其正，则平若权衡，阴阳失其和，则反如冰炭。自其变者而观之，阳主乎热，阴主乎寒，不可混而为一；自其不变者而观之，阴气流行即为阳，阳气凝聚即为阴，岂可分而为二。且阴阳互藏其宅，故伤其阳即及其阴，伤其阴亦即及其阳。阴阳消长无穷，故阳之退便是阴之生，阴之退便是阳之生，《内经》亦曰：阴阳之道，如环无端是也。
如曰阳能生阴，阴则不能生阳，岂理也耶？且果谷草木，有生于春而成于秋者，亦有生于秋而成于春者，惟独阳则不生，独阴则不长耳。要之，论其常，则毫厘不可轻重；如其变，则刚柔大有悬殊。所以寒极则冻而死，暑极则热而毙，过则主乎杀也；晴明物亦荣，雨露物亦茂，和则主乎生也。惟今人之体，偏胜者多，在乎临证者，于向来偏执之说，毋低其短，善用其长可也。阴阳之理，非一言可以尽之也。
中道说
中之为道，无所不涵，无所不彻，推之医理，尤不可忽。盖万病由于乖戾，用药惟以调和，益其不足，损其有余，温凉攻补，必归于中而后可。夫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谓也。故中无定体、随时而在，一病有一中，不可偏向一病，而今日如此为中，明日如彼为中，慎勿固执。且同一病而此，则如此为中者，彼则如此而又非中，无穷活变。故中者，如权之称物，如镜之取火，少越焉，太过矣；少退焉，不及矣；总在死机之顺应也。医之中道，非不寒、不热，不补、不泻之谓，中病即是中，中病而毫无偏倚，毫无过不及，即是至中。是以补如参、地，泻如硝、黄，热如姜、附，寒如膏、连，散如麻、桂，毒如虻、蛭，合宜而用，何一非大中之理乎，是在平时穷理精而辨症明，则临病自生变化，能统万理于一原，自能通一心于万事也。尝怪前贤往哲，代不乏人，其聪明才辩之资，纵横反复，蹈奇入险，固皆医林之杰也，然而适中者寡矣。《书》曰，“允孰厥中。”子曰：中庸不可能也，医虽小道，何独不然？
三百九十七法考
仲景《伤寒》书为叔和编次，已失其真，即林亿校本，亦已难得，今世所传，惟成无已注释之本而已。至三百九十七法，莫不津津乐道，而究鲜确指。汪苓友亦云：前人所未明言，其引张孝培《伤寒类疏》桂枝汤服后至以助药力为一法，温覆至如水流漓又一法，称与诸家不同，顾吾不知其何本而有此。考前明有吾虞赵开美翻刻宋板《伤寒论》全文，其三百九十七法，于每篇之首注共几法，先则节录原文，开明第一、第二，次于原文之下，复列一、二、三之数，总计全书治法，了如也。但不知出自叔和，出自林亿，今之传本亡之者，殆为无己所删乎？后人未见宋刻，茫然不晓，如王安道亦未之见也。国朝王晋三虽于每方之下注以各法，亦不过继张孝培、汪苓友之志而爱礼存羊，究有未能悉洽者。故愚以为注书不应改移，止宜就文辨论，如朱子之贤，阙文错简，皆仍其旧，无已何人，而乃擅削，以致迄今，盈庭聚讼也。
仆先祖笠山公，精于医理，傅极群书，临症之暇，静坐小斋，手不释卷，虽至老不倦。于暮年采取诸同学高论，辑成《吴医汇讲》行世。旧存见闻篇什，及诸公送来佳作，先祖必反复细阅，再商之二三老友，考订尽善，方始付梓。是以采取者果多，存止者亦复不少，缘集行海内，同人之公论系焉，不苟采选，可见仆先祖慎且重也。选至十一卷周省吾先生佳章之后，忽抱沉 ，于辛酉岁辞世，迄今十四载矣，痛音容之已杳，幸《汇讲》之流传。庆耆仅守遗板，即以十一卷第八页省吾先生佳作为止。庆耆年幼无知，不能克承家学，医林典籍，未经探讨，虽承佳章赐教，不敢续入集内，所以遵先祖慎采之遗意也。爰书数语，附于简末。
嘉庆十九年岁次甲戌春正月孙男庆耆百拜谨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