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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脾胃升降
余尝考治脾胃莫详于东垣，求东垣治脾胃之法，莫精于升降。夫升降之法易知，而升降之理难明。其在《经》曰：“脾胃为仓廪之官，五味出焉。”盖脾主生化，其用在于无形。其属土，地气主上腾，然后能载物，故健行而不息，是脾之宜升也明矣。胃者，水谷之海，容受糟粕，其主纳，纳则贵下行，譬如水之性莫不就下，是胃之宜降也又明矣。故又曰：“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浊气在上，则生 胀。”夫清气何？盖指脾气而言，不然何以在下则飧泄也；其浊气何？盖指胃气而言，不然何以在上则 胀也。是非可为脾升胃降之一确证乎？由此而推，如仲圣所立青龙、越脾等方，即谓之升脾之清气也可；其所立三承气诸方，即谓之降胃之浊气也无不可。触类引伸，理原一贯，先圣后圣，其揆一也。考东垣所着补中益气、调中益气、升阳益胃各方，其论虽详于治脾，略于治胃，而其意则一脏一腑，升降各有主治，显然不可混者，其与先圣之理，又何尝相悖，而后先辉映，足以发明千古，良可师也。苟其颠倒错施，俾升降失宜，则脾胃伤，脾胃伤则出纳之机失其常度，而后天之生气己息，鲜不夭扎生民者已。余偶读东垣书，详究脾胃，以辨其升降之理如此。
气有余便是火解
昔贤有云：“气有余，便是火。”此当专以病气立论。若元气有不足，而无有余者也，何则？气化于精，精生于水谷，故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饥则气怯而倦怠，若饮食适宜，起居有节，始得元气充流，一昼一夜，正合一万三千五百息，为人身之常度，故圣人御气，如持至宝，非以气之易于不足乎？自夫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之气，外侵营卫经府，阻塞正气流行出入之道，遂致腠理闭塞，胸腹痞满，二便不通，种种显病气有余之象，而元气已形内馁之机，医者但当察其所因，如风则用和，寒则用汗之类，即不致化火，而元气复矣。若治不中要，病气留着，则六者皆可化火，即热病为伤寒之类，而病机十九条，属热者多是也，故曰气有余便是火。即七情之病，亦莫不然，如喜太过，则喜气有余而心火炽，怒太过，则怒气有余而肝火炎，此尤当从脏气之阴阳虚实而调剂之，若执是说以往，不曰破气降气，即曰清火泻火，吾恐少火生气，一伤则俱伤，一败而难复，非卫生之道也，岂古人立言之旨哉！
东垣景岳论相火辩
东垣曰：“相火者，元气之贼也。”丹溪述之，景岳非之。论曰“情欲之火，邪念也，邪念之火为邪气，非相火之所为也。”二家之说俱有词障。夫相火者，肾中之真阳，禀自先天，为人生之根本，云为动作赖之以立，衰则病，息则死。
老子曰：“一”生二。”周子曰：“无极而太极，太极动静而生阴阳。”是相火一人身之太极也，太极不能无动，然动而有节，即是少火以生气，动而无制，则为壮火以害气，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实一相火之所为，岂得另有邪火也？故人之喜怒爱惧，不过五藏之本志，男女大欲，则又万物之化醇，是皆天地间经常之理，原不至于伤生，惟狂荡无节，斯为害耳。然相火既定位于下焦，蒸腾发育，夫能使之理胜而安，欲胜而危者，则唯一心，故心为君火。《经》曰：“君火以明，相火以位。”又曰：“主不明则十二官危。”此其尤大彰明较着者也。《大学》正心，释氏降伏其心，养生者善治其心。
则推而极之，为圣贤，为仙佛，守而持之，康宁寿考。若舍君而言相，无怪乎或为元气之贼，或为生气之本，意旨岐趋，则泻火补阳，争门角立，党同伐异，欲为阐发前贤，恐先与《经》旨相谬。
古今元气不甚相远说
“五方风土异宜，古今元气不同”，医林每奉此二语为治病立方之要旨。以为西北高燥多寒，东南卑湿多热，高燥则筋骨劲强，卑湿则肌肉柔弱，此分情势之刚柔，非以判本原之强弱，故《内经·异法方宜论》、《五常政大论》，圣人早为详言之。至古今元气不同，则愚窃有说焉。皇古之世，寿称千百，荐绅先生难言之，或者书缺有间，未足征信欤？《尚书》载自帝尧以来，则皆彰彰可考，所谓元气之浓薄，必征诸寿数之短长，故古人之元气不可见，而古人之寿数有可稽。
唐虞三代，已不闻有数百岁之人，观之孔颜，尤明验也。仲师诞生于汉，为制方之祖，其用药也，不啻数倍于今，由其察脉真，审证确，任使精专，一汤日作数服，病愈或不终剂，盖有是病，必用是药，去疾务尽，断断然也，然非谓汉时气浓则可也。古者以百岁为上寿，七八九十者为老，递降而夭殇，自汉迄今，果有异欤？盖至诚无息，天地之体未有久而渐薄之理，惟天地无心于造物，人禀天地之气以生者，原各得此百年之用，而修短不齐者，人自有其浓薄耳，今古一辙也。不然，轩岐垂教，长沙祖述，岂专为一方一代而言哉？若谓今之人禀气日薄，则善乎徐洄溪有草木之性随之亦薄之论，此又不移至理也。自元气不同之说行，群以古法不宜于今，麻、桂虑其亡阳，姜、附畏其劫阴，柴、葛以升而代之，硝、黄以厉而制之，即偶然一用，不过数分，病则犹是也，药则不及矣，安能奏效乎？因是邪不去，正立亡，始之以谨慎爱之者，终之以因循害之也。故愚以为学人，当专务审证辨脉，既得证因之本，幸勿拘元气不同之见，当宗古人用药而稍减之，矫今人立方而增重之，庶几病气速除，生机不息矣。鼎也学识浅陋，有志未逮，书此以俟之。
四时皆有伤寒说
三阳伤寒，俱有表证，至于三阴，既无表证可据，而又不必一日太阳、二日阳明循经而传，卒然直中，无拘太少，今试有人卒然患得三阴条脉证，医者诊视，将不知目为何病，无论治之也。故有谓南地无伤寒者，非无伤寒，实有之而难于识，难于治也。寒者，天地之一气，《伤寒》者，举一以名书，一百一十三方，果皆治寒之剂哉？犹鲁史错举四时而名《春秋》也。窃谓伤寒一证，不特霜降以后，春分以前有之，即三时皆有之，不过因时易名，春温、夏暑，其证治已全具于三百九十七法中，在学人能通其变耳。是《伤寒》实备六气之治，厥后或专论温热，或专主三焦，或主心营肺卫，要不过《伤寒》中之一气一经，未足以窥全豹也。读书贵在参悟，不可如小僧缚律。如邪中三阴，不必皆寒，故三阴亦有热下证；直中三阴，多兼内伤，故三阴每多温补证。又况外感不出六经，内伤无过五脏，然则《伤寒》一书，并可以概杂病，何时何地无之哉？溯心源于长沙，当必沉潜反复于其书，犹必详审于无表证之治，则官墙虽峻，庶几可窥。
幼科似惊非惊辩
幼科惊症，自喻氏以食、痰、风、惊四字立名，大剖从前之讹，实为确论，叶香岩亦宗之。然更有未尽者，近多冬令气暖失藏，入春寒温间杂，小儿吸收其邪，先伤肺经，起自寒热气粗，延绵失治，渐从胞络内传，上部虽有微汗，而痰多、鼻煽、烦躁、神蒙，病家惶惧，辄云变为惊症，动用香开，妄投金石，以致阴液消亡，热势愈张，正不敌邪，肝风陡动，渐见肢牵、目窜、痉闭、发厥，势多倾败。若于病未猖撅之前，先以辛凉开肺，继以甘寒化热，佐以润剂降痰，两候自能痊可。此盖温邪陷入，阴液内耗，而动肝风，实非惊恐致病也。若误以惊药治之，恐幼稚之衔冤不少，故为之一辨。
痘科伏毒急于闷症说
痘之一症，先贤立论甚详。但近时气候变迁，竟有不同于向日者，莫甚于伏毒，而为时疠壅遏。初起寒热悠悠，腰腹并无痛楚，两潮而见点，亦色润而形单。并非要害之处，身热未解，得嚏便通。根窠虽立，不易掀发。一到三朝，神蒙气喘，斑点全无，唇不肿而口不渴，火伏内攻，迅如反掌，痘未退缩，即已喘闭告竭。虽多识者，进以芳香双解，大剂劫夺，一无奏绩，亦未如之何也已矣。
司天运气赘言
《内经·气交变大论》详言岁运，《六元正纪大论》详言司天在泉，而今似有不验者，何欤？盖岁运已分太少，而一岁之中，再分为五运，五运之中，又分主客，主客之中，又分太少司天在泉，再与间气分而为六，六气之中，又分主客，是每候中必有岁运与司天、在泉，及主运、客运、主气、客气六者矣。角、征、宫、商、羽，与风、火、湿、燥、寒，杂合于一时，变化靡穷。无怪执岁运之说者，司天在泉不验，执司天在泉之说者，岁运不验，执五运六气之说者，岁运与司天在泉皆不验，几疑古圣贤书为不可尽信矣。不知五运六气，《经》文虽逐一分言，而未及合参之理；然《天元纪》、《六微旨》二篇，论至天符岁会，则参合而言。如天符乃岁运，与司天相会，奉天行令而主半年，譬之相辅也，故曰执法也。故中其病者，危而速也。岁会乃岁运与年辰相会，犹为平气，而主一年，譬之方伯也，故曰行令也。故中其病者，徐而持也。至于太乙天符，则司天、岁运、年辰三者会合，偏盛极焉。故中其病者，暴而死也。吾侪在医喻医，如一方中纯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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